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夺人与“声入人心”

第二节　先声夺人与“声入人心”——审美感悟的心理阐释

一、“醒耳”的声音印象:有声语言审美感知的主要内容

(一)先声夺人是牵引审美注意的首要印象

人对声音的捕捉是无处不在的,听觉中总是有一条通路向大千世界的各种声音信息敞开。那条通路就是注意心理。我们知道,“注意是指心理努力的集中(concentration)和聚焦(focusing)——是一种有选择性、转移性和可分解性的集中。”^[3]经验告诉我们,广播听众的收听行为显现了注意的三种特性。我们很少机会放下一切事情,专心致志、持续地、不间断地收听一次完整的节目,相反,听众常常是处于搜索到一个能瞬间吸引注意、习惯收听或声望比较高的节目,进行伴随性收听的状态。听众的注意力常在广播传播和自己的其他行为之间转换,头脑中产生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思绪,若即若离。当听觉突然捕捉到令自己心中一动的声音时,注意力瞬间稳定到节目上,继而持续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注意力集中在节目的声音上时,也许大脑中还想着其他一些什么,或者与节目有关,或者是关系比较疏离的联想、想象。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大脑的活动又似乎与节目无关了。在这样的循环中时间流逝,直到收听行为告一段落。在这个收听的循环活动中,听觉到底做了哪些取舍呢？认知心理学家们,比如Cherry,Mowbray,Treisman,做过很多关于选择性注意的实验。被试者戴着立体声耳机,每只耳朵被输入不同的信息。告诉被试者只注意一只耳朵听到的信息,并在听完后尽可能快地大声复述。实验发现,被试者在追随注意耳时几乎不犯错误地复述出听到的信息。同时测试到,被试者能够准确地报告出用非注意(unattended)耳所听到的信息,是人的嗓音还是噪音,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尤其在音高上更为明显。换言之,被试者能感觉到非注意信息的物理或声学的特征。但是,被试者忽略了大部分非追随耳中的信息的语义内容,有个别语义同追随耳听到的信息杂糅在一起。^[4]这个实验带给广播传播者一个基本的启示和思考。广播有声语言首先依靠什么占有听众更多的注意资源；然后,怎样保持注意力的聚焦和减少转移；重要的是怎样降低对声音感知过程的干扰。换句话说,如何保证有声语言在最小程度上被误听、改造甚至歪曲。简单地说,就是“先声夺人”。表达主体声音的音量、音色、语音的准确、清晰、语速、语气、节奏等听觉映象先于表达的内容“扑耳而来”,成为刺激和吸引听众注意的当仁不让的要素。经过声音映象首当其冲地接受刺激,听众才有兴趣在表达主体建造的语言花园中细细品味意义和美感。广播节目非常讲究版头、片花的音板、宣传语等的表达,从声音的悦耳动听到表达样式的丰富多彩,从语气的鲜明到位到意境的回味悠长,都表明广播充分考虑到了听众的接受心理,首先以声音的印象抓住和牵引听众的注意,在打破早前广播语言在节目中样式单一、一贯到底的刻板模式基础上,为有声语言表达营造出基调统一但色彩丰富的多重表现空间。

听觉心理对声音的感受、认知、理解、解释和反馈之前要对声音进行选择,即听觉注意具有倾向性。促成注意倾向的动因主要受到听众的主观意向性、刺激的深刻性和听觉的感知性制约。听众的主观意向通常需要媒体的公关行为来吸引。刺激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声音的丰富情感诉求上。语言的耐听性与听觉的感知性紧密相关。针对这三方面的制约因素,我认为,突出语声的中心指向性,可以使听众在最小限度的费力程度下,迅速熟悉和适应表达主体的言语习惯,进而对其言语目的和意图一目了然,从而使听众的注意倾向性更加鲜明。语声的中心指向性是指与听觉分辨力相关的语声所承载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比如,声音的清晰度、语言基调的鲜明度、言语意图的明确性,等等。它综合了语声的丰富性、耐听性和适应性。有听众给电台发短信息说:“《天气预报》有吱吱啦啦的噪声,你们是听不见呢,还是假装不知道呢？”听众对语言传播中技术的噪音如此敏感和反感,说明任何瑕疵都会分解语声的中心指向性,对听众听觉心理活动产生干扰,造成共感、理解和交流上的障碍。那么,主体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哪些因素会成为影响听众注意倾向性的主导要素呢？

对比和新异是在语声形式上吸引听众审美注意的法宝。与文字传播相比,有声语言传播的立体感、直观性和情感性要强烈得多,语声不仅包含着语言内容本身的思维和意义,而且更多地融汇了表达主体全面实现的主观诉求,使声音具有了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双重结构和内涵。经历了声音注意倾向的定位,听众生成的声音印象转瞬之间就会协同语言内容,创造出独具个体性的审美感觉。当然,吸引听众注意倾向的声音形式不能仅仅满足于求新求异,还必须符合中国人听觉心理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尺度。在这一点上,有些节目做得非常出色,它的版头、片花、宣传语不仅能起到吸引听众注意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强烈的审美旨趣。比如北京交通频率幽默脱口秀节目《欢乐正前方》旧版的版头:

京城有二僧,其一庄,其一谐。一日,庄者欲语谐者曰：(箫等管乐配乐,女声朗诵,抑扬顿挫的叙述感)吾欲寻找欢乐,何如?(宽厚、庄重的男声,抑扬顿挫的疑问语气)谐者答曰：(女声诵,承接语气,降调)正合吾意,同去!同去!(明快的男声,轻松诙谐语气,节奏转快)于是庄谐二人携手上路。(女声诵,层次性结束感,尾音有延续)

以上这段播音字正腔圆,节奏舒缓,语气典雅,略带书卷气。继而在马蹄声和节奏疾快音乐的烘托下,播出:

帮你延续欢乐的梦想,为你打点欢乐的行囊,给你指引欢乐的方向,与你分享欢乐的时光。(男声朗读,押韵处字正腔圆,充满激情和动感,节奏转快)

这段播音以节奏欢快的音乐衬底,鲜明地树立起这个节目的形象和宗旨,接着: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音乐渐缓,女声朗诵,尾音延长,启下的悬念感)

然后语言戛然而止,休止一拍后激情盎然地宣布栏目名:

《欢乐正前方》(男声,活力自信地)Facing the joy!(女声,轻柔地,意犹未尽地)

最后一句语气自信富于号召力,表现出欢乐的希望和憧憬。整个版头内容整齐对仗、辞采古典优美,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变化和谐的有声语言表达出来,情、声、意、趣处理精致,搭配和谐,而且以男女声、静和动、雅和俗、古和今、文和白的强烈对比反差营造了一个生趣勃发的栏目形象,给人以声音美、意蕴美的享受。

(二)情声互动是审美感觉登记的持久要素

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中,登记是感觉信息的贮存,是对新近呈现刺激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同于音声记忆,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其内容被认为是最初刺激的精确表象。^[5]登记的内容中包含着怎样的表象呢？根据有声语言的特点,广播传播观念性的内容稍显式微,特别是当有声语言逻辑精简、思想深刻、组织复杂时,如果表达不能做到清晰晓畅,语言被理解的基础功能层面就无法实现。相比较而言,电视借助画面配合和支持的优势,容易轻而易举地实现理解功能。同样是新闻事件的现场报道,电视镜头就是观众的眼睛,因此获得的信息更加确定、具体、指向性强,语言只需担当交代背景或视听觉以外的因素。但是,在广播节目中,报道现场时,表达主体的“所见”、“所听”、“所感”要经由“口头”送达到听众的“耳中”,听众需加以想象才能获得一些确定或不确定的信息。又比如,新闻评论的体裁,电视的音像评论比广播评论更容易被理解。虽然近年来广播评论走“音响评论”的路子,但是,大量使用有声语言是根本无法回避的传播现实。因此,传达观念性的信息和内容必须遵循有声语言表达“寓情于理”的根本原则,情的表达就是要创造蕴含丰富感情的声音意象。

语言具有“给予意义”,即给予某种事物以某种意义,从某种事物中领会出某种意义。语言的“给予意义”是靠语言行为赋予的,于是“给予意义”体系一旦在传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变成束缚、支配已经掌握了它的人的“牢狱”。^[6]但是,有声语言表达能够通过感觉、情感和直觉把“给予意义”还原为感觉世界的微妙、细腻的体验。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认为,“感觉和直觉在说话、听话和理解过程中也起作用,但这只是它们全部功能中极小的一部分”,^[7]“情感、感觉、直觉都是非语言性的”,^[8]这种非语言性的属性更大的功能是什么呢？恐怕就是使有声语言突破语言所指的先天局限性,将“不可言说”也“言说”出来。“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对听觉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最好的描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正是感觉、情感、直觉在有声语言中生成的声音意味和审美意象；“耳得之而为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揭示的深层内涵正好能够辅助人们挣脱和打破“话语牢狱”。

非语言性的感受、情感、直觉运动虽然可能以语言为载体,但其方式与语言性的思维很不相同。思维赋予有声语言表达“头脑”,而感受、情感、直觉赋予有声语言表达“灵魂和生命”。有声语言转换为书面语言,其中的思维成果不会受到多大的损失,但是感受、情感、直觉却不能完好地转化为文字,流失掉的是有声语言的生命律动和活力。反过来,不同的表达主体可以赋予同一篇文字稿件以不同的生命,因为表达主体的感受、情感和直觉投入各不相同。在认知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研究叫做“Bartlett传统”,心理学家Bartlett在做感觉登记实验时改变了对关于记忆数量保存的兴趣,转而注重研究被试者回忆中出现错误的现象。他认为,被试者回忆中的“错误”是他们在记忆提取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了积极的重构。^[9]我们在研究主体表达对听众审美感觉登记的影响时,必须参照传播效果中映射出的听众对有声语言的重构。在广播传播中,除了听众的背景、加工水平和解码的习惯之外,表达主体流露在言语之外的情绪、感情和情感对听众的审美感觉的登记和持久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听觉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所有语声只有跨时才能被分析出其特征,如强弱、持续时间、不同频率的重复性、密度,以及各种复杂的变化规律,所以我们称有声语言传播是时音组合运动的流程。人们因此说声音传播遵循线性结构。的确,当后面的语声出现时,前面的音必然消失了,谁都不能预测下一段的组合呈现什么状态。所以,有声语言表达中既充满了多种未知方式的诱惑,同时,又容易被遗忘。但是从听觉认知心理的角度分析,听众对声音传播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不是线性的,因此传播效果也不能单纯遵循线性特征设定评价结构。听众的心理活动参与听觉感受、听觉认知和听觉思维的全部过程,其心理反应在多层次间变换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可逆性始终贯穿在整个心理活动的图式中。譬如,听众可以想象有声语言表达者未讲出的一句话的声音、语调,但这种想象出来的话不会像真实的听感觉那样逼真,当现实的声音进入听众的听觉活动中时,他会下意识地做出判断,然后对想象进行调检或修正,这时的想象通常表现为对后面声音的预测。我们发现可逆的听觉感受直接影响听众是否继续收听的决策。即使听觉感受的可逆性使听众可以根据已经“听到”的来想象“未听到”的,但“未听到”的现实不一定等同想象。未知的不确定状态使听众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模糊的、潜在的牵挂,牵挂激发听众的审美兴致、审美期待和审美想象,这就是艺术语言传播的魅力。当表达主体的声音在听众的想象中得到正面的评价,即受到欣赏,就能够满足听众的期待；如果得到听众的负面评价,就会导致审美注意的转移和审美感觉的错位。还有一种导致注意和感知转移的语言表达,即在听众的第一印象中得到的是正面评价,但因缺乏新意,使听众产生听觉疲劳,甚至抗拒感,当然注意和感知势必分散或转移。这种情况在广播传播中表现得很典型。某广播频道有一档晚间的情感类节目《午夜收音机》,由于女主持人刻板、僵化地使用“暖声”,并且不善于把握语言的节奏感,无论语言内涵和意蕴发生怎样的变化,她的语言形式并不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形成一种表达的“固定腔调”。语言流畅、声音甜美的正面评价很快被她固化的内心感受和单调的语言驾驭所破坏,即使节目选题和内容比较可取,也无法改变由听觉审美疲劳导致的兴味索然。而有些情感类节目的表达就很注意这个问题。比如,东方电台的《相伴黎明》节目把与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的谈话和切合主题的诗歌或是散文朗诵结合在一起,不仅满足听众宣泄情感的需求,而且主动引导听众正确思考人生。主持人把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以充满真切感情的语言为载体传递给听众,其内心的体验是具体的、真实的、个性的。这样,语言表达不是公式化的言语交际,其意向直指、应和听众的具体需求,本身具有的独特内心感受、是非好恶、审美情趣、理想追求却是听众不可预测的“未知”。有声语言表达主体应该利用听众的“牵挂”心理,顺势实现两个可能性:一是提供有趣味性的线索；一是创造有吸引力的未知。因此,有声语言表达强调鲜活灵动、整体和谐的重要策略。

如果把听众收听行为比喻成一次航行,有声语言的情感性就像彼岸,当彼岸的风景清晰迷人地展现在面前时,听众的意向也就非常鲜明,追随彼岸的方向,航行的路线准确而迅捷；若彼岸模模糊糊或者只是单调干枯地静默着,听众就无法获得强烈的意向和驱动力,感知不到触及心灵和生命体验的情感,很难保持收听的愉快,只能调换节目或频率,开始新的“航行”。

二、“听即说”:有声语言审美思维的特殊互动

在有声语言传播过程中,我们很难将“听”和“说”的活动割裂开来分析。语言学家洪堡特也曾说过,在言语活动中,“说”和“听”具有同时性,“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首先就是一种“听”。我认为,在“相识不见面”的广播传播中,“说”不仅首先是一种“听”,而且“说”同时也是“听”,“听”同时也有反馈的行为。所以,我们在研究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这个“说”的行为时,不能不关注表达主体的“听”和听众的“听”。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有声语言理应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思想的外化经常不尽如表达主体的意。语言符号的强制的传承性特征,在人们现实生活交往的层面之外(自由的精神层面)表现出它与生俱来的负面制约性。表达出来的言语总是不如想要表达的含意丰富,这是有声语言的属性,但同时与表达者的能力有关。“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者强度,随着注意或者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不消说还随着心灵的一般发展而自由变化。从语言的观点来看,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者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由此可知语言和思维不是严格的同义的。语言最多也只有在符号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才能作为思维的外表。……语言并不像一般的但是肤浅的想法那样,是贴在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10]有声语言是否能够实现表达主体把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内容在听众头脑中建立一份附件的愿望？答案是完全不自信的,因为存在于成熟的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人们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依然非常广阔。听众所感的语言内容与表达主体表达的语言目的呈非对称性,表达主体的表达形式和思维内容也是不完全等同的。因此,表达主体关注的重点应是语言表达在听众头脑中的印象是什么,对传播效果有什么影响,而这些效果又取决于表达主体能够从“听”中得到多少暗示。所以,表达主体的“说”必然是提前意义上的“听”。广播传播活动将表达主体和听众共享的民族文化共识、语言审美趣味、言语表达观念等有机地组合在一个“听说阈”中,在大众传播属性、民族文化心理、汉语审美评价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特殊的互动思维。

(一)听觉感知和思维的关系及其启示

心理学研究表明,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等理解性活动,被动思维占优势,而写作、制订计划等创造性活动,则以主动思维为主。在一个完整的言语活动循环中,主体的“听”和“说”的思维很难区分主动和被动,而且都是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被语言所携带的大量信息激活的思维活动,是整个思维能动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同时言语本身也能衍生为一组庞大的“不可言说”的整体思维系统。表达主体在言语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体现在牵动和促动听众进行主动思维。

主动思维有目的性思维和自由联想、想象两种。目的性思维是对特定言语内容的思维,所以会有起始状态(思维素)、终结状态(目的性思维素)。两个思维素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思维的活性和张力。高活性和强张力的思维素不断地整合、扩张、延伸,思维也就开始了新的活动。表达主体在言语听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就是控制、驾驭听众思维的起始状态和终结状态的活跃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驾驭的难度非常大,但同时也为表达主体提供了无限的创新可能性。表达主体驾驭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对象感和交流感的切实获得。在有声语言表达过程中,对象感稍有偏移或者模糊,就会导致听众目的性思维的断续,继而发生思维散乱或漂移。我们会发现,表达主体的语言变成了空洞的声波,不再能够进入听众的主动思维系统,当然表达也就不能触及听众的情感,而只能是“只闻其声,不解其意”。

自由联想、想象具有随机性激发的特点,往往由前一个思维素激活下一个有联系的思维素。当这个思维段兴奋性较弱,不足以激活下一个思维素时,就被新的思维内容所占据。新思维内容可以由新的刺激激发,也可以自发产生,它一旦被激活,对其他思维素就具有抑制作用。当表达者的言语不能激活思维素活动链的下一个目标时,来自于言语本身之外的因素就会干扰听众收听,直接地影响表达者的言语传达效果。言语之外的因素可能来自于收听环境,也可能存在于听众的心理活动中。掌握了自由联想和想象的特点,表达主体就要设法在排除来自环境和听众内心活动干扰的同时,保证听众新的思维内容是被预期的目标控制的,而不是任由听众随机地联想和想象。

在“—听—说—”思维活动的过程中,听感觉和听思维有时会分离。这种情况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譬如,有时想听某一时间的消息,打开收音机后在等待消息时,思维活动转换到其他方面,结果这条消息的播放并没有进入思维活动。尽管收音机已经播完这条消息,我们也感受到收音机的播音,可自己却毫无印象。在广播有声语言活动中,听感觉和听思维分离的现象很常见,一方面给表达主体提出了如何减少听众听感觉和听思维分离的课题,另一方面对有声语言表达有积极的启示作用。譬如,某些内容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为具有强烈兴奋性的思维素,但声音映象和相应的感觉仍然保持对听众的刺激。声音的感觉体现言语整体风格或基调,给听众的感知和取舍提供了印象性的引导,使听众在心理结构的深层有潜意识的反应,这种反应积累到一定的强度可以召唤他的注意力和思维活动,回归到节目本身。

对听觉感知和思维的研究给语言传播者两点启示:第一,真实的听感觉和随机性联想、想象之间关系松散而且呈非完全对应状态,对表达主体来说不是消极因素,而是为有声语言表达提供了驾驭和创造的空间,令听众“思接千载”的想象补充语言意义有限的、实在的空间,丰富听众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世界。第二,针对听感觉和听思维存在分离的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开发广播伴随性的多重功能和表现。伴随性和意象性是广播有声语言的基本属性,强调了这两点,也就突出了广播有声语言的特色,找到了广播的生存发展思路。特别是某些专业化频率,比如音乐频率、曲艺频率、文艺频率等,都可以通过有声语言的统一风格制造“专业化”个性的声音印象,在听众的听觉感知过程中树立鲜明的标志性频率形象,迂回绕过观念性内容传播的劣势,充分调动想象和情感的功能,使听众在广播的伴随过程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满足。

索绪尔强调,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一个联合和配置的机能,因为任何言语活动都须由语言组合和聚合的双重结构共同作用体现出来。在微观操作层面上,言语活动在心理范畴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部分,但在言语活动实践中,联合和配置的功能把说者的思维和听者的思维同构在一个言语场内,并无泾渭分明的主动和被动区别。说者表达的主动和听者接收的主动,决定了他们在一个言语活动中可以相互理解和交流。不止于此,语言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一一对应,二者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因此,为了追求视阈融合的传播效果,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借助言语的意义和形式构筑了一个由联想和想象创造的意象流动的世界。在这个看似不在场的意象世界里,通感的灵性将人类属于空间和非空间的感受沟通,进一步强化语言的审美价值和创造功能,激活言语活动双方或多方的参与。

(二)“—听—说—”思维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的艺术特征

在心理学家看来,在言语活动中,思维、情感、意志、感觉、直觉始终活跃地发挥着作用。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语言表达的声音呈现之前,有无声的语言思维存在,从本质上说,这种无声思维并不是指压抑着没有说出来的话,或者无法听清楚的嘟嘟哝哝,亦非喉部无声的运动,而是“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在“—听—说—”过程中,感受、情感、直觉同思维一起身处并且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同时在这个复杂的文化结构中进行融合、生成,共同作用于“前语言”阶段并影响听说活动的发展状态和进程。感受、情感和直觉在“前语言”阶段的初始表象要远远超过逻辑思维所起的作用。“前语言”阶段的思维不一定是语言性的。毕竟,思维不是机械设定的程序,思维的品质直接受到情感、意志、感受和直觉的左右,特别是具有即时性、“在场性”特征的广播语言传播过程中,在动机、感受、情感、直觉等综合作用下的表达状态对“前语言”阶段的成熟起到促动作用。由于一直以来受困于大脑黑箱理论,我们只能通过言语、行为和符号推测、反向推理所谓的“无声思维”活动。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声思维是一种受制于“复杂文化结构”的思维、情感、意志、感觉和直觉综合作用的心理活动。无声思维将表达主体和听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言语活动中产生理解和同情,可以说,无声思维就是广播有声语言得以实现预期效果的特殊的“—听—说—”思维。

阐述广播有声语言“—听—说—”思维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回溯前辈的研究成果,在言语活动中,语言有三种形式的发展阶段:内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外部语言。内部语言是无声思维作用下的一种体现“特殊的深层结构”的代码,这意味着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这个阶段语言性思维可能不在场。换句话说,内部语言不是我们所听到的语言,而是带有复杂心理活动的文化关系模式。自我中心语言虽然也是无声的,但语言思维系统开始在这里起作用。外部语言是对内部语言中同质的、稳定的特殊代码的部分外化。其余的部分是否就此被丢失或者内部消解取决于有声语言的表达功力。有声语言为外部语言的一种类型,不仅具有规约性秩序而且具有诉诸声音的文化结构。在声音印象里,(或明显或模糊地)活跃着内部语言的“特殊的深层结构”；自我中心语言的符号组合和聚合关系；自我中心语言对内部语言的异化；外化程序对内部语言和自我中心语言的异化；表达主体心理活动的外显,等等。因此有声语言交流超越了词与词发生关系而产生的意义,回归到具体经验世界的特性。有声语言的这种超越性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性思维完成的,而是依赖于表达出来的情感、感觉和直觉。表达主体和听众共享有声语言的情感、感觉和直觉是在联想和想象的世界达成的,这就体现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优越性。电视画面的具体实在性束缚了观众想象,因此,电视“声画和谐”的超越性远远不如广播有声语言。同时,语言的超越性造就了精神自由和符号对象化的两难困境。有声语言的魅力和语言对表达主体的挑战天然地存在了。其魅力体现在“复杂的文化结构”被有声语言萃取、凸显出来,并追加赋予声音的意蕴,使听众超越具体实在的现实进入精神自由的世界；语言的挑战表现在表达主体是否具有表现丰富声音意象和语言蕴含的功力。

广播有声语言使听众找寻到在日常生活中难以邂逅的文化归属感和审美认同感的共鸣。很难说有声语言的这种魅力单纯来自于语言性思维,它常常是超越了理性和逻辑,在情感、感觉和直觉的心理活动层面上对“不可言传”的“意会”进行综合观照。因此,“—听—说—”思维不是普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是艺术层面的有声语言思维。它的主要特征是:1.概念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和映象性的艺术感知觉和谐共处。始于逻辑经过非逻辑归于逻辑,但此逻辑已经非彼逻辑,是“艺术逻辑”。2.声音的丰富性和艺术感知觉的能动性对思维的确定性进行合理“活化”,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特殊意味的、蒙太奇式的新型思维结构式样。正所谓“一声一世界”。3.想象力以有声语言为介质,综合、统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动觉,使它们扩充为思维材料,加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4.努力拉近概念世界和映象世界的距离,赋予自然界以人化了的、对象化了的形象。正如中国的水墨丹青之于尺素之间的大千世界,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能够通过声音把一个有限的、刻板的、凝固的概念世界幻化成无限的、立体的、流动的对象化世界。5.思维活跃的程度和联想、想象的丰简被听觉的选择性制约。听众的理解力取决于他的知识经验和对有声语言的注意,联想和想象是对他所选择的声音信息的再造。听众很难对没有选择的声音信息进行深入的关注。6.无声思维随时因听觉感知的作用而自动调检。有声语言的表达与无声思维因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而形成可逆性关系。无声思维支配表达,反过来表达促使无声思维不断完善。概言之,听不一定是为了说,但在说之前一定先以听的方式感知世界。对听的结果产生准确有效的心理反应,是说与不说、说什么、怎么说的基本前提。广播有声语言“—听—说—”思维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梳理和沟通表达主体、听众的观念性经验,又表现并超越客观世界的具体映象,在精神领域里,结合有声语言本身形成了抽象普遍性和具体形象的整体性统一。

(三)“—听—说—”思维是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统一

广播有声语言不是内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思维成果的“有声版”。有声语言表达经历了一个独特的、从无声到有声的言语创造过程。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说,言语表达来源于欲望,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话。欲望中包含理性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语言表达的欲望就是言语动机。言语动机是非语言性思维的心理活动,言语动机的调控不是单纯依赖理性思维,而是必须依靠重复实践下积累的心理驾驭能力。言语动机在萌芽和酝酿阶段一般是稚嫩的、平缓的、犹疑的,甚至受到干扰会半途而废。言语动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言语在一定语境的规约下呈现不同的语体和风格。广播电视传播语境中的言语动机被我们称之为“表达愿望”。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言语动机是艺术强化处理下的表达愿望,是艺术语言表达的原始驱动力。这个原始驱动力要组织的材料不是词汇概念,而是一种语言性和非语言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关系和力量,譬如,一种感觉、一类情感、一组意象,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广播有声语言的表达愿望不是日常生活语言表达所能承载的,体现为生命的活力,但不是自我表现、随心所欲,必须遵从多重性语境的规约。

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从表达愿望的喷薄而出到表达形式的万千姿态,都深受民族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化结构的影响。汉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精华传承的结晶,具有庄重美、含蓄美、融通美、质朴美的审美价值和品格。汉民族共同语的特色与民族文化心理中高尚、博大、积极、通达的一面相互交融,在主体的表达愿望和言语创作中积淀下来,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审美观和创作观。简单地说,在汉语表达审美观和创作观指导下,内部语言有效转换为外部语言一般表现为以下特点:表达愿望与语言思维的互逆性转换迅速、自然、适度；语言秩序组织井然有序、色彩丰富、灵活精妙；语言的扩展和深化紧扣主题、控纵自如,同时完成查漏补缺、调检修饰的工作。外部语言的“有声”具有艺术表达特殊性,“声”中有语音的圆润丰满,有气息的运动自然,有语气的贴切丰富,有基调的准确灵动。简言之,声中有情有理、有韵有致。有声语言传播的感性和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性表述就是“言为心声”。然而现实常常令人们迷失于“言为心声”的对立面——“言不由衷”。“言不由衷”的来源中有两个方面需要得到重视:1.被迫主动地选择言不由衷。此“衷”即生命全面体悟的真实存在。这种情况往往是为人际关系、语境等外界因素所迫,主动放弃内心的体验,进入一种庸俗的话语体系,换一套为语境所容的表达方式。这不是本章节探讨的重点,在此不赘述。2.被动的、不可控的言不由衷。此“衷”即自我中心语言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易受暗示和易转移的不稳定心理状态；一是表达主体语言功力薄弱。第一种“言不由衷”是人性的劣根性,其恶劣性、危害性范围极大,需要依靠生命不息、搏斗不止的人类精神的全面反抗和代代相传的教化才能荡涤。其表达形式和内部语言的貌合神离势必导致无气无神,缺乏质感的色厉内荏。“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等语汇实际上是对这类主体的轻蔑和嘲笑。第二种“言不由衷”可以通过主观内省和实践磨炼得到改善。“言为心声”在语言表达层面对表达主体提出以下要求:1.语感悟性高。2.思维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均衡发展,并且对思维的核心对象不悖不离。3.心理状态开放、稳定、灵活。良好的心理状态源于自信的品质,自信是精神独立的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观点笃定、立意高远、逻辑严谨、趣味盎然。4.语言功力深厚。语言功力不仅指语言的技巧,它是由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和功底共建而成的,体现为观察力、理解力、思辨力、感受力、反应力、表现力、感染力、调检力。在这八种能力中,最即时、最显著、最有决定性的能力是观察力、反应力和调检力。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观察力是指平素观察语言现象、语言生活的能力,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强调对语言的听觉感受、认知能力和辨别能力。语言功力最大的功能在于增强有声语言的魅力,激发听众有秩序的联想和想象,营造一个随类赋形、意象丰富、趣味悠长、意犹未尽的审美空间和精神家园。摆脱“言不由衷”的羁绊,落脚点在于锤炼语言功力,出发点在于“文化启动”,“志存高远”。

语言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文化捆绑在一起,是某种内部结构特别紧密的文化现象聚合体,语言与文化相伴相生,难舍难分,并且谁都不是对方的“婢女”。文化的表征和结构、民族精神力量一一体现在语言中。譬如,汉语中没有关系从句,相应的逻辑关系是由一种思想关系、秩序体系支配的。这个关系是中华民族长时间形成的各种行为和深层心理的象征意义,体现在语言中,同时也被语言体现着。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了相同的意义和蕴含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广播中,听众只能以表达主体的排他性表述方式来捕捉表达主体内心创造的意味,他只能听到“这一个”表达形式。而表达主体对特定内容的观念和内心经验的表达是遵从某种灵感的召唤创造性地生成的一种形式。生成过程实际上是表达主体凭借想象对现实材料和传播目的加以条分缕析,进一步洗练和铸造的艺术创造“程序”。这个形式在生成过程中同时对表达主体的内心实施“修改”,目的是为了使内心经验和表达方式尽可能的和谐、高效(事实上,外在形式在表现内容时的感性圆满是极难达到的)。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中,面对面的语言表达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在体态语言和实在语境的提示中得到部分的解决,而在流动性虚境的广播语境中,必须依靠语言表达方式和情感、想象、感觉、直觉等的作用与反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将复杂的文化结构表现出来。表达主体的作用就是通过“我的”语言方式潜移默化地实施文化传播功能,使听众在“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中得到观念的改造、情操的升华和精神的全面实现。

三、想象是体验创造有声语言声音意象的手段

只有通过“听”的方式,想象才拥有了近乎随心所欲的空间。听觉创造了一个“幻想者的乐园”。“听”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各种感官的综合感觉,使人的对象化世界区别于动物的感觉世界而成为统觉世界。当人们听到从收音机中传出来的有声语言时,强烈地感觉到世界的不完整,为了得到与语言提供的线索相符的高水平回报,听众的耳朵只要接收到一点点暗示,就会扩大那个暗示,并想象出一定的物象和情景,“听声思源”,“随类赋形”。但是听众很难通过想象获得现实的解决感,就像经由视觉得到具体画面的印证那样。于是联想和想象在内心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地整合、蔓延,结果总是获得如真的幻觉的现实。心领神会但无从确定的声音图案,是听众自由诠释有声语言之后,由心灵折射出的生命形态,是一种无像之像,无状之状的内心视像。

首先,对于广大受众来说,汲取知识最常用和最实用的渠道是诉诸文字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而后是诉诸声像的电视、网络等,只诉诸声音的广播不是最高效的媒介。尽管如此,广播依然拥有一定份额的受众,这是因为他们享受着大众传播更高层次的功能——娱乐和审美。实现这些功能最微妙、最自然、最经济的手段就是联想和想象。文字、声音、图像三者相比较,抽象程度递减,赋予人感知世界的确定性愈强,想象空间愈小。^[11]所以,我们经常在电视传播中运用想象的手段,比如,当一辆汽车失去控制,发疯似的撞向一棵大树,电视画面运用闪白或黑场的特技,画外音是动人心魄的刹车声、撞击声、惨叫声、翻滚声等等,各种声音瞬间夹杂在一起,而画面是一片空白,这样的处理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声音的想象创造力。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他的观点无疑为广播魅力的阐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且,想象力不仅总在挑战现有的知识,而且其品位比知识更高,因为它具有超前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字传播对受众的要求比较严格,建立在有一定语文知识的起点上。声像传播的写实性和具体化特点对受众的想象有极大的束缚和固化作用,在文字和影像破裂和湮没后,事实和意义不复存在。只有当想象能够跳出成规的文字和影像的不可靠时,产生于文字和图像的意象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唯有单纯诉诸声音(声音中幽眇难知、流动飘逸的魅力)的广播,为听众的想象提供了助推力。但是这只能说明广播更有利于想象的发挥,怎样让声音催化听众想象、激发听众的审美愉悦和审美满足是广播有声语言的核心任务。

其次,听觉的不确定性使想象成为收听广播的主导性心理活动。一般心理学认为,联想人皆有之,但深度、广度、强度、层次都不一样。在联想的类型中,象征联想是最具灵性和蕴含的方式,是一种“半透明式的反映”,外层与所联想到的内层同时双重显现。正因为外层清晰可睹,内层的显现便有些模糊,这种模糊给人一种泛泛理解的可能。联想可以丰富想象的内容,让想象的触角更敏感、更强壮。与想象相比,联想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想象是联想目的性的结果。想象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难以测量统计,只能依赖于描述性语言和个人化感受。在收听节目时,不拘一格而且合理切中的想象是为听众的现实生活和思想贮藏提供资源的重要方式。但在收听广播行为中,听众想象的目的性较弱,而且与真实性、合理性、规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想象一般分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无意想象的激活始于自发性心理倾向,其发展走向取决于“文本”依据的刺激。有意想象是听众在自觉的、能动的思维意识支配下,按照一定的目标,在原有的表象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使原有的表象分离、组合、溶化、演变,进行创造性的构想,形成新的表象。有意想象的激发受到主体的感性、理性双重制约,譬如,天赋的生理和心理素质以及经验、思维、情绪、情感等方面对想象的素质有综合的制约作用。有意想象中的创造想象是最富有生长能力的类型。创造想象能力需要具备一些基础性条件,譬如,个人创造新事物的愿望和要求；创造者积极的思维状态；实践要求与个人的创造需要相结合。同时,激发创造性的举足轻重的因素是原型启发的质量和灵感。

听众一般是凭借联想和想象去获得鲜明的有声语言内容意义,凭借生命经验的共同感去心领神会“言外之意”、“意外之旨”,体会有声语言深层的情感观照和心灵际会。想象的拓展性、灵活性和变异性的个体特征依赖于听众已有的差异性素质和心态养成。有某种表象引发的联想总是在显意识和潜意识的明示或暗示下,朝一个有目的的方向聚拢。虽然聚合而成的想象因个体的差异而呈现万千姿态,但与“元表象”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听感觉世界中的许多信息和能量在心理认知过程中会有一定程度和数量的衰减。衰减的另一个方面是精致化,即联结信息。衰减和精致化功能对想象的影响是意味深远的,并且使人感觉到想象世界和现实具体世界之间的鸿沟产生的真正神秘根源。有声语言的细腻体贴是促使听众听觉认知精致化的主要动因。通过听觉,大脑中形成了有声语言中某个具体表象,并把它与较具体的或较一般的表象联结起来。其结果是,精致化可能为当前表象增加了更多的信息。那更多的信息为当前联想和想象的表象建立了背景,背景中包括其他一些永久或暂时的表象,用来标识或解释将来的表象。表象的精致化不仅作用于联想和想象,而且与最后所理解和记住的东西也有很大关系。其一,表象较好的精致化比不进行精致化对材料的理解会更透彻。其二,背景的精致化可能对今后的学习和提取极其重要。^[12]认知精致化功能和联想、想象功能是广播与听众建立独有的、“疏而不断”的关系的起点。

最后,听众的听觉想象不是脱缰的野马,受制于表达主体有声语言的碰触、推动、牵引和阻止。而对听众的想象发生实在影响的因素必定存在于表达主体和听众的视阈融合中。换句话说,有声语言蕴含的意味与听众的“过去的经验”——“所知”关系紧密,二者必须能够成为参与听众想象的一个参照系。否则,想象无从展开或者受到梗阻,使听众失去继续收听的兴趣和耐性。事实证明,对听众实施“枪弹论”式的绝对控制无法实现。表达主体对听众想象的驾驭体现在维度、空间和细腻深永的程度上,总的说来是取决于有声语言能够在听觉美感意义的路上走多远。听觉想象为表达主体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但是这个空间边界模糊,尺度不详,难以琢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频率有一档读书节目,体现了难能可贵的节目设置观念。读书节目在广播中的存在价值和感召力应该体现在颇具艺术含量的语言表达形式美和意蕴美中。主持人和书籍的作者跨越时空在节目中形成“合力”为听众奉献精神食粮,作者的艺术创造性更多地依靠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现出来。有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名人的情书”。主持人朗读贝多芬的《写给不朽的爱人》、郁达夫的《给王映霞》、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王小波的《给李银河》等,文字何其优美,情感何其真挚,文思何其遥缈!但听过主持人的播读,只能冷静地评价一句“写得真好”,有声语言“二度创作”的价值被淹没在平淡、浮浅的声音表达中。这分明是有声语言的失败和悲哀。听众感受不到这许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才情、不同性格的名人们对他们的爱人倾诉时,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是怎样的一张面容,是怎样的情意缠绵、肝肠寸断。连“情景再现”都不能复原,何况是想象的更深一层——“爱人间无限情怀”的意象更是荡然无存。表达主体对听众想象的驾驭必须是建立在主体本身有目的、有预设、有反馈的想象之上的。于是,目的不同、表象各异的想象成为表达主体创建预期传受关系的“点金术”,能使感受活化,创造出生动新颖的新意象、新视阈。没有想象,语言将缺乏生气、灵气、才气；有声语言表达艺术将失去光彩,失去魅力,失去魂魄。表达主体的想象一定是有意想象,其想象的结果是直接指向并作用于听众听觉的。对于表达主体来说,想象映射到有声语言中是为了调动听众产生丰富的新意象,所以想象不是结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过程,是介质。

四、流动性声音意象是广播有声语言的永恒艺术内核

虚幻空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流动性是有声语言审美意象的特点,是广播引人入胜的关键原因。

广播有声语言的审美意象在概念和直觉之间、在现实和本原之间、在主体间自由地流动。流动性的含义可以具体解释为:首先,只有表达主体和听众在审美心理活动中发生接触,产生无声的互动时,某种意象才可能产生。其次,广播有声语言的意象是表达主体、接受主体和节目内容、形式三者发挥主动性形成的、在主体间“心像”(不是现实存在物)的流动。再次,听众脑海中的意象来源于同时对表达内容和表达主体的想象,并且难解难分,分不出谁是主要、谁是次要,谁是目标、谁是载体,它们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表达的继续而有规律地流动。最后,广播有声语言的意象是听众主动自由选择下的现实的“类似物”。很多艺术作品可以把接受主体完全带入一个空灵、超现实的世界,接受主体的想象可以在上下五千年的无疆界的时空中任意驰骋,但广播语言的意象更贴近现实化的情境,虽然可以超越在场,超越时间,但总是徜徉在“现实”的周围,即使听众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意象并不是现实本身。综上所述,流动性主要表现为声音审美意象在概念认知和审美直觉间、现实与想象间、主体间呈现的有规律可循的动态趋势。

广播语言流动的声音意象需要“审美的耳朵”和“审美的心灵”去聆听、去感悟。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艺术创造的“现实模拟物”,在现实的、非日常生活状态的大众传播环境中不是真实地再现生活。广播语境下的再现是通过现实生活图景折射世界的本原。有声语言表达主体以真实身份再现真实的生活,但是有声语言中的意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也不是头脑中“所知”的,而是努力接近世界本原的内心经验。

广播有声语言的审美“场阈”与其他艺术部类不同。当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时,不管它是音乐、绘画还是电影,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其抽离出客观实在的环境,并自己随之一同进入超现实的时空。但广播有声语言审美的起点是不完全脱离现实的,收听的环境、时间、表达的内容都存在于现实中。另一方面,虽然听众感知的有声语言表达是现实存在物,但那实际上是表达主体对象化的世界的模拟物,又具有超实在的性质。其审美的终点是超越性产物。所以,广播有声语言的美感是现实与想象结合的美,同真和善等价值观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美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生活化”、“自然”的论调是自我绑缚的徒劳挣扎,因为它从根本上是违背人的审美观照的规律的。

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中,非常强调神思的奇妙和美感。刘勰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神思之致乎!”“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是心驰神往的方式,其结果是融大千世界风云际会而成共感,再驰往更加辽远和悠长的时空。我们暂且搁置神思与想象的关系不论,有声语言赋予听觉的不仅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神思,还充满了概念性语言和声音意象杂糅的奇幻填充物,这是有声语言审美的独特之处。声音的线性传播方式使有声语言在听众的头脑中有一段时间的延迟,它可能在来不及“消化”的情况下成为听众想象的材料和结果的一部分。因此,有声语言的意象之美中有逻辑的踪迹,同其他艺术部类有本质表现的不同。

五、音声记忆是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审美沉淀

广播语言的传播是“口耳之学”。心理学研究表明,单纯从听觉获得的信息,一般只能记住15%左右,如果把视觉和听觉结合起来,一般可以提高到65%。因而有人推导出听觉具有无法克服的、天生的弱势。但具体到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考察听觉意义,就不能那么简单地下结论了。深入追问收获以下思考:

第一,听众收听广播获得信息的“音声记忆”与一般情况下的“记住”在心理过程上有很大差别。听是为了交流,一般情况下,听众收听广播的行为处于自发的、无注意收听状态,所以听众的内部交流是主要的意识活动。借助听觉感知,形成声音表象,进而产生内部交流的方式一般是联想、想象和感悟。除了与自己、与自然的交流,即内部交流,听众由听而延展出的交流方式还有与他人的交流,即收听过程中与他人交流、收听行为结束后与他人交流。交流的内容大致有交换信息、消闲娱乐、抒发感触、发表议论、联想、想象和感悟等。交流的范围大致有就节目本身内容的谈论、与节目内容相关但目的不明或偏移的评价。出于交流的目的,听众收听广播的主要诉求是获取信息、娱乐身心、寻求互动甚至只是单纯的消闲。消闲的动机往往使听众处于无注意收听状态,而获取信息、娱乐身心、寻求互动的诉求使听众收听状态在注意和无注意之间流动。获取信息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于成为“15%的知道分子”,更多的是为了通过信息交换的方式在组织、个人、内部传播的交流和沟通中产生心理快感、满足感和认同感。所以,收听过程中有声语言表达者所有重音、语气和基调的暗示都会引发听众的联想和思索,思考的成果同有声语言的内容本身一起成为受众“二次传播”的素材。如此处理信息的效果往往大于15%。收听广播的复杂诉求和收听时的心理流动状态使我们不能简单根据15%就判决声音传播有难以克服的先天弱势。

第二,15%的数据是值得探讨的,实验数据变量导致结论的变动,普通实验条件下得出的数据变量不能作为衡量大众传播效果的结论。本书认为,在广播传播中,考察听众获取信息的实效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的内容、方式和策略。

第三,西方语言学家在研究言语链时,采用了分析的方法,从语言学、生理学和物理学三个平面分别对言语活动进行科学梳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说明有声语言的时间性是很好的佐证。语言的时间性导致语言记忆的难度很大。在借鉴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又发现汉语的言语链不仅具有时间性,还具有想象的空间性。由此,有声语言表达使画面感,即空间性的审美维度得以成立。如果说中国诗歌的魅力在于汉字、表现手法、审美倾向三者的结合,那么,广播有声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表达形式和审美理想的共建。汉语普通话中音节是表意的最小语言单位,用声调来辨析字的异同,在音节内部元音清晰、响亮、饱满,同时汉语普通话的表情功能细致、鲜明、丰富。这些都是汉语普通话有声语言表达与西方语言表达不能相提并论的现实依据。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异,使得西方语言重视逻辑,汉语在表意的基础上重视表情和意象。听觉中存在神奇的“第三只眼”,这种联觉能力使听觉能够“看到”有声语言中的画面,这个想象的画面比视觉感知到的现实的图像更富于想象力和超越感。汉语有声语言的画面感使语言记忆成为审美活动,表现为审美感受的沉淀。

通过听觉想象获得具有画面感的声音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实践。在这个实践中,对有声语言的音声记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和审美的沉淀。语言除了具有意义送达功能之外,更多地以创造的功能实现其表现的目的。表现性不仅使语言成为送达意图和思想的手段,而且具有揭示情感、创造意象的功能,更能够体现表达主体“具有某种意味形式”的“姿态”。因此,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不同,有声语言的表达是一种寓意丰富、充满动感的行为“姿态”。这种声音的“姿态”不只是被记忆和理解的,主要是被感知和回味的。换句话说,声音的深层意义并不在于被感知和记忆,而是经过这些路径幻化成审美意象的积淀。表达主体和听众民族文化心理、时代精神的共同背景使积淀成为可能,表达主体和听众经验的视阈融合加强了积淀的分量。当有声语言表达的声音“姿态”与内容意义实现了真诚、默契和美感时,积淀就不仅仅发生在个别、当下之中,而是超越地域和时空,具有了民族性、历史性的宏观内涵。

人同社会、自然和宇宙发生关系的方式多种多样,听觉是较之于视觉、味觉、嗅觉、触觉、运动知觉都更具有可能性、超越性和自由性的感觉方式。通过听觉容易产生“感觉挪移”,由声音的形式和意义获得对世界的联想、想象、思索、感悟。在心理上产生创造和审美的快感和满足感,满足人作为一个“实在”的全面实现的美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广播是调动人的全面自我的媒介,广播有声语言艺术的魅力在于使“调动”成为直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