7.3 从“生产型”到“学习型”：频道制架构中的信息资源与人力资源调配
处于频道核心地位的“大编辑部”调控功能，只有在新闻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而规模化生产需要两个前提：充足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对频道制架构改造的突破口，就围绕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调配展开。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构筑信息资源最大共享、最快沟通、最强竞争力的生产组织，和人文气息浓厚的学习型组织，始终是广电新闻在未来生产中的管理核心，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我国电视业近50年的历史发展，历经节目时代、栏目时代，再到频道时代，电视媒体的竞争也随之越过声像技术、节目样式和频道包装等外在手段而直逼频道经营的总体战略。正是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频道制成为新时期电视媒体组织管理改革的核心架构。它标志着媒体运营不仅仅关乎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更涉及经营管理、经营理念上的革新。因此，如何建立、完善频道制架构，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就频道的整体战略层面，必须通过分析和预测外部行业发展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寻找频道发展的机会和威胁，同时客观地分析频道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找出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明确频道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例如央视新闻频道把公信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而凤凰卫视更愿在全球视野、两岸三地的信息流通方面做文章。在明确目标后，紧接着要研究确定实施战略目标的途径、步骤和手段，为频道化管理建立统一的标准。如前文所述，频道制改革首先要面对的是中心制、制片人制对资源控制各自分立的组织形式，各栏目处于相互分隔的状态，在节目、宣传、技术、人事及分配制度上可能各自都有一套独立的管理、考核体系。如何在考虑历史沿革的前提下，建立频道层面上的综合考评体系，是频道在内部管理上需要着重解决的。而要突破这些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在微观层面找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抓手。
在微观层面，除了首先要建立保证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数字化技术平台外，我们通过前文对频道化运营下新闻生产特征的扫描以及与国外相关媒体机构的比照，发现处于频道核心地位的“大编辑部”调控功能，只有在新闻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而规模化生产需要两个前提：充足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对频道制架构改造的突破口，就围绕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调配展开。
7.3.1 多层次、多渠道地构建适度规模的新闻资源网络
7.3.1.1 国际新闻资源的获得
驻外记者站是媒体布置在境外新闻现场最前端的触角。中央电视台目前有15个驻外记者站，分布在欧美、中东等重点区域，与国际同类媒体相比数量仍显局促。此外，国际新闻主要依靠新华社驻外分社的记者提供报道。据我们日常观察，驻外记者的报道形式多为电话连线(46)，有图像内容的现场报道比例很低。在目前的规模下，要增加报道的数量，特别是获取独家的新闻画面，驻站记者必须具备综合能力，或增加人数，使人员的配备满足拍摄、采访和技术的分工需要。
国内电视媒体近年来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派记者赶赴现场进行报道已渐成惯例，但事后的“及时报道”多而正在发生的同步报道少。2003年在世界各大通讯社对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首发权争夺中，新华社以10秒优势拔得头筹，留守巴格达的伊籍报道员贾迈勒功不可没。雇佣当地报道员或临时人员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通行做法，在突发事件的复杂环境下，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实时”信息来源，至少能保证声音源，比如在美国西海岸遭受飓风袭击时，凤凰卫视通过电话请当地华人介绍受灾和救灾情况，也成为现场感很强的报道。
记者站是媒体争夺独家新闻或独家画面的基础设施，但今天的“独家”概念已不仅限于新闻源头的争夺，“现在是一个拼独家角度、独家表达和独家在快速的时间里达到深度的时代”(47)，因此“借力打力”，利用其他媒体的公用信号为自己服务也是延伸新闻触角的一个捷径。此前已有伊拉克战争全天候直播的成功先例，当时央视不仅利用西方电视媒体的信号，还大量采用了半岛、阿布扎比等阿拉伯电视台的素材，多样的信息来源在让国内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客观、平衡”的媒体立场。同时，我国电视台也要发挥自身优势为境外电视机构提供资源，使信息“走出去”，增加外宣效益。
7.3.1.2 国内新闻资源的获得
央视与地方台市场化合作
相比央视驻外记者站的稳步发展，以及《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遍布全国各地的记者站，央视国内记者站的建设显得过于迟缓，“记者全在北京窝着……每天中央电视台有几百个记者飞往全国各地，每年机票就是上亿元”(48)，浪费财力且严重制约了对外地新闻的反应速度。而地方台在供稿时，出于当地利益考虑，难免多报喜少报忧。新闻频道成立后，央视需要更多来自地方的有价值的新闻，在各地进行经常性的直播，解决地方新闻信息低成本、高效率的采编记者站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在频道化运营的背景下，央视与地方台之间竞争加剧，但相互的依赖性也在增强。由于两者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长期以来央视与地方台的合作主要依靠地方宣传部门的发稿任务维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央视对地方台的稿件质量、技术条件不甚满意；另一方面地方台对合作方式不平等、报酬低甚至没有报酬等问题意见很大。双方合作上的矛盾靠行政手段很难协调，央视曾经设想过参照商业体制建立“附属台”，把地方的城市台收购后承担地方新闻采集、播发功能，但又为地方政策所不允许。
在记者站尚未建立，与地方台的磨合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央视海外中心新闻部在地方培养特约记者的作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过渡方式。他们从地方选拔业务强且具有出镜能力的记者作为特约记者，采访时使用央视台标，在北京设立与之对应的地方新闻工作组，建立沟通渠道，使当地记者采集的新闻符合央视的业务模式。这个地方网络今天也已初具规模。当然，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立足于互惠互利原则上，适当借鉴市场化的方式，比如节目收购、经济补偿、签订优先使用协议、广告收入分成等，将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直播技术支持等常见的合作内容和方式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明确，使双方的合作有章可循，有序进行。同样，地方台也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央视的新闻资源，而不再在版权上引发争端。
地方台通联合作机制的改进
近年来地方电视台在开发当地民生新闻资源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硬件方面普遍配备了SNG设备和每天在大街小巷巡视待命的移动直播车，用现代化通讯手段构建了热线“报料”网络，人员上动员了大量社会力量参与新闻的发现和采集，如民间DV摄像师、特约信息员等等。此外，通过改造传统的通联队伍、开发城市信息系统，也能充分而有效地发掘出蕴藏在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信息、技术、人力资源。
基层通联部门担负着本单位的宣传任务，供稿的积极性很高，过去通联工作基本上是拾遗补缺，“有关系就容易上，是朋友了就能帮忙，主要靠感情来维系”，他们的新闻素材宣传色彩浓厚，工艺水平较低，但比起普通市民组成的非专业队伍，政治意识强，业务素质高。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使各通联部门与媒体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新闻时段的增加客观上也更需要通联部门提供的素材，双方有着一致的利益取向。通过哪些改进可以让通联部门从“宣传本位”的传播者变为职业化的新闻产品供货商？上海电视台外联部的“大通联”的模式值得借鉴。(49)
上海有19个城区有线电视中心和郊区电视台，这些电视机构具备了强大的采编队伍和硬件设备，记者编辑近300人，前后期设备各有上百套。2001年综合新闻频道的《新闻坊》栏目开播后决定利用这些资源完成每天18分钟的新闻制作，给大家一个共同的平台，并与19家区县电视机构讨论出台了一个建立在责、权、利共享基础上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
信息沟通机制：每天中午召开电话编务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区县记者站站长碰头会，通报当月用稿情况、部署下月的报道要点以及交流报道计划，编印《通联简报》反馈用稿数量和质量，促进业务交流和理论探讨。
采编协调机制：通过身份确认的方式为区县记者创造采访条件，择稿上建立一整套评价标准；坚持新闻规律，杜绝人情片、关系片，加强记者与编辑的沟通；建立机动应急采访机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各区、县电视媒体记者可单独出动采访，也可以多点联动、组合报道。2003年上视综合频道在每个区县电视媒体成立记者站，每站配备一台采访车，安装了GPS定位系统，随时调度。
服务奖励机制：把平时考核和年终表彰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通联简报》公布每月的考核情况，做到相对透明；稿酬严格采用与本台记者相同的评分制，除文字稿外，还由新闻监制、制片人、责编共同评定画面的等级。经济奖励上拉开比例，完全体现奖励先进，激励后进的原则，并且和栏目的收视率挂钩。除了直接发给记者的稿酬，还开设了相当于稿酬总量60％的站长奖励基金，由站长用于奖励本记者站的后期编辑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
培训制度：定期邀请资深记者、编辑、高校专家对区县记者进行培训，甚至直接走进区县记者站现场指导。请区县记者轮流到外联部跟班学习，参与栏目后期编辑，帮助记者了解新闻频道的制作流程和规范化操作。每次培训都进行书面考试，并在《通联简报》上公布学员的得分情况，阅卷评语和批改后的考卷也寄还到每一个学员手中。
从硬件投入到信息沟通、采编协调和服务奖励机制，上视外联部逐步在城区电视台构建了高效、互动平等的工作氛围，目前双方对这个机制都比较满意，栏目也在健康发展，2003年获选全国十佳新闻栏目。这种“大通联”模式的机制建设不仅为地方台与通联部门、甚至在国家台与地方台之间的合作上，都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思路。频道化运营后，各个电视机构为了满足对“新闻原料”的需求，大力发展社会化的采编队伍。这个模式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能有效地避免采集门槛的降低而可能导致的选题草根化和工艺水平的下降。随着新闻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功能逐步完善，这支分散于各职能部门、贴近新闻前沿的通联队伍的作用日益显现。
公共信息管理网络的利用
数字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日渐广泛地被运用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成为媒体可以延伸到新闻现场的另一种触角。交通管理指挥中心的道路监控系统早已成为各地广播电台最重要的路况资讯来源，遍布街道社区的治安监控系统拍摄的素材在电视新闻中也屡见不鲜。有些地方电视频道已开始借鉴境外电视机构的做法，利用城市信息网络为市民提供出行服务信息。调研中从业者也有此呼声：“交通也好，天气也好，与生活、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很多城市现在堵成这样，你的出行时间增加了那么多，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得加大多少？这事老百姓关不关心？能不能做常设的直播？”(50)
这种针对性和地域性相对明显的题材，可以首先在地方台尝试。2004年底北京的第一场大雪降临后，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立即启动灾害天气报道应急预案，打通《北京您早》和《晨间资讯》60分钟节目，对雪天道路交通进行了滚动直播，受到观众和政府的双认可。“这也是我们探索媒体承担城市管理和疏导功能的一次成功。如果换了中央台，它们不会拿出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做路况交通，因为它的受众群面向全国，做这种节目没有针对性和很强的传播价值。”(51)
除了提供服务性信息，这些技术手段在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还能起到应急的作用。比如“非典”时期，央视在直播时调用上海外滩一个常设的摄像机位的信号，配合记者用手机描述外滩的情况，让观众看到了一如平常的外滩全景，折射出人们面对“非典”从容的心态，比架微波等常规办法省时省力且产生了特殊的效果。目前的问题是这些网络的管理权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电视机构仍需要与各方积极协商进行统筹调度，同时也要防止对这块资源“富矿”的“滥采”，为片面追求真实感、现场感而妨碍社会公务管理，或侵犯普通市民的权利。
打造新闻资源流动的跨媒体平台
一直以来，电视机构与通讯社、网站、报纸、杂志之间的跨媒体新闻协作始终非常活跃，从地方台到央视存在着各种风格的读报栏目，并且各地广播电视在逐步完成集团化改造后，普遍拥有包括广播、电视、网站、数字电视在内的多媒体新闻资讯发布平台。但在新闻的采集环节，不同的媒体基本上还是单门独户，自产自销，下一步的发展应考虑通过合理整合分散在各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量有效地提高新闻资源的流动率，台湾东森媒体科技集团的运作可作借鉴。
台湾东森媒体科技集团于2001年建立了报纸、有线电视、广播、宽带、网络“五合一”的跨媒体新闻平台，之后新闻采集与供稿的方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目前的工作流程是由一个新闻小组承担采访任务，小组内通常有文字与摄像两名记者，到达现场进行采访时，先由文字记者通过电话或其他通信手段，口头向东森广播网发布信息，由电台率先播出；然后当摄像机架好并进行电视采访时，图像信息就开始流向电视媒体，供各电视台编辑后播出或当即直播；同时，文字记者又以最快速度整理出文字新闻稿，发给集团的网络媒体，由网站滚动播出；集团内的平面媒体则从网络下载所需新闻，经编辑后在报纸上刊出。所以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到现场的东森集团记者往往只有两个，刊播这条新闻的却可能是集团内的众多媒体。
协调采编与技术部门的配合
电视台新闻业务部门与其他技术服务部门之间仍然是平行的关系，随着新闻生产的规模化、直播的常态化，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且新闻部门与其他单位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为了让业务人员，特别是节目与栏目的主管集中精力处理业务的问题，专门设立一个承担沟通与协调职能的岗位势在必行。由于各单位在行政上仍然是平行建制、垂直管理，为保证沟通的效率，协调岗位应由有一定行政职务的领导来负责。
公共采访部门逐步向“内部市场”机制过渡
整合采访部门，构建公共资源平台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重复采访，防止资源浪费，负面问题是缺乏特色资源，栏目的个性要求无法保障。特别是在卫视频道和地方新闻频道，由于综合新闻滚动播出的时段不多，或者“规定动作”占据了大部分版面，设想中的公共平台服务功能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情况，现阶段可以先采取一些过渡性的办法。比如可以在采访部门的统一管理下，暂时允许原先属于栏目的记者主要为栏目提供新闻素材。如果综合新闻有需要，则通过主编与采访部门领导或编委会的协调即可直接调用。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又能稳定栏目的发展。同时在岗位设置上，逐步取消或减少按部口设置记者的形式，过渡为按领域设置，每个领域由多人负责，在“编辑部”统一调控下，通过与专业编辑的沟通实施采访报道，既保证整体的协调，又形成竞争氛围。未来逐步形成一种“内部市场”机制，栏目与综合新闻可以根据记者的能力和工作效率、新闻质量高低等进行自由选择，给予一定的经济报偿或奖励。鼓励记者向本领域的“通才”发展，既能完成公共部门的服务职能，又能满足特色需求。
这一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包括首先要强化编辑、策划、主持人的作用，加强栏目的差异化特征，提高栏目对新闻资源的精细加工能力；其次，改变目前以发稿数量为主的记者考核标准，围绕提高“大编辑部”的运作效率，建立新的考核指标，包括：
时效性：由于栏目的影响力、稿酬标准或与记者的关系亲疏不同，有些记者采访回来后便私下“压稿不发”。为此，应规范及时发稿的制度，把时效性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要求记者在最近的新闻时段抢发头稿。
独家性：鼓励编辑与记者深入思考选题，挖掘新闻源头，发现有自主知识产权价值的新闻。
适应性：鼓励记者、摄像全面地采访和记录新闻，拍摄有价值的画面，如果素材被选用的次数多，则给予相应的奖励。
上述这些指标同样也适用于与记者互动的专业编辑。
7.3.2 专业化、规范化构建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体系
显然，以上搭建的信息资源网络能否发挥出设想中的效益，最终取决于组织内是否有满足数量和质量需要的人力资源。“一谈到改革首先是裁人，砍掉的是一线干活的人”(52)，人员不足是制约广电新闻生产专门分工的首要因素，特别是关键岗位的人员的短缺，客观上造成信息量获取不足。广电集团化改革后逐步建立了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但在具体操作中，应根据新闻一线部门的实际工作量重新设计和调整人力规模，并重视关系新闻质量的核心人才的选拔。对电视人才紧张且本地社会制作力量不足的地方台来说，这个问题更为迫切。
7.3.2.1 人力资源的调配与激励
引入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先进经验
长期以来广电媒体的事业单位属性，决定了广电自身对新闻采编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目前国内广电媒体受制于“事业编制”的用人指标，在前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大量引入编外人员进行节目生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电台、电视台中早已成为生产线上的主力军。但是，在其中的绝大部分单位中，“在编”（台聘）人员的薪资、福利、升迁机会都要远远高于“编外”人员，同工——实际企聘人员往往干的更多——而不同酬，这在一些向全社会倡导社会公平、人文精神的广电媒体中已存在了十多年，也是一件咄咄怪事——其实也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畸形的用人体制，不知会延续到什么时候。调研中，不少从业者也对这种不平等的用工制度深表担忧：
带来的问题，首先记者对自己的要求就不是很严格，做一条报道，只是完成一个任务，挣一点奖金，为奖金干活。第二，专业和敬业是两个概念。他们可以做得专业，但是他们很少有人用敬业的态度去工作，去对待片子。除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记者身份的问题。他缺乏归属感，他怎么去敬业呢？他只要获得一天三餐，做得专业就不错了。(53)
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深圳电视台已经在薪资等各项待遇上取消了不合理的利益剪刀差，极大地调动了编外员工的工作热情，也为编内人员提供了一个尊重能力、公平展示自我的平台，为媒体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创新动力。
在境外媒体、新兴媒体层层进逼的压力之下，内地体制内电视媒体亟待推动媒体内部的事业型人事部门向企业化的人力资源建设部门转型。例如，由于经济效益不错，广电媒体人力资源引进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等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因此，规范新人引进制度，转变人事管理部门意识、职能，将其部门、个人工作绩效与引进人才工作表现挂钩，避免人事“寻租”和对集体的不负责任势在必行。同样，在从业人员内部，也存在着盲目乐观，安守媒体“老大”垄断地位的不良情绪。这间接增加了中心制、制片人制等利益调配过程中的阻力。因此导入现代企业的危机管理，尤其其中的危机意识使之成为成员共识，否则利益既得者不会向频道制、大编辑部改革让步。当然，危机意识只能够从组织外部提供抵御溃散的离心力。但如果在组织内部形成团结一体的向心力，必须建设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否则再多员工也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对工作高度紧张的新闻人而言更具现实意义。
课题组在访谈中多次发现职业疲劳感困扰采编人员的案例，常年持续精神压力和日趋严苛的考核，使许多电视新闻人处于亚健康的抑郁状态。当“加强管理”一次次成为不同层级文件的关键词时，决策制定者慢慢忽视了严格考核与人性化操作的平衡，而这对文化产品生产更为重要：人在过大的压力下会发生变形，无法设想人在焦虑中能很好地完成激情的精神创造。因此，在一些管理条例规定淘汰比例的时候，应当为淘汰者的职业生命负责。所以，在健全退出机制，加速人才流动的同时，作为人性化操作的手段之一和企业生存要求，学习型组织的培育必须成为重中之重，为普通员工的终身学习提供时间、机会和热情，同时强化对领导者的监督、考核，推动事业单位沉淀已久的惯习转型。一个温暖、向上的媒体组织，是因应信息时代各种媒体竞争的保障。
深化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在整个人事配套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新闻生产组织可以通过细化专业分工来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例如，调研中发现，记者按照领域设置派出后一天可能采集数条新闻，如果每条新闻都由记者自己进行画面编辑，显然难以满足时效的要求。而在“编辑部”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下，领会编辑意图、工艺熟练的剪辑师能迅速根据新闻编排的要求完成图像编辑，提高画面资源的利用率。因此专业剪辑师岗位的细化，不仅能提高采编系统的工作效率，还有利于经过长期磨合形成比较稳定的画面风格，形成节目或栏目固定的视觉特征。同样，“新闻主笔制”或“新闻撰稿人”这个从平面媒体引进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闻导语、解说词或评论语言生硬的问题基础上，还有助于媒体进行观点的提炼，形成独家的角度和表达，而且未来“撰稿人”还可以向策划甚至评论员的方向发展。
灵活用人体制 聘用临时人员应对“季候性”生产
新闻生产也有一定的“季候性”特点，如在突发事件、大型报道期间，对人员的需求也会突然剧增。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直播伊拉克战争时期，曾有临时招聘大学生补充报道队伍的先例。这种“流动部队”根据具体的项目而建立，利用社会制作力量或电视台内部闲置的人力资源短期合作，项目结束后便解散，不增加日常的人力成本，这在西方传媒中也是常见的做法。
完善激励机制 维护员工绩效良性循环
在本文的体制改造部分，我们立足于“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提出以“公共资金”为调节杠杆的经费供给分配机制。这套机制首先保障新闻节目运作的最基本经费供给——包括从业者的固定工资。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广告收入直接挂钩的激励机制，将广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从业者的浮动工资，使其成为最直接的经济激励手段。在这一基本模式下，还可对固定工资部分设立技能工资方案（或称能力工资、知识工资）。它是岗位工资的替代方案，组织机构不是根据个体的职称，而是根据个体掌握的技能和能够做的工作来订立标准，确定工资级别。在“大编辑部”模式下，编辑是整个新闻生产流程的中枢，必须掌握多种制作技能、增加灵活性、不断学习方能指挥调度前后方人员。按照职称显然很难拉开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根据技能工资方案，给予编辑较高的工资既是对能力的肯定，也是无形的驱动力。
技能工资方案能鼓励从业者掌握更多的技能。一个能派到新闻现场独立完成摄像、采访、简单编辑和视频传输任务的记者，和一个只能进行采访的记者之间显然能力有别，也应在工资上予以体现。再者，电视机构内部的晋升机会并不多，这种做法可以让从业者在没有升职的情况下增加收入、丰富知识。另外，专业人员比一般人员更看中自己对专业技术领域强烈和持久的承诺。因此，除了薪酬和职位，一个重要的激励方式是为专业人员建立起专业权威，比如岗位首席制度的建立，使他们即使不拥有管理职责，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更高的地位。
岗位首席制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都市类报纸大量涌现、报纸人才白热化竞争中产生的。它是“媒介组织在职能部门层面上，根据媒介组织发展和竞争需要设置若干专业性的关键岗位，以期在未来竞争格局中获得领先和相对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54)首席岗位如今也开始盛行于电视媒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分配制度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在内部为从业者提供一个业务提升的渠道。
7.3.2.2 应用《编采手册》督促员工遵守职业规范 减少无效支出
“新闻是一种结构模糊、以变动为常态的工作，要求明确制度如同缘木求鱼。”上世纪80年代，学者塔奇曼（Tuchman）的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为了处理每日复杂的新闻事件会发展出许多惯性的工作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常规”(55)。反之，学者亦证明，新闻工作依靠常规，缺乏规范标准恰恰又给予外在权力更多的施展空间。(56)各级主管可以利用或重新制订“常规”来影响新闻工作，而一旦离开岗位，则又有新的规则取而代之。在频繁的变动中，基层新闻生产组织的创新与改革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的素质和能力”，其初见成效的“常规”也只能暂时、局部地存在。同样，工作标准的模糊也使从业者的行为缺乏规范，以至课题组不止一次地听到管理者感叹，我们的记者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记者，他们甚至连去哪里，干了什么都不用事先通报，这显然也有悖于现代新闻报道团体合作、流程化生产的要求。
各国的通例是通过制定新闻节目的《编采手册》或《制作手册》来界定“各媒体组织内新闻工作者制作新闻（采、写、编、排或播）时的作业及行为准则”(57)，而这些《手册》是“在组织文化影响下，所规定的新闻媒体组织与语言常规，用以促使新闻工作者达到媒介组织所认可的风格。”(58)《手册》把新闻组织和从业者约定俗成的行业“常规”制度化，并体现本国或本地区新闻管理的法律条例和道德准则，一方面帮助新闻工作者更方便、迅速地产制新闻，另一方面也使“组织成员对于什么是恰当的行为，或者从更根本上说，什么是有意义的行为，有了共同的理解。”(59)在电视新闻规模化大生产的今天，新闻组织最关心的已经不是记者的原创性，而是“是否及如何能将信息以最有效、快速的方式传达给阅听人”，《编辑手册》最实际的用途在于保障生产流程的有序进行，帮助记者和编辑剔除新闻采编中的个性化因素，形成“不同报道之间的同构型条件”从而进行“可复制的模式化生产”。
学者对台湾传媒《编采手册》的内容分析发现，《手册》分别在组织规范和语言常规两方面制定了新闻生产的理念与操作标准。(60)理念方面的内容有专业信条（包括“台湾新闻记者信条”及处理新闻的标准）、道德标准、相关法条、组织理念（多与该组织发行宗旨及精神有关）、政策、言论方针、读者定位、路线（即采访领域以及相应技巧）、时间（有的还特别列出组织截稿时间之规定）、编辑、记者的技能条件、工作态度和方式。(61)操作方面，广电媒体在工作流程上都规范得巨细靡遗，对分工的规定较为详细，对于时间限制之规定也较为具体。比如超级电视台专门有一本手册规范每日新闻标准、作业流程及工作任务，将编采人员及制作人员作业的工作项目、时间与参与人员都精细说明；对记者采访之摄影、录音或传送设备有所着墨，如要求记者随身携带相机、注意是否以V8拍摄到画面等；对电视新闻的声音图像的配合、影像剪辑均有所规定。比较英、美、日等国以及我国香港等地的类似文件，可以发现这些节目管理上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每个媒体在各国或当地的广播电视节目标准之外都制定有自己的标准；二是这些标准是公开的，接受公众投诉或政府监督；三是内容涉及采访、编辑、制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以及各类节目的处理原则，内容详尽，操作性强。采编人员可以随时查阅。(62)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部分国内电视台也有各自的制作规范。比如强制性地规定所有摄像用三角架、强调报道事件过程、大量采集和运用现场同期声等等。我们发现，对制作过程规范比较严格的节目和栏目往往新闻制作质量较高，而且风格比较明显。目前欠缺的是将这些单个、零散的做法进行系统的整理，形成条例。事实上，这种按表操作的工作设计不但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功能，更隐含着专业化的规训，潜移默化地推动新闻工作者将条文内化成新闻专业能力。而且，从管理的角度，《编采手册》的功能还不仅是“工具书籍”，也成为评估从业人员的表现是否到位、制作的产品是否符合新闻组织风格理念的必备参考原则。
当然，《手册》对新闻自主和从业者创造力的负面影响也是争议很大的话题，学者也注意到由于新闻生产的弹性变动以及从业者的“文人”性格，这些制度也常常不起作用。但对于解决目前由于从业人员整体的新闻理念、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而导致的新闻品质问题，这仍然是个对症的良方。况且，对当下广电机构不断涌入的年轻新进者而言，比起传统的言传身教，《手册》无疑能更迅速地让他们进入状态，减少时间、经济的无效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广电新闻生产中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建议，其中或许有许多因缺乏管理实践导致的不足之处。但我们坚信，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构筑信息资源最大共享、最快沟通、最强竞争力的生产组织，和人文气息浓厚的学习型组织，始终是广电新闻在未来生产中的管理核心，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注释】
(1)Shoemaker，P.J and Reese，M.D，Mediating the Message：Theories of Influencing Media Content（2nd Edited），New York，Longman.
(2)尹卫东：《哲学视野中的西方管理思想流变》，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69页。
(3)郭镇之：《电视传播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21页。
(4)胡泳：《试论频道化管理（问题探讨）》，《新闻战线》2006年第1期。
(5)1997年，中央电视台江和平、何绍伟对CNN进行了近距离的深入考察并形成文字报告，参见江和平、何绍伟：《认识CNN（上）》，《电视研究》1998年第9期；江和平、何绍伟：《认识CNN（下）》，《电视研究》1998年第10期，本文引用了其中对CNN新闻生产流程的介绍内容。
(6)江和平、何绍伟：《认识CNN》，《电视研究》1998年第9期。
(7)张宝安：《电视新闻频道的技术框架》，《广播电视信息》2000年第11期。
(8)严波：《电视台新闻频道专业化的技术基础和工作流程初探》，《现代电视技术》2003年第7期。
(9)胡正荣：《欧美主要电视新闻频道的结构及运行特点》，《中国记者》2003年第5期。
(10)赵彦华、赵东来：《没有硝烟的战争——BBC和CNN的全球争霸战》，《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页。
(11)东森台湾本地新闻网与主要面向大陆、港澳和亚洲华人的东森亚洲新闻在新闻处理上差异很大。
(12)于丹：《电视新闻——媒体变局的聚焦点》，《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期。
(13)喻人旺、余铁平：《对福建台新闻频道的观察和思考》，《电视研究》2003年第2期。
(14)喻人旺、余铁平：《对福建台新闻频道的观察和思考》，《电视研究》2003年第2期。
(15)吴朝阳，时任东方卫视总监，2004年11月8日在东方卫视接受课题组访谈。
(16)张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17)张亮：《探寻现代传媒的生产规律 搭建科学的新闻管理平台》，《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4期。
(18)金鹏，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要闻采访部主任，2004年10月17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19)张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20)各栏目调整改进的具体措施为：加强《北京您早》的新闻大局观，体现大信息量、快节奏的特点。强调《特别关注》抢发当天上午的重要新闻，提高新闻的重要性和时效性。而《北京新闻》则注重增加对社会新闻的报道力度，增强生动性和贴近性。《晚间新闻报道》加强对当天新闻的梳理，体现新闻的深刻性。《今日话题》在加强话题的时效性的同时，重点突破评论的深刻和精彩。
(21)截止课题组调研的2004年底，《北京新闻》跃居北京地区最受欢迎的节目排名前列；《特别关注》收视率由原来的3％左右提高到2004年年均7.9％，单日最高收视率达到11.3％；《北京您早》收视率从不到1％提高稳定在2.1％，单日最高收视率达到3.7％。而且《北京您早》的占有率一直在北京地区的早间时段占据第一。上述几档栏目和《今日话题》都稳定在前10名，收视率变化非常明显。
(22)张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23)李挺、孙金岭：《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理念创新》，《现代传播》2004年第6期。
(24)李振宇，东方卫视《东方夜新闻》责任编辑，2004年11月9日在东方卫视接受课题组访谈。
(25)李伦，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2005年底接受课题组访谈。
(26)胡泳：《试论频道化管理》，《新闻战线》2006年第1期。
(27)蔡仲煌，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2004年底在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接受课题组访谈。
(28)张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接受课题组访谈。
(29)刘健辉，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主编，2004年10月13日在北京电视新闻中心接受课题组访谈。
(30)金鹏，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要闻采访部主任，2004年10月17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31)田志刚，深圳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编辑部主任，2004年11月在深圳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32)丁晓阳，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副主任，2004年10月15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33)张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接受课题组访谈。
(34)丁晓阳，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副主任，2004年10月15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35)丁晓阳，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副主任，2004年10月15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36)崔士新，上海新闻娱乐频道综合新闻部主任，2004年11月12日在上海新闻娱乐频道接受课题组访谈。
(37)金鹏，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要闻采访部主任，2004年10月17日在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38)引自课题组对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某主任的访谈。
(39)引自课题组对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某主任的访谈。
(40)《刘长乐说决策：先知先觉，胜在于算》，见《大事背后》，张林、蓝艺等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9月版。
(41)王未来，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新闻部采访工作室主任，2004年11月25日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42)王跃华，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新闻部评论工作室主任，2004年10月27日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43)李燮，深圳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2004年11月在深圳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44)高顺青，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主任，2005年1月20日在江苏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45)何绍伟，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直播组制片人，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46)研究者的抽样分析也有类似结论，参见周勇《以“连线”代现场——中国电视新闻直播的尴尬生态》，《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5期。
(47)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编委，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接受课题组访谈。
(48)许文广，中央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节目总监助理，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课题组采访。
(49)参见课题组2004年11月11日对上海电视台外联部主任池弛的访谈。
(50)何绍伟，原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栏目制片人，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接受课题组访谈。
(51)张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2004年底在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接受课题组访谈。
(52)田志刚，深圳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编辑部主任，2004年11月在深圳电视台接受课题组访谈。
(53)苏祝平，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2005年1月19日在南京电视台接受课题组采访。
(54)黄孝俊：《观察媒介设置首席岗位》，《新闻战线》2003年第8期。
(55)Tuchman，G.（1978）.Making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Y：Free Press.
(56)Clegg，S.（1989）.Radical revisions：Power，discipline and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 Studies，10（1），pp.97－115.
(57)孙曼苹：《新闻人需要一本合时宜的工作手册——从〈中华日报编采手册〉的出刊谈起》，《新闻学研究》，p.56；pp.301－305。
(58)臧国仁、施祖琪：《新闻编采手册与媒介组织特色——风格与新闻风格》，《新闻学研究》1997年第4期。
(59)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
(60)臧国仁、施祖琪：《新闻编采手册与媒介组织特色——风格与新闻风格》，《新闻学研究》1997年第4期。
(61)该部分的内容非常具体，包括记者的写作观念，如心中有读者、记者形象的维持、建立良好采访关系、不可忽视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访问进行的技巧等；记者遇重大新闻时要与地方新闻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采用通讯社稿件须加以改写等新闻产制规范，以及各路线记者应熟知在线知识等规定，如外交记者要勤练外国语文、在外交活动场合须注意国际礼仪等。编辑方面有优秀编辑的条件（如具有丰富常识及学养），及编辑工作时的要求，如工作过程中须与其他同仁联系、对新闻处理及版面需有构想等。
(62)徐迅：《海外媒体标准化管理规则探析》，《中国记者》200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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