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编辑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一、注重编辑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思想是编辑的指针，编辑思想直接决定编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是编辑思想的灵魂。编辑活动既是一种物质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创新，精神文化的内容需要创新，物质文化生产传播的方式也需要创新。从古到今，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创新的特点。古人的创意流传至今的数不胜数。以史书为例，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纪传体史书《史记》、断代体史书《汉书》、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等除了在内容上具有超越时代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以外，在体裁上也相继开我国史书编撰的先河。《资治通鉴》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著称于世;《二十四史》则以我国最大的历史巨著而流传至今。这些均为古人的原创。至“民国”，章回体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出现;至现代，《上下五千年》成为史话的原创，即便是《中国通史》，其连环画的形式也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无法想象，现代精神文化是古代文化的简单重复;也很难想象，古代社会文化积累的传播方式能够适应现代的需要。

20世纪初，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体系渐次瓦解，新型的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建构。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新青年》是最活跃、最优秀的刊物代表，其编辑及其编辑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都留下了不朽的光芒。“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的编辑们高高举起的旗帜。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刊物对封建腐朽的旧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连续而持久的猛烈抨击。以对“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等新观念、新道德的大力宣扬来抗衡儒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旧观念、旧道德。其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响亮地提出当时的中国文化需要“改弦更张”，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强调不能为保存旧的“国粹”而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他对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实际上成了当时《新青年》办刊的主导思想。

《新青年》在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物理、医学等各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立: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使它成为一场革新运动;促成传统的格律诗向自由体新诗转型;组织翻译西方戏剧进行戏剧改良;开创了现代期刊媒体模式的雏形。《新青年》的编辑思想引导、推动和影响了五四时期整个报刊界乃至图书出版界的编辑们。

以“红色”编辑闻名的邹韬奋先生在白色恐怖时代，冒着生命危险大量出版进步文化书刊。在主编《抗战》时，特别强调要有创造精神，他认为立意创新，避免雷同、重复是编辑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强调出版物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曾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6]

创造精神同时包括形式上的不断革新，经常给人以新颖的感觉，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面孔。1933年7月，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本刊今后编辑上的改革》一文，文中说道:“本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生活》周刊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模式被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7]。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编辑赵家璧先生曾用“创”和“闯”二字概括他的编辑生涯。所谓“创”即指编辑工作应该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在某种设想下(类似今天的“策划”)，组织众多作家来编选与写作，使设想变成具有独特面貌的现实。所谓“闯”是指对作家送来的稿件，只要与设想符合就大胆实践。赵家璧先生认识到，积极发挥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具有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试图引导人们进一步思考，作家的创作和编辑的创造在精神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出版中，有的选题虽然不是原创型的，但它们在某一方面已突破了已有同类选题的价值，实现了已有同类选题的超越。与原创型相比，虽然不具备首创性，但具备了某一方面的新颖性和先进性。正如模仿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从外界事物中获取启示，然后借用到自己创造的对象中一样;运用联想思维，从读者需要的角度选择新的突破口设计选题，也可达到创新之目的。联想是创造的工具。它以原有事物为根据，或因类似而产生联想，或因相关相异而引发联想，或因因果关系而导致联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运用到编辑工作中，可使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