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评论的相对特点

第二节　广播评论的相对特点

人民广播在它的草创时期,就开始以电台的名义播出新闻评论。1940年代,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曾经开辟“广播评论”节目,提出“多写广播评论”的要求⁽¹⁴⁾,不定期地播送本台的广播评论,以及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时评;以后应听众的要求,决定每天在19点至少播出一篇评论⁽¹⁵⁾。不过,从现存的资料看,这一时期播出的评论,多数是“根据新华社的文字广播稿改编的”,只是“按照口语广播的要求,作了一些口语化和通俗化的加工”⁽¹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中,除了1950—1951年和1958—1959年曾经播出过少量广播评论以外,我国各级广播电台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广”于1979年开始在新闻节目中播出自己撰写的新闻评论;从此,广播评论逐渐成为新闻广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新闻广播的一种基本体裁或话语形式。

到20世纪末,广播评论的整体状态,大致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1)开始成为新闻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未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没有形成健全、严密的评论体制;(2)开始注意适应广播的传播方式,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报刊评论表达方式的束缚;(3)初步形成某些表现特点,但远未完善、成熟;(4)开始重视对个性特征的探索,但还不完全自觉,多数仍停留在经验的层次。总的说,在上世纪末的20多年中,广播评论虽然有长足发展,但在整个新闻广播中仍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与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1994年,“中广”创办《新闻纵横》,标志着广播评论开始“节目化”的发展途程;2004年,它的“中国之声”频率,更设置了包括《新闻纵横》在内的四个评论性栏目,开始了在评论领域进行多节目互补的探索。这一发展的新态势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但从既往的情况看,广播评论在通向未来的发展途程中,面临的仍将不仅是量的多少,而主要是质的问题。而无论是量还是质的问题,都同能否自觉地坚持广播的传播特点和新闻评论的体裁特征,也就是在评论领域里实践“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方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于广播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立足于面向广大听众,继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个性特征,依然是一个直接关系广播评论日臻成熟、持续发展、进一步发挥积极的社会舆论功能的迫切课题。

广播体裁的风格特点

围绕个性的发展方向,广播评论究竟应当具备哪些具体的特征?由于体裁还在发展,加上缺乏系统的研究,目前很难作全面、确切的概括。这里先就恽逸群40多年前提出的关于广播体裁风格特点的看法作些介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广播评论的实践做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恽逸群是党的报刊宣传活动家和新闻教育家。⁽¹⁷⁾早在1947年担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的时候,他就以广播爱好者和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长期听众的身份,对广播的风格及其主要特点的问题,比较系统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广播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的主要特点是“短、浅、软”。

短,大家都晓得了;浅就是通俗,使人一听就懂;软就是轻松、风趣,使听众在文化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你的观点。⁽¹⁸⁾

这里讲的虽然是整个广播的风格,实际上主要指广播新闻和广播评论等新闻体裁的风格特点。

这些看法,是针对当时延安(陕北)台的播出情况而讲的。不过,这不是即兴式的一般议论,而是广泛地比较研究的结果。他比较研究了广播和报纸的传播特点,认为广播应该有更多“以短为主要特点的新闻、评论”;对比分析了国民党和香港广播宣传的优劣,指出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宣传从来就是拙劣的,“每天除了放唱片,就是读报,使人听了腻得慌”,而“二战”之后的香港广播电台则以节目活泼、清新、多样,进入了广大市民的生活。正是在广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针对“陕北台的新闻少,更没有自己的具有广播特色的评论”的状况,强调这些是广播的灵魂,建议人民广播根据广播自身的传播特点,在广播新闻和广播评论方面“创出新路子”。所谓“短、浅、软”,其实就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体裁要求。整个看法贯穿着对人民广播事业发展前景的关注,体现了强烈的听众观念,以及从广播传播特点出发考察广播体裁风格的整体观念。

以“短、浅、软”概括广播体裁的风格特点,这在60年前是独到的,在现在也仍然不失为中肯,甚至富于针对性的见解。广播诉诸说、听,直接面对着各有不同需求、接受能力相差悬殊的各种类型的听众,只能以自己的魅力吸引听众收听。广播的各种稿件,只有短小、浅显,生动活泼、亲切平易,才能适应大多数听众的接受能力和收听状态,拥有广泛、持续的吸引力。⁽¹⁹⁾正如西方的一位广播新闻研究者所说的:“银行总经理不会因为报道是用基本词汇写的而被弄得心烦意乱;相反,那些处在半收听状态中的理解能力不强的听众将会由于你写得复杂而被完全弄糊涂。”⁽²⁰⁾“软”作为一种与枯燥、生硬相对立的表达方式,有利于调动听众的收听兴致,使听众从半收听状态进入自觉的,甚至专注的收听状态,尤其值得重视。所以,“短、浅、软”是新闻广播体裁更好地适应广播传播方式、传播特点和听众状况的必要条件,也是在新闻传播领域里发扬广播之长、克服广播之短的重要保证。

广播体裁的风格特点,是否就是广播评论的个性特征呢?这里有个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广播评论作为广播新闻体裁,必须适应广播的传播特点,以及听众的整体状态、收听方式、收听习惯等;而作为新闻评论的分支,则必须体现体裁的基本特征。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具体的广播评论作品中,实际上既互为共性、又互为个性。也就是说,从媒介的角度看,广播评论是广播中的政论体裁,它需要从适应广播的传播特点和听众的特点出发,体现政论性这一体裁特征,即寓媒介的共性于体裁的个性之中;从新闻评论体裁的角度看,广播评论是供听的新闻评论,因此它在体现新闻评论的共同特征时,需要时时注意遵循口说耳听的传受规律,即寓新闻评论的共性于广播的传播特点之中。这样互为共性、互为个性的结果,赋予广播评论既不同于其他媒介的新闻评论,也不同于其他新闻广播体裁的个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新闻体裁的风格特点与广播评论的个性特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广播评论在体现广播体裁或话语形式的“短、浅、软”风格特点时,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和特殊方法,所以称之为相对特点。

“短”的目标和求“短”的途径

在新闻广播领域,“短”已经成为广播界的共识。即使在广播评论中,求“短”也曾经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种趋势。在1980年代中期,“中广”播出的广播评论,多数只有五六百字,千字以上的评论一度成为罕见的现象;有些地方台甚至一度以“一分钟”作为评论栏目,经常播出两三百字的短评论。可是,近些年来,情况似乎有所逆转。不仅播出时间超过5分钟甚至10分钟的广播评论日见增多,而且时不时出现系列评论或系列述评。这固然与所阐述问题的复杂程度有关,但主要是“短”观念有所削弱的表现。

“短”的特殊目标　“短”,就是短小精悍。短小指文章的篇幅,精悍要求言之有物;这两方面的要求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

“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广播评论预期目标的基本要求之一。一般新闻广播体裁要求短小精悍,目的在于扩大节目的信息容量,力争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容纳更多的内容,提供更多的信息。广播评论要求篇幅短小,当然也同充分利用节目时间有关,但主要是由它的政论性内容决定的。政论性内容由于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一般需要听众聚精会神地听,才能听得明白、理解得透彻;而听众专注收听的耐久能力,却是相当有限的⁽²¹⁾。文章长了,超过了多数听众专注收听的耐久力,势必影响听众的理解和接受,所以非短不可。换句话说,照顾听众专注收听的耐久力,这是广播评论求“短”的特殊目标。

不过,篇幅短小毕竟只是形式。如果一味在篇幅上打主意,忽视内容的精练,那就可能短而单薄,短而空洞无物,因“短”而削弱广播评论的政论性内容,“短”也就毫无意义了。例如有一篇论述人口普查的广播评论,在讲到人口普查能不能胜利完成时说: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我们有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还有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的经验,有近两年来各地普查试点的经验和整顿户口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人口普查的有利条件。(据收听录音)

用一百多字遍举人口普查的有利条件,的确是够短的,可是毫无实质性内容,虽短犹长,很难说能给听众多少启发,或对人口普查能起多大推动作用。假如利用这些篇幅,扼要讲讲有关政策,如对以前因各种原因隐瞒或提供虚假人口资料(虚报年龄、学历,死亡不注销户口,生育不报户口等等)的问题怎么办,也许更有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动员人民群众积极主动配合人口普查,保证人口资料翔实。所以,广播评论的“短”,是短小的篇幅和精练的政论性内容的统一,是言之有物的“短”。如果不从精练内容入手,为短而短,那就难免沦于短而空、短而单薄,再短也是对节目和听众时间的浪费,当然也难以吸引听众进入专注收听的状态。

不过,短小精悍或短而有物的评论,却未必便于听知,能够让人一听就懂。所以,求“短”除了坚持短而有物的目标以外,还有个怎样做到短而易知的问题。广播评论求“短”之所以难,就在于它必须同时兼顾“短而有物”和“短而易知”这两个方面。

求“短”的途径　为了使文章短小精悍,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省文”,一种是“省意”。

“省文”就是尽可能节省文字,力求言简意赅,在有限的篇幅里充分表达内容,争取预期的论辩、说服效果。这是供读的文章,尤其是古代政论文求“短”的常用方法。像李斯的《谏逐客书》,徐乐《上皇帝书》,魏征《谏太宗十思书》,韩愈的《杂说·四》,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²²⁾长的不过数百字,短的只有百字,都堪称以省文求短的珍品,不仅当时收到预期的论辩、谏诤、说服效果,迄今仍然拥有引人的魅力。不过,这些作品都是为特定的目的、写来供特定的人读的。这种方法用于广播评论,固然可以使文章短而有物,却未必能够让人听得懂、理解得了,甚至还可能增加听知的困难。广播评论面向广大听众,它的政论性内容本来就不怎么便于听知,要是单纯在节省文字上下工夫,把三句话拼成一句说,把一大堆听众并不熟悉的内容硬塞进有限的篇幅里,岂不像压缩饼干一样,变得更加不容易消化和理解。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充分享有管理国家各种事务的最高权力。(据收听录音)

这是一篇论述精简机构的评论中的一段。在这几十字中,塞进了多少概念!光是对生产资料的这个权、那个权就有四个之多;不要说许多工人、农民听不懂、理解不了,就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知识分子,恐怕也未必都能透彻理解“四权”的区别。在这里,不讲“四权”则已,要讲就得逐一加以解释,否则讲了不仅等于不讲,而且可能反而把人搞糊涂了。所以,不问内容、不看对象地“省文”,实际上是让内容俯就形式;这种“省文”,固然可以节省篇幅,但在广播评论中却只能带来不易听知的消极后果。

当然,这不是说广播评论绝对不能“省文”,而是说要省在该省、有条件省的地方。且看下面这一片段:

然后交房租啊,交水电费啊,所有的费用都得要自己打交道,生活能力必须要很强,但是中国的孩子去了以后在这一点显得非常的弱。因为在家里都是特保儿嘛,所以他当时去了两三个月以后就买了游戏机,然后他们就在家里打游戏,他们所有孩子都是这样的,他们一般就是四五个孩子一起租一栋楼,然后每个人一个房间,厨房、厕所公用,平时就在家里坐。这就打游戏机,他一打可能就打一个星期嘛,要吃饭就出去买一点点快餐,回来接着打。这样学习了差不多一年吧,肯定不行嘛。

这一片段本意是讲低龄留学生存在着自理、自制能力弱的问题。它本身的抽象程度并不高,表达也相当口语化,听众对其中的每一句大概都能听得懂。但整体上却显得拖沓松散,听众听了之后,恐怕未必能够完整理解说话人的本意,甚至还可能给人仿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印象。问题出在哪里?看来出在:(1)可省的地方不省,如讲住房情况的话,同自制力强弱没有必然联系,省了不仅不影响意思,而且有利于人们准确地理解;(2)“特保儿”一词是揭示低龄留学生自理、自制力不强原因的关键词,但又是一个非规范词;这样,不加任何解释用这个词,读的时候也许还能勉强理解,在听的情况下人们恐怕只能“莫明所以”;(3)忽略必要的过渡。整段分别讲缺乏自理和自制能力,二者虽然有紧密的联系,但现在这样不加任何过渡性提示,恐怕难免给人“走题”的感觉。后两点,其实就是忽略了“省文”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广播评论即使在该“省文”的地方,也需要为听众提供经由“听”准确理解意思的必要条件。

“省意”　就是删枝刈蔓,在一篇文章里突出最主要的问题,在论述一个问题时讲非讲不可的道理。这样既能压缩篇幅,又能在关键处具体、充分地阐述内容,无疑比“省文”更有利于兼顾“短而有物”和“短而易知”的要求。《学习安珂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精神》⁽²³⁾,可说是“省意”比较成功的例子。这则评论,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袖手旁观、见凶不惩、见义不为的“恐惧症”,集中阐述安珂精神最可贵的一面,号召人们学习安珂,为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而斗争。虽然评论并没有接触安珂精神的全部内涵,但由于号准了社会脉搏,不仅毫无片面之嫌,而且给人以深刻中肯、痛快淋漓的强烈印象。

“省意”,实际上是整体上讲究精练,而在重点处则不仅不省,必要时甚至要不惜笔墨、不辞繁复。如《从中小学教师的呼声谈起》⁽²⁴⁾,这则广播评论一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症结:

……前不久在北京10家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会上,记者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6天学校良好教育根本抵不上一个星期天某些不良的社会环境对孩子的侵蚀。人们说,这是6+1=0。

然后围绕这个“1”,或是直接引用教师的发言,或是列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现象,以三个自然段、占全文将近一半的篇幅,说明这个“1”正在怎样冲击、抵消学校教育,腐蚀着孩子们的心灵。在这里,“省意”为重点处充分展开提供了条件,而重点处的展开则赋予“意”以有血有肉的丰满的内涵。二者相互为用,较好地实现了短而有物、短而易知的目标,看来可以收到增强评论说服力和加深听众收听印象的效果。可见,强调“省意”,也决非不分主次、轻重地任意舍弃某些内容,而是为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重点、充分地表现重点而舍弃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套用军事上的说法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明确“省意”的这一特定含义是重要的,否则就可能导致片面性、表面性,或是面面俱到、不得要领之类的偏向。

概括地说,“短”这一特点,要求广播评论摆正内容精悍与篇幅短小的关系,力求短而有物;摆正表达简练与便于听知的关系,力求短而易知。短而有物,短而易知,这是一个统一目标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为“短”而“短”,搞“压缩饼干”式的“省文”固然不可取,任意“省意”也难免偏离正确的方向。反过来说,无论“省文”还是“省意”,只要有利于在“听”的条件下实现既“有物”又“易知”的目标,就不失为求“短”的有效方法或可靠途径。

“浅”的含义和“浅出”的方法

“浅”,就是深入浅出,以浅显通俗、让人一听就懂的方式、方法表现深刻的内容。对于广播评论来说,“浅”与“短”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短着眼于适应多数听众专注收听的耐久力,“浅”侧重于照顾多数听众的接受能力,但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政论性内容的听知效果。听众之间的接受能力差别很大,他们对“浅”要求不尽相同。一位美国学者认为,广播新闻应浅显到使处于半收听状态的、具有九岁孩子那样接受能力的听众能够听明白。⁽²⁵⁾广播评论的听众以成年人为主,当然不能直接套用广播新闻的标准,但原则上应尽可能浅显,力求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接受能力较低的成年听众,也都能听懂它的政论性内容。

“浅”的核心问题　有一种倾向,仿佛“浅”就是语言通俗化、口语化似的。这是片面的理解。语言通俗化、口语化,当然是广播评论浅显通俗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浅”的全部要求,甚至也不是主要要求。光是在语言上求“浅”,那是浅不到哪里去的,弄得不好,还可能牺牲政论性内容,以至流于浅薄和庸俗。列宁曾经指出:“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相差很远”。他揭露庸俗化和浅薄的一系列表现,其中的一种就是“每一句话都是矫揉造作,都要用上几个‘民间的’比喻和‘民间的’方言”。这当然不是说比喻和方言要不得,列宁自己就十分重视应用群众熟悉的比喻、成语和有特色的方言;而是说语言从来就是思想、情感的外壳,语言方面的任何讲究,包括通俗化、口语化的努力,如果离开内容,就有走向庸俗化和浅薄的危险。有的广播评论滥用成语、乱用比喻,乃至插科打诨、油腔滑调,不正是脱离内容,孤立地看待语言通俗化、口语化的表现吗?这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倾向。

对于广播评论来说,“浅”的核心问题,是深入浅出地处理政论性内容。从表达的角度看,“浅出”首先是想方设法把深刻的内容,尤其是比较概括、抽象的道理讲得明白,让人一听就懂。怎么“浅出”?列宁在讲到通俗理论读物时说:

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²⁶⁾

列宁说的虽然是通俗理论读物,但它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广播评论。不过,广播评论除了适应如同通俗理论读物读者一样接受能力的听众以外,作为供听的文章,还需要正视政论性内容不易听知的弱点,因此“浅出”要着重注意把握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1)适当控制内容的抽象和概括程度;(2)尽可能为听众提供理解抽象内容的条件。下面分别就这两个方面作点说明。

适当控制表达的抽象程度　新闻评论在说理的过程中,总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手段,以及同逻辑手段相对应的词语、句子和章法。说理抽象程度的基础,是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或词语与句子的结构。广播评论控制抽象程度,就是在准确确定指代特定评论对象概念的基础上,恰当处理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形成既能揭示事物本质,又比较易于理解的判断和推理;而在语言文字方面,则要求以明白确切的词语、简洁明快的句子,以及平易质朴的章法表现相应的内容。

不同的概念和它的语言表现形式——词语,有不同的抽象层次。抽象层次越高,概念的外延就越大、涵盖范围就越宽,而内涵或者说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则越少,因此也越不容易理解。《传播学概论》曾介绍过一个所谓“早川阶梯”的模式,它把概念的抽象程度分为八级⁽²⁷⁾;其具体划分未必十分科学(如“奶牛”和“牲畜”之间,按理还应该有“牛”这一层次;又如第二级未必需要),但不无参考价值。在这个阶梯中,第三级“贝茜”(一头奶牛的名称)指特定事物;它可以同它的下位或上位概念联系起来,形成意义和抽象程度各不相同的判断,如:

①贝茜的毛色花白,有一对美丽的犄角(与第一级相联系);

②贝茜是我们见到的那几头牛中的一头(与第二级相联系);

③贝茜是一头奶牛(与第四级相联系);

④贝茜是牲畜(与第五级相联系);

⑤贝茜是财富(与第八级相联系)。

在这五个例子中,虽然都是回答贝茜是什么,但意义和抽象程度明显不同。①②是形容贝茜是什么,即具体解释、说明这一特定事物,不仅本身不抽象,而且旨在化解抽象,让人们获得对这一事物感性认识。③说明贝茜是一头奶牛,界定了它的属性,与最接近的上位概念联系起来;这虽然是最低层次的判断,但已有所抽象,已进入理性认识的范围。④与更高一级的上位概念相联系,这已经有点费解了;人们听了这句话就不免要问:它究竟是什么牲畜呢?⑤跨越了5级,不仅费解,而且简直让人莫名其妙。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在判断中,表示事物的本位概念(即形式逻辑学所说的“主项”)与上位概念(即“谓项”)间隔的梯级越多,就越抽象、越费解,同时也越容易引起歧义或误解。

新闻评论的特定评论对象,在概念的抽象层次上属于第3级。由于评论对象多种多样,以词语出现的概念,未必都是人们熟悉的。假如它是一个人们陌生的概念,那就需要先解释本位概念,帮助人们具体了解作为评论对象的事物。例如,《人民日报》在评论警惕不法之徒利用互联网络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时,就用相当的篇幅解释互联网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

所谓互联网络是指公共电话线路连接的数以万计电脑网络的网络。1969年,美国五角大楼出于军事需要建立了这一网络。为避免整个系统在战争爆发时遭到核攻击而陷于瘫痪,设计者把它建成一个连接各种国防电脑系统的“三无”网络:无人管理、无指挥中心、无主人。只要标明电子地址,任何信息均可自动寻找途径到达目的地。如果某一局部遭到破坏,电子邮件还会自动另找出路。⁽²⁸⁾

这实际上是化解本位概念本身的抽象程度,使它变得易于理解,从而为理解评论中的判断、推理奠定基础。但是对于控制抽象程度来说,更重要的是控制本位概念与上位概念(或主项与谓项)的间隔梯级。一般的说,与距离最近的上位概念联系起来的判断,都有所抽象,但抽象程度不高,也不难理解;每间隔一级,抽象程度都提高一个层次,就需要适当解释、说明,否则就不是多数人所能理解的了。例如上面说的精简机构的那一段所以难于理解,就是因为上位概念与本位概念间隔的梯级太多,又缺乏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把精简机构直接与提高办事效率、方便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不是可以比与社会主义民主、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相联系,更容易让多数听众理解精简机构的意义吗?

广播评论诉诸声音、面向平均接受能力比较低的广大听众,而且篇幅短小,一般不可能作多层次的解释和说明。究竟与哪一层次的上位概念联系起来进行判断和推理,既要考虑揭示事物本质的需要,也要照顾多数听众的接受能力。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事物的实质,一般应该控制在间隔梯级最少的层次上,避免作多层次的推论。把握这一原则,不仅有利于多数听众的理解,而且还具有防止节节拔高或无限上纲,以及说空话、说大话的意义。

为听众理解抽象内容创造必要条件　不过,不管怎样控制,评论毕竟离不开抽象,因此在表达中还需要尽可能为听众理解抽象的政论性内容提供条件。也就是尽可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从方法的角度说,主要是把握以下三点:

(一)稀释抽象内容。

这就是运用具体事例、数字、常识、历史事实,以及概括社会生活经验的成语、格言等各种人们熟悉的材料,以举例、比喻、比较等各种方法说明道理,帮助听众经由具体理解抽象内容。就说《“以德营商”是一种基本的要求》⁽²⁹⁾吧。这则广播评论通过对三个引起社会责难的广告的分析,批评某些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无视社会公德的行为。围绕这一论旨,评论先是指出:

合法不合理的行为经常成了某些企业和商家追求出位的招数,这根源于我们正处于市场转型期和市场经济培育成长的阶段。

继而在末段作了如下概括:

公道自在人心,越过了道德底线的商业行为,寿命总是短暂的。……广大的商家做到“以德营商”,也应该是一种基本的要求。

其中比较抽象、可能影响听众理解大致有三,即:①何谓“合法不合理的行为”?②为什么说“根源于……”?③为什么越过道德底线,“寿命总是短暂的”?对于这三个问题,评论在阐述过程中,都采取了相应的稀释手段,如②③分别通过专家解释、举例来化解抽象,而①则直接同对三个广告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分析过程本身就是“稀释抽象”的过程。评论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分析这些广告引起公愤的缘由,的确可以收到既增强论断说服力和又比较易于听知的效果。

当然,这个例子只是说明通过稀释化解抽象内容的听知难度,是广播评论的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如何稀释,则尽可以调动各种手段。如果说有什么规矩,那就是一切为便于听众确切理解评论内容着想,如尽量运用听众熟悉的、易于理解的稀释材料,避免连篇累牍地堆积数字(有些数字本身就是抽象的,尤其是天文数字、微观数字)、不加解释运用专业术语和缩略语等等。

(二)适当还原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

还原作为一种表达方法,包括还原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还原认识事物的过程两层意思。这里主要指后一种还原,也就是尽量使文路顺乎思路。人们在认识事物或形成论点的过程中,其思路或思维的走向一般是“材料→观点”或“论据→论点”;而在表达时,则往往以观点统率材料、以论点支配论据,其文路或行文的顺序多表现为“观点→材料”或“论点→论据”。适当地还原认识的过程,让表达与思维或文路与思路一致起来,这有利于引导听众随着作者的思路一步步接近论点或结论。

怎样还原呢?让我们看看《一则启事的更改引起的联想》⁽³⁰⁾的两个片段。这是海峡之声电台在《青年之友》节目中播出的一篇评论,它的开头两段如下:

青年朋友们,今年8月20号,台湾《中央日报》在第一版的广告栏内,刊登了《中央日报》社、“中国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征文比赛的启事。征文的名称是“‘一国两制’征文比赛”,征文的题目是:“请就‘一国两制’征文,题材自定,自由发挥意见。”征文的对象是:“在校的大专青年和社会青年。”但是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21日的《中央日报》同一个版位上,重复刊登了这则征文启事,在内容上作了根本性的变换。首先是征文的名称变了,把头一天的“‘一国两制’征文比赛启事”,变成了“征文比赛启事”;其次是征文的题目也变了,把原来的请就“‘一国两制’征文,题材自定,自由发挥意见”,改成“中共‘一国两制’谬论之我见”。并且还附加了一段声明,声明说:“昨日启事所刊征文题目,文字误植,敬祈原谅”。

青年朋友,一则征文启事在文字上出现误植现象,重新刊登作一下更改,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更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一则启事的更改,特别是后面的那句郑重其事的声明,却不得不使人感到很不平常,很自然地给人带来一些联想。……

第一段原原本本地介绍了两次启事的令人奇怪的变化,第二段借此入题。这还原了提出问题的因由,它等于告诉听众:我是通过对这两则启事的比较,发现其中有些颇为值得深思的离奇做法,才来谈论这个话题的。这就既为自己的论述奠定基础,也不着痕迹地提醒台湾青年听众琢磨其中的蹊跷,唤起他们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引导他们作进一步思考。紧接着的一段阐述所谓“文字误植”的看法,揭穿其中的“秘密”;它的主要部分也是运用还原的方法:

青年朋友,这则启事的更改给我第一点想法是,这则启事的更改不是像声明所说的,是所谓“文字误植”。对比一下两天的启事就一目了然。启事变更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取消了原来对“一国两制”征文的题材自定,自由发挥意见这条规定;二是硬性肯定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谬论”;三是声明征文比赛只发表那些也把“一国两制”看成是“谬论”的人的见解,对不同意、不认为“一国两制”是谬论的意见,一律拒之门外。青年朋友,我们从变更的三点可以清楚看出,这根本不是所谓文字误植,而是地地道道的内容上的变更。青年朋友,我们青年是有头脑的,对一些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祖国政府提出用“一国两制”来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这个主张是不是可行,或者说是不是对,朋友们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中央日报》等三家联合举办征文比赛,让大家自由发挥意见,这种做法,无疑是开明之举,既合乎大家的心愿,也有利于互相研讨。可是第二天这么一更改,加上了批判性的限制词,就把见解强加给了应征者,而应征者也就被剥夺了“自由发挥意见”的权利了。这样的更改怎能说是由于头一天的文字误植?

它着力分析第二个“启事”的三点“变更”,然后指出它的武断、强加于人的实质;这里的文路与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经过这样的引导,人们也就可以毫不勉强地接受评论的见解了,甚至还可能往前走,得出诸如“文字误植”不过是欺人之谈一类的结论。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运用还原这种方法要着重把握两点:(1)主要用于论证重要论点或关键性的说理层次,切忌不分主次、任意运用;(2)还原主要的认识环节,避免过于琐碎。把握了这两点,在关键处适当来点“还原”,既有助于化解抽象,还可以启发善于思考的听众进一步联想。在广播评论中,运用还原方法的作品不多见;这篇评论在这方面的尝试是相当可贵的。

(三)恰当运用“正——反——合”说理方式。

所谓“正——反——合”,就是围绕一个问题或一个说理层次,正面讲一讲,反面讲一讲,合起来再讲一讲;这种说理方式,只要用得恰当,也可以收到化解抽象、加深印象的双重效果。对于诉之于听的广播评论,是一种值得适当提倡的表现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说理,等于一层道理讲三遍,会不会导致篇幅冗长呢?其实,这是两回事,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在不少广播评论篇幅偏长,主要是由于不分轻重、主次,或者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地讲道理,或者叠床架屋地罗列事例,并不是由于在重点处反复说理所造成的。上面在讲到“省意”时,曾经强调“省意”是整体上省,而在关键处则要不惜笔墨、不辞繁复。如果按照这个原则运用“正——反——合”的说理方式,固然在某一部分或某个说理层次需要增加篇幅,在整体上却不仅可以不增加篇幅,而且还可以使“不辞繁复”更加富于变化。且看下面这一片段:

①事物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就看咋个变法。②如果这种变没有脱离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意愿,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对这样的变我们应该拍着巴掌欢迎。就拿责任制来说吧,几年来,不是由包产到组变到包产到户又变到大包干,由不完善变到逐步完善吗?这样变,把产量变高了,票子变多了,农民变富了,国家变强了,你看多好啊。③可是,我们有些农民一听到某项具体政策有新变化,不问为啥子变,不问这种变对农民好不好,便一概忧虑、怀疑,于是对投资、打基础的事马马虎虎。“啄一嘴算一嘴”,这样下去,充其量眼前富,不可能长远富。这种倾向不克服,农民要真正富裕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④现在,中央的政策订得好,我们农民就要相信它,决不要“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这是《致富不能“鸡啄米”》⁽³¹⁾中的一段,约占全文的二分之一。这篇评论旨在消除农民对党的农村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引导农民增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加快致富步伐。农民担心党的农村政策变,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不少评论都接触过这个问题,但一般都强调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这篇评论却一反这一常规思路,在这段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事物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就看咋个变法”,然后用“正——反——合”的方式来阐述这一看法。其中①和④两句话,以相互呼应的方式表述论点,属于“合”;②中的三句话,依次为假设、举例和论断,它们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推导、说理过程,起正面证明和说明论点的作用;③也是三句话,同②逆向呼应,属于“反”,相当于间接论证中的反证。如果说这篇评论的思路是新颖的,比一般强调党的农村政策是长期政策更能说服农民,那么,它的这种特殊的说服力,不也可以认为得益于恰当地运用“正——反——合”吗?这里所说的恰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用在症结处,二是正、反条缕分明,较好地发挥了相反相成的互补效应。反之,如果不分主次、一律如法炮制,那就可能导致篇幅冗长;如果正、反不相对应,那就“合”不起来,就可能相互掣肘,自然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表现效果。

以上三点,目的都在于为听众提供更好理解抽象内容的条件。而能否在表达中恰到好处地提供这些条件,关键却在于是否“吃透”自己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树立强烈的听众观念,而不仅仅是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因此,在讲究“浅出”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深入”这个基本前提,尤其不能忽视这个前提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侧面——对于听众的深知深解。

“软”:讲究说理艺术

在恽逸群概括的广播风格的三个特点中,“软”这个特点很耐人寻味,同时也很容易引起误解和疑虑。

“软”究竟意味着什么?与广播评论有什么关系?

恽逸群所说的“软”有其确定的含义。它只是指“轻松、风趣”,直接针对当时的广播“娱乐性内容太少,宣传气味太浓,太生硬,太不冷静,不够含蓄,有时厉声厉色,旁若无人”⁽³²⁾的倾向,目的是“使听众在文化娱乐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你的观点”。换句话说,所谓“软”,其实就是讲究宣传策略、宣传方式和方法,争取更好的宣传效果。它所要排斥的是生硬的、不讲究方式方法、不问客观效果的主观主义宣传倾向,丝毫不意味着放弃新闻广播包括新闻评论的党性原则,模糊自己的思想、政治倾向,削弱以至于放弃人民广播固有的性质和立场。明确“软”的这一确定含义是必要的。否则,随意解释,任意地扩大它的含义,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与党性原则对立起来,从而谈“软”色变,予以摈弃;就是走向它的反面,把“软”当作最终目的,而从根本上背离人民广播的性质。不管哪一种,实际上都是对“软”的误解或曲解,势必影响新闻广播体裁完善自己的风格特点,影响广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一次谈话中,也曾经接触到“软”的问题。他说: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³³⁾

有人引用这段话,断言毛泽东同志提倡“软”⁽³⁴⁾,这显然不尽符合原意。不过,说他无条件地反对“软”,恐怕也理解偏了。毛泽东对“软”有保留,但并不一概反对;他主张文章软、硬结合,既坚持原则,注重思想内容,保持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也讲究写作艺术,把文章写得引人入胜,使人乐意看、乐意接受。所以他说:“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³⁵⁾在讲究宣传艺术、写作艺术和重视文章的社会效果方面,应该说与恽逸群同志所说的“软”是一致的。

把“软”与“短”、“浅”并列为广播的风格特点,对于完善广播评论的个性特征,具有特殊的意义。广播评论政论性内容的听知效果,与听众的收听状态关系极大;听众乐意听,有收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持续收听的兴趣,进入聚精会神的收听状态,自然能够比半收听状态更容易听懂,更能深入地理解和接受它的内容。怎样调动听众的收听兴趣?对于广播评论来说,除了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以外,重要的就是适当讲究“软”的说理艺术,增强说理的亲切感、感染力和吸引力。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一篇文章,如果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用颐指气使的口吻讲道理,甚至疾言厉色、盛气凌人,令人听而生厌、闻而生畏,你有兴趣听下去吗?广播虽然没有给听众提供微观选择的机会,但听众却有宏观选择的权利。当他对某篇文章、某个节目不感兴趣时,他完全可以不听或听而不闻。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人家不愿意听,你总不能像“强按牛饮水”那样,拧着人家的耳朵听下去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文章讲的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也起不了多少作用。总之,广播评论是一种舆论形式,它只能吸引而不能强求听众听,因此需要讲究说理的艺术。它包括:

(一)摆正与听众的关系,以地位平等的朋友身份面向听众。这是由人民广播的性质和评论的舆论性质决定的。阐述与听众休戚相关的问题,固然需要以平等的态度、平易近人的口吻说理;就是阐述方针政策精神的评论,也应当以与听众共同理解、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或商量如何贯彻、落实的方式来处理,而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指令式的口吻谈论问题。例如《“五爱”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³⁶⁾这篇评论,它阐述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一个重要精神: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评论在扼要说明决议确定这个基本要求的背景、分析要求的基本含义之后,毫不含糊地指出:

毫无疑问,公而忘私以及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仍然是全体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但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共产党员必须学会团结和帮助周围的群众,开展以“五爱”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并且首先成为奉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道德建设上的具体运用。

这个结论干脆明快,既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平易近人,既中肯又毫不强加于人。据说评论播出之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和工业企业纷纷打电话索取稿件,这显然同它这种说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面倡导的评论要以平等的态度、平易近人的口吻说理,批评性的评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批评性评论面向广大听众,批评那些违背社会发展趋势的事情、现象、问题、思想和行为倾向及其“当事人”(个人或群体)。它针对批评对象说理,固然是为了消除或纠正这些错误的东西;但这个理主要是说给广大听众听的,旨在让听众明白其中的是非、正误、善恶、美丑,与之划清界限,从而增强辨别、抵制错误倾向的能力。听众是接受者,而不是“当事人”;就是“当事人”也有不同矛盾性质的区别,而且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然面向听众说理,既然批评的多数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可以而且必须用平等的态度、平易近人的口吻来分析问题、论辩是非。有的批评性评论效果不太好,甚至使听众反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这一点,或者动辄要听众从中吸取教训、把听众视为“当事人”,或者单纯为了“曝光”、把批评当作揭丑的同义语。后者尤其值得警惕,因为意在“曝光”,就可能疾言厉色,而忽视冷静的分析,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设身处地为听众着想,捕捉他们关心的问题,及时为他们排难、解惑、释疑。评论说理讲究有的放矢,这个“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情或问题本身的实质,一是听众关注的焦点(假如听众关心这件事或这个问题)。因此,既然面向听众评论某件事或某个问题,当然要把听众在这件事或这个问题上的疑难、疑虑作为说理重点来对待;如果忽视这一点而就事论事,即使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也不一定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和收听兴趣。比较一下上面所举的《致富不能“鸡啄米”》和那篇关于人口普查的评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要在兼顾两个“的”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捕捉听众关注的焦点上头,把说理重点放在为听众排难、解惑、释疑上头。

(三)重在启发、引导思考,而不是代替思考或把简单的结论塞给听众。听众的接受能力悬殊,一则评论怎样才能既让接受能力较低的听众听懂,又能够让接受能力较高的听众感到有所启发,这是说理过程中经常遇到、值得认真探索的一个问题。在既没有一定之规、也缺乏成熟的经验的情况下,不妨把它作为一个目标,从各方面作些尝试和探索。比如,对于某些重大的、仍在发展中的问题,能不能通过具体分析,在引出具体结论的同时提出问题,指明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思路,引导听众作进一步联想和思考。对有些存在着多种发展可能性的问题,能不能同它的存在条件联系起来,提供多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引导人们作相应的选择。对有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或问题,能不能把重点放在唤起人们重视和注意上头,而不一定作出什么论断,等等。既然客观事物是复杂的,而听众的接受能力也参差不齐,那么以更加开放的方式说理,也许可以比贸然作出论断、勉强提供“唯一”的结论,更加切合实际,更有利于发挥评论的舆论作用。

(四)照顾多数听众的接受习惯,尽可能用他们熟悉的材料、方法和喜听乐闻的方式说理。这个问题上面已多处涉及,下面还将介绍广播评论的某些独特形式,为避免重复,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短、浅、软”作为广播评论的相对特点,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文章短小精悍、浅显通俗,适应听众的收听耐久力和接受能力,可以为多数听众创造方便的收听条件;讲究“软”,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轻松风趣、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则可以激发听众的收听兴趣,使听众进入乐于听的境界。“短、浅、软”互为作用,将使广播评论更好地适应广播的传播特点,收到更好的听知效果。反之,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特点,则必然削弱其他特点的作用。

思考题:

1.广播评论的相对特点是什么?如何理解特点的相对性?

2.怎样辩证地理解广播媒介的传播特点与新闻评论的体裁特征互为共性和互为个性?这同广播评论的相对特点有什么关系?

3.何谓“省文”和“省意”?为什么广播评论求“短”要着重在“省意”上下工夫?

4.试述“浅出”的基本方法。

5.怎样正确地理解和体现“软”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