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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感念话故人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尽感念话故人——费彝民先生对我一生的影响计泓赓悠悠岁月,时光流逝,人的一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遭遇,有的淡忘了,有的模糊了,有的不管时光怎样销蚀,记忆却始终是鲜亮鲜亮的。费先生真是位大好人!费彝民先生当时身为上海《大公报》经理,公务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他非但不嫌我用个人要求去打扰他,还热情相助。

不尽感念话故人——费彝民先生对我一生的影响

计泓赓

悠悠岁月,时光流逝,人的一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遭遇,有的淡忘了,有的模糊了,有的不管时光怎样销蚀,记忆却始终是鲜亮鲜亮的。我对费彝民先生的记忆和怀念,就是永难磨灭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到上海复刊。社址在南京路外滩附近。那时我才17岁,刚刚高中毕业。《大公报》登报招考练习生,我是考进去的一个。练习生这词现在很少用,与现在的实习生不尽相同,我们戏称之曰文明学徒。我学的是商职科,自然被分配在经理部。我干的是出纳工作。《大公报》历史悠久,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有影响的报纸。复刊之初我们的工作可忙了,一间偌大的办公室,长长的刀把形柜台后面,并列着三长行办公桌,一行是出纳科,一行是发行科,一行是收发,刀把部位则是广告科。费先生当时是《大公报》的经理,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办公桌尽头隔出来的一个单间里。他雄姿英发,潇洒脱俗,一副深色眼镜框后面,闪烁着和善亲切的目光。看见我们这帮新考进来的小青年,总是和气地点头致意。这与当时另一位营业部主任威风凛凛、让人见了害怕的劲儿,恰成鲜明对比。当时我虽没和费先生交谈过,但对他很有好感。

练习生一进去,工资都是底薪60元乘以生活指数。《大公报》的人事制度很有可取之处,公开招考,奖励先进。当时出纳科和发行科的工作特别忙,我们每天都干得很紧张,没多久,我和另一位女青年就被加薪10元,后来又加薪。据报社老同事讲,不到一年内连续加薪,这在《大公报》是不多见的。

尽管如此,干着干着,我感到自己的兴趣不在阿拉伯数字和算盘珠上,读书时就身学商而心在文,读商职科是受家庭影响。我特别爱读《大公报》发表的杨刚、子冈、徐盈、朱启平等写的国内外通讯,很羡慕他们的记者工作,工余时间也爱杂七杂八读一些古今文学作品。我萌生了想调编辑部工作的念头。

当时在《大公报》,想从经理部调编辑部几乎是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道理很简单,编辑部要求有新闻专业知识和文字功底,至少总该是学文科的吧,而我只不过高中商职科毕业,与文沾不上边。怎么办呢?我见费先生没有架子,为人和气,好接近,就斗胆给他写了封信,诉说自己的心愿,希望他能帮我调到编辑部工作。他见信后找我谈话。尽管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毕竟与他隔着好几层呢,没有面对面地谈过话,谈话前心里不免打鼓:他会怎样对待我这个近乎唐突的要求呢?会不会笑我不自量力呢?会不会说我一顿呢?据说在《大公报》历史上还没有人提过这样的要求。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当我一接触他那含笑而又诚挚的目光,心里稍稍轻松了一些。他让我坐下,微带惊讶地问道:“你不是在经理部工作得很好吗?人家都叫你能干小姐,怎么会想到要去编辑部工作呢?”我跟他较具体地讲了自己一向的兴趣和爱好,希望他能玉成。他略加思索,说:“那好,我帮你打听打听吧。”没过多久,他又把我叫去,对我说:“我问过了,那边似乎没有适合你做的工作,只有资料室需要人,可是做的是剪报贴报工作,成天和剪刀浆糊打交道,很枯燥,你愿意吗?”我想,我到编辑部恐怕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了,但资料室能接触到很多报纸、文章和资料,这也算不错了,我就对他说:“费先生,多谢你为我打听,剪报贴报我也愿意,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他说:“那好,你等着,我这就跟王芸生先生写封信,你拿了去报到吧。”他抽出一张信纸,当着我面就提起毛笔写起来。他在信里还特地夸了我几句,说我工作认真,文字清通等等。我真没想到,他竟这么爽快利落地成全了我,使我这个18岁的小姑娘喜出望外,感动万分!我想调编辑部工作的梦,竟然这样顺利地实现了!费先生真是位大好人!

费彝民先生当时身为上海《大公报》经理,公务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他非但不嫌我用个人要求去打扰他,还热情相助。本来人事调动并非易事,特别像我这样自身条件又差的调动,难度自然要大得多。他虽没多说为我做了什么,但可想而知他默默为我做了不少工作。至少他得向编辑部方面了解情况,与人商量,加以推荐,还得做我出纳科顶头上司和营业部主任的工作,让他们放人。我与费先生非亲非故,又是报社最底层的一名练习生,是个小人物,他若没有一副成人之美、提携青年的热心肠,完全可以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婉拒之,甚至客气地批评一顿也不为过。

从此,我的人生航向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从财会之港驶向编辑部大海。尽管自己是大海中微不足道的一粟,但因为遂了个人心愿,成天拿的剪刀浆糊似乎也在唱歌。我在《大公报》资料室只干了两个多月,1946年8月即被常到资料室来查资料的地方通信主编张篷舟调去做他的下手,先是帮他拆来信来稿、登记、发稿费、发信等,后来他让我帮他编点简讯之类,进而编点较大的稿子。这位老先生要求极严,使我受益匪浅。

1948年我离开上海《大公报》进入华北解放区。之后,无缘再见到我由衷敬仰的费先生。他是全国知名人士,生前不仅领导着香港《大公报》,还参与国家大事,奔波于四海之内,经常在媒体可见到他的踪影。我想他这位热心真挚的大忙人一生中帮过的人肯定很多很多,可能早已记不起当年我这个小姑娘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小姑娘已变成老奶奶,我仍是永远永远地深深怀念着他。

(原载2002年3月2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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