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必然引发媒介领域全方位变革

二、数字技术必然引发媒介领域全方位变革

从大众传媒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导致媒介的变化，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革首先体现在传播形态上，但又绝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形态方面，还必然通过传播形态的重构，使影响力体现在传播理论层面、思想观念层面乃至产业政策层面，甚至是受国家媒介政策和制度规制的媒介秩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换言之，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某一特殊层面，而是全方位的变革，或者说，技术发展带来媒介进步，媒介转型引发社会变革。

从目前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一场媒介产业内部翻天覆地的革命，数字传播对媒介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具体表现在：

其一，传播形态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媒介融合

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传输方式和媒介终端的形式，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传播形态，如卫星电视、电子报、手机报、网络视频、手机电视，等等，新的传播形态可谓层出不穷。例如，法国经济类报纸《回声报》推出可无线传输的小型“电子纸”阅读器，并计划发行电子报纸，读者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可以每天下载和更新新闻内容。美国《纽约时报》也携手开发商，共同推出了电子化新闻终端。这些新的传播形态无不带着数字技术深深的烙印。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背景下，我们也看到，媒介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界限在逐渐消融，媒介融合已经从趋势演变成为现实的图景。“媒介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媒介形态的融合。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产生的媒介可能是几种甚至全部媒体优势的融合。当媒介终端完成了从传统的单一属性媒体到多媒体终端的转化后，似乎变得无所不能。这种新型媒体将融合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的所有优点，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多媒体平台进行实时交流和沟通。这种媒介形态的变化、创新以及融合是媒介领域全方位变革的起点和基础，并将带来包括思想观念、传播理论乃至产业形态的革命性发展。

其二，思想观念的变革，“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的沟通模式

数字化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我播你听(看)”的单向传输方式。传者居于中心地位、受众只能被动接收的传播模式被彻底打破。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存在，在改变了传播模式的同时，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获取信息的途径，因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例如，随着“peer-to-peer”(点对点网络技术)等互联网络技术的应用，用户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用户的计算机，进行文件共享与交换，P2P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改变了互联网以门户网站为中心的这种大型的网状结构，它重新给予了“非中心化”结构中网络用户应有的权力，也就是说网络应用的核心从中央服务器向网络边缘的终端设备扩散：服务器到服务器、服务器到个人电脑、个人电脑之间……所有网络节点上的设备都可以建立P2P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P2P技术宣告了服务器霸权时代的终结，使网络“去中心化”的结构和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直接带来了传播过程中权力的分散和下移。与传统媒体独领风骚的时代相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受众意见表达的现实可能性大大增加。例如，网络通过传递信息、表达多元意见和倡导社会行动，极大激发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与传统主流媒介并行的信息渠道。由此可见，这种传播模式和传播结构的变化业已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层次变革，同时也要求数字传播背景下的媒介必须由原来单一的、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向多元的、开放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以适应媒介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观念变革。

其三，传播理论层面的变革

数字技术对媒介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传播理论层面上。就目前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大多是基于传统媒体而建立的，其解释力的范围也局限于传统媒体的传播实践范畴之内。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极大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信息传播形态之间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颠覆了传统传播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模式。例如，在数字技术背景下，新媒体所具有的信息海量、传播迅速、多媒体、超文本、互动性强的特点与传统媒体的特色差异明显；而且我们已经无法明确将传者与受众区分开来，同时，“受众”在信息面前具有相当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传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因此被削弱；基于网络平台的传播过程已经复杂到难以用传统的传播范式来解读。也就是说，这种全新的传播方式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面临极大的挑战——目前的新闻传播理论难以对数字技术背景下出现的很多传播现象做出合理解释。这对传播理论的与时俱进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在此背景下，传播理论的变革只是时间的问题。

其四，政策体系的变革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创新必然引发制度的创新。技术的发展与媒介的变革必然导致媒介领域全方位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会从由表及里，从传播形态的层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因为始于传播形态的变化会使基于传统媒体而设立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捉襟见肘，这就给制度的变迁带来契机和动力。例如，在传统媒介技术背景下，媒介政策主要是建立在媒介资源短缺的基础上，因而政策的内核主要是约束、限制和行政控制。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媒介制度成立的基础，即媒介资源的短缺。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丰富的媒介资源和海量的信息促使原有的政策体系必然发生根本的变化。从上文提到的P2P来看，该技术使互联网中，使用的人数越多，速度就越快。这使资源有限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成立。⁽¹⁸⁾正如里根时代的FCC主席Mark Fowler和Daniel Brenner，在其1982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论文中明确指出的，资源稀缺基础上的公共受托人模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丧失了合理性。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变成了立足内容生产、充分利用好渠道资源。媒介政策的制定趋向于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鼓励和促进发展、适应产业化运作的方向转变。而在现实层面上，以1996年美国电信法为代表，诸多国家的媒介政策正在发生质变，而变革的指向正是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因此，数字传播对媒体发展的影响与此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显得更为全面和深远，数字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媒介传播形态与生存形态变化，必然导致传播观念的改变，进而对传统传播理论进行颠覆和媒介制度层面的变迁，并从而改变现有的媒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