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出来的权威

12.5　掐出来的权威

“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吵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刘惠东不怕编排科和播出科吵架,魏文彬也不怕刘惠东带着总编室去和别的部门吵架。

在刘惠东的电视观念里,准时播出是一个规范的频道最起码的要求。栏目编排一旦公示,就应视同与观众签订了一个无形的契约,无特殊原因和特别说明的提早、延迟或者取消播出,都应视做不可原谅的“违约”行为。从管理上来讲,电视播出是一个时间性的序列,每一秒每一帧都有预先的计划,一个栏目不守时,将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对整个频道产生影响,给整个频道的管理造成混乱。此外,从经营的角度来说,每一秒每一分都是资源,都应产生相应的价值。

但是并非人人都认同这一观念。事实上直到2001年,经过长达5年的斗争之后,频道“脏乱差”现象仍未完全根治。2001年3月1日,总编室向局、台提交了一份题为《湖南电视台宣传管理的薄弱环节及其整改建议》的文件,其中仍有有关“脏乱差”的内容。

大型直播节目随意性大,缺乏前期正常的申报审批流程,致使节目前期把关出现漏洞和事故隐患,同时还带来了打乱正常编排、安全播出无保障、宣传包装不到位等问题。另外,部分直播节目外请嘉宾的请示、报批手续也很不完善,有的人请来以后才报告,有的临近播出也未到有关部门报批,这些严重违规现象,致使湖南电视在总局、省委和省局留下了不良印象。

个别栏目不按规范制作,或随意短时、超时,或擅自增添广告播出时间;片尾字幕也不规范,频道上各栏目片尾五花八门,频道风格不一致的印象相当部分由此而来。

总编室一再要求各个栏目严格遵守时长规定,不要任意短时或超时。但是长期积弱的总编室发出的通知似乎更多地被人们看做一个倡导,而不是一个规定,短时、超时仍旧想来就来,而超时又比短时现象更加频繁。有一些重点直播栏目本身享有数分钟的“松紧带”时间(即允许存在数分钟的时长误差),但还是经常一超就是几分钟,给播出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同时也招来了其他栏目的埋怨和观众的意见。

当刘惠东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改变总编室的被动局面时,他庆幸自己当初力主将播出科划进了总编室。对播出线的控制将是他的“撒手锏”。“准时播出、准时结束”三令五申不奏效之后,他对播出值班人员下了指示:严守宣传管理条例,无论谁的节目,到点就掐。于是某次某节目直播未完,被掐掉了；又某次某节目还在飞老长老长的片尾字幕,被掐掉了。一贯有点冷面小生味道的刘惠东下起手来毫不容情,连对当时最火的《快乐大本营》也不例外。

刘惠东说:“可以说,我当时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极端做法。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不矫枉过正也许永远不能达标。重建秩序比新建秩序难得多,不把事情做绝点,你永远别想建立起正常的规范。”

不难想见,被掐了节目的制片人会怎样暴跳如雷,主管该节目的相关领导又会如何对总编室侧目而视。为此,刘惠东在树立起总编室的权威之前,先给自己树起了一堆“敌人”。每一个栏目的背后都有主管的部门、分管的台领导,他掐一次节目,就得罪一串人。如果不是有厅长魏文彬和台长曾凡安的鼎力支持,他只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先已成仁。”

魏文彬和曾凡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无论谁去告状,他们都耐心地倾听,热情地安抚,但是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干预总编室的工作,由着刘惠东他们“胡作非为”。在经历过几轮你敢超我就敢掐的交锋后,栏目们服从了总编室的“调摆”,并且逐步接受了全频道规范管理的观念。

魏文彬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所有的书上都写着当领导第一重要的是会用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把刘惠东从新闻中心挪到总编室,这个人用得对。他这个人是有点专业主义精神的,做事认真,有完美主义倾向,有专家型的严谨,也有知识分子的固执。同时他做人又比较单纯,没有太多庸俗的人际关系,平常看起来清高孤傲,大家都有点怕他,他也不怕得罪别人。这些特点在某些情况下是缺点,在某些情况下是优点。在改造频道的那个阶段,这些缺点都是优点。”

刘惠东后来被人称为湖南电视台“史上最牛”的总编室主任。在他的手上,总编室的职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端盘子的姑娘”变成了“大内总管”,开始对全台宣传实施从制作起点到播出终端的全方位管理。总编室从每一次台标、呼号的播出细节抓起,从每一个节目的准时播出、准时结束抓起,对由来已久的频道“脏乱差”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引进CI体系构建全频道品牌形象,后来又建立起了以收视率为主要依据的节目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