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成为“有组织信息”的生产者

二　信息模式的产生：报纸成为“有组织信息”的生产者

社会对于信息的渴求，新中产阶级对于信息真实性的倚重及其保守的欣赏趣味都是信息模式产生的原因，但是仅此并不能说明报纸为何将信息模式作为自己新闻生产的常规形式，这还要与20世纪报纸成为一种专业组织相联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美国大城市的报纸已成为“大规模的事业”。各大报纸不论在销量、页数和广告额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投资、开支和收益的数额亦十分惊人。以当时最大的报纸《纽约世界报》为例，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报纸每年开支达到200万美元，专职工作人员有1300人。在1897年3月，其早报与晚报的合计销量达到100万，该报在纪念普利策经营10周年的纪念日出版增刊100页，25周年的纪念日出版增刊200页。该报每日有16-24页，星期日则增加到48-72页，广告占一半。在这一时期，该报资产无疑价值上千万美元，就是赢利也在百万美元左右。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城市报纸成为“大规模的事业”对新闻业的影响之一是使报纸由过去个人经营的机构转变成为工业化的组织（Mott，1962：547）。因为只依靠一个人的管理模式难以应对容量如此之大的报纸，报纸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人力，这亦使得新闻生产程序日益繁复。

在莫特看来，报纸的扩张使得“个人报纸”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旧式编辑现在不但要屈从于本市编辑、各版编辑的管理，还要承受许多纷至沓来的新进者带来的压力，并且还要活在经营部门的阴影之下，因为经营在20世纪新闻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现代新闻业管理者不但受过新闻训练还接受过经营训练。大规模经营使得报纸的商业化取代了旧有的个人管理，而报业在极度扩张中也淹没了旧时编辑强有力的声音（Mott，1962：548）。这一切让莫特感到报纸已经变成了工业组织。报纸规模的扩大造成其内部科层结构的变化的确是20世纪报业的显著特征，但这并不是唯一显著的变化，报纸也并不是仅仅变成了一个工业组织。

首先，此时新闻编辑室已经成为报纸的独立部门。新闻编辑室（newsroom）是在19世纪后半期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分离之后才出现的，《纽约时报》第一次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编辑室”一词是在1923年（Nerone et al.，2003：440）。而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技术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这一过程在政党报纸期间即已开始，在19世纪末基本完成，印刷工会的成立可视为标志之一（1886年，印刷工人加入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其次，经营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而这一过程的关键步骤——新闻与广告的分离是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新闻采集与制作是信息生产传递的核心环节，新闻编辑室的独立表明报纸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功能定位与组织分工。早在19世纪后期，报人们已经把采集新闻作为报纸的首要职责，报纸是社会中搜集、生产、传递信息的专业性组织在此时已经基本成为共识。

其次，报纸内部有了明确的劳动分工和等级划分。到19世纪70年代，大都市主要的日报都设有一名主编、一名编辑主任和9名负责新闻的夜班编辑；一名本市新闻主编负责指挥由大约20多人组成的记者队伍。一名电讯主编负责处理不断增多的国内外电讯新闻，还有一名财经主编以及戏剧评论员、文学主编和社论撰稿人（埃默里等，2004：228）。威廉·布莱耶1913年出版的教科书《报纸写作与编辑》（Newspaper Writing and Editing）中提供的典型都市报纸的科层结构图即已显示出报纸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备与清晰（参见图3-3）。

再次，报纸有了较为明确的理念、规范来规制其成员的活动。就新闻写作而言，从1880年到1900年，“客观性”（objectivity）报道理念得到发展，一种更有规则、更少个性化的新闻写作方法，后来被规范为“倒金字塔”（inverted Pyramid）式结构，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就编辑工作而言，此时开始采取编营分离的方针。为了保证编辑独立性，在《纽约时报》早期，奥克斯就拒绝了几项一般认为是合法收入的赚钱机会。1896年总统选举，《时报》被选为6家发表对投票民意调查的报纸之一，可以获得20万美元，但《时报》拒绝了，原因是它拒绝浪费公众钱财。泰姆玛尼（Tammany）政府曾向《时报》提供所有的市政广告，大约共计一年15万美元，但是也被《时报》拒绝了，因为它相信在发行量这么小的报纸上做市政广告，政府动机值得怀疑。在1900年的总统选举中，《时报》在8年中第一次支持共和党，但他还是拒绝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印1期100万份含有支持共和党社论的报纸的要求。尽管这些机会都是在《时报》需要钱的时候，但奥克斯还是拒绝接受。创刊25年后，奥克斯明确表达了《时报》作为独立报刊的职业理念（转引自弗林特，2005：228）：

图3-3　典型都市日报的组织结构（来源：Bleyer，1913：2-6，转引自Nerone，2003：442）

至今谈到报纸的管理，我们都可以无愧地说（报社的上千雇员也会支持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报纸上，从来没有一行新闻或评论是因为要偿还真正或想象中的人情债而刊登的，也不是为了要讨好谁而刊登的。这份报纸不欠任何个人或利益的情，要欠也是欠所有的好人和有价值的事业的情。

第四，新闻教育机构开始出现。格里利的助手和继承人怀特劳·瑞德（Whitelaw Reid）在内战之后曾说：“我们最大的报纸的经营均依照新闻业是一种专业的原则……我以为大多数报人的教育程度较之一二十年前已有了极大的提高。我知道，关于《论坛报》，人们均误认为其主编‘在所有高傲的人当中，最不喜欢大学毕业生在其报社任职’，实际上，该报的记者均为大学毕业生，大概2/3的记者受过普通高等教育。我认为其他主要报纸也是如此”（Mott，1962：405-406）。1878年，达纳曾表示《太阳报》拥有许多大学毕业生，都是熟练的记者。并且，他还认为当时人们认为一名成功的记者不需接受大学教育是不全面的；因为任何可以使其拓展其知识范围的教育都可以使其更适于为公众写作，使他理解公众所需并掌握吸引人的写作技巧（Bleyer，1927：304）。不过，当时这些大学生们接受的并不是新闻专业的大学教育。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责任感和地位，使他们与律师和医生平起平坐，普利策才有了出资创办新闻学院的想法。1875-1879年，康奈尔大学开始颁发新闻专业证书，需要修完一项规定的文艺课程，并在该大学印刷部实习，但它并没有特设的新闻学课程。最早开设新闻学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它在1878-1885年开设了两门课程：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资料。1904年，第一个新闻学4年课程在伊利诺伊大学创立，第一个独立新闻学院于1908年在密苏里大学创立，此时有数十个关于新闻学的独立课程或学科在美国大学创立。而在1894年，第一本新闻业务书籍——休曼的《新闻业入门》出版。1912年，美国新闻学教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Journalism）成立。

最后，与报纸有关的各种专业协会开始出现。1867年，密苏里报业协会成立（Missouri Press Association），就是它负责筹建密苏里新闻学院；1884年，专业期刊《纽约记者》（New York Journalist）创刊，此时还出现了一些专业组织，有些城市出现了媒体俱乐部。1885年，全国编辑协会（National Editorial Association）创立；1887年，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American Ne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成立；1898年，“国际发行经理协会”（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Managers Association）成立；1918年“报纸广告经理协会”（Association of Newspaper Advertisement Executives）成立；1920年“报纸分类广告经理协会”（Association of Newspaper Classified Advertising Managers）成立。1922年，“美国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在纽约成立，该协会还公布了七项新闻业准则：责任；新闻自由；独立性；诚实、真实、正确；不偏不倚；公平；正直（Mott，1962，726），作为该职业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准则。

威伦斯基（Wilensky）认为一个职业成为一个专业，需经过5个阶段：（1）开始努力成为全职或全日制的职业；（2）建立起训练学校；（3）形成专业协会；（4）赢得法律支持以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5）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Johnson，1976，转引自黄旦，2005：6-7）。按照威伦斯基的标准，结合报纸在20世纪初的变化，可以判定此时的报纸已经成为一种专业组织。尽管此前已经有一些报人宣称新闻业已经是一种专业。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一位著名记者朱尼斯·布朗恩（Julius Browne）说过：“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东部，记者一般都是受过正式教育的人。新闻事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专业”。里德（Whitelaw Reid）也认为新闻事业已成为一种专业（Mott，1962：488）。上文曾提到，内战以后瑞德即有这样的看法。但当时，作为一种专业的新闻业尚未完全成型。

出于确保组织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的客观性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新闻业的职业意识形态（Schudson，1978）。而作为报纸职业理念的客观性成为信息模式的理论支撑。詹姆斯·G.斯托佛指出：“随着新闻职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新闻写作领域势力很强的传统规范”（Stovall，1983：54，转引自李良荣，2002：205）。曾任美国奥立冈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艾沃瑞特·丹尼斯（Everette Dennis）认为，客观性观念可以解释目前新闻写作的方式：为什么某种事实在新闻中会以特别的先后秩序呈现出来？为什么某种消息却在新闻中被删除，难以出现？“总之，客观性是解释记者如何报道新闻，及新闻为什么会以目前这种方式出现的方式之一”（转引自罗文辉，1991：20）。而舒德森则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是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新闻业的一种特殊发展形式，它含蓄地授予新闻记者以政治专家的权力，并有助于将政治本身重新定义为一个更适合于专家而不是党徒来讨论的主题（Schudson，1982，转引自Schudson，2000：192）。可见，信息模式作为客观性理念的实践形式，是报纸专业化的产物。但是，信息模式的产生不仅是出于建构专业权威的需要，也不仅是客观性理念在新闻生产实践中的实施，它还是能保证媒体降低成本，谋求最大经济效益的生产方式，它使得媒介能够日复一日地为广大新闻受众提供丰富而及时的新闻。

首先，信息模式符合新闻的本质属性。19世纪末由黄色新闻引发一场新闻伦理的讨论中，人们也曾就新闻究竟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力量”而展开论争（Sumpter，2001：68）。但在此次讨论中，对新闻伦理意义的生发多于对新闻本体意义的探究。而19世纪下半叶大众传媒的发展态势，传播的扩散性、迅捷性等特征，引起了罗伯特·帕克的研究兴趣。帕克认为自巴门尼德以来，对于知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知识作为一种理念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较少关注作为一种论据的知识的功能。受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帕克更多地关注各种不同知识产生的条件及其功能，而不是知识所表达的理念或事实，他试图从新闻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各种条件出发去探寻新闻的本体属性，从而论证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的合理性（Park，1940：682）。承继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知识划分为“理解型”（关于什么的知识，是一种正式的知识）和“知晓型”（非系统的、直觉的知识，或曰“常识”）两类的思路（Park，1940：660），帕克认为属于“知晓型”知识的新闻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首先，新闻不像诉诸概念的哲学和逻辑学，也不像诉诸物质的自然或分类科学，新闻更像历史，它诉诸事件，而事件因其流变不居的特点，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那样被归类（Park，1940：672、675）。但是，帕克认为新闻也并不是历史，新闻事实也不是历史事实。原因即在于，总体上，新闻涉及的事实是独立的而不必有意无意地寻求事实的联系。与历史学家不同，一名记者仅仅是记录发生着的单个事实，只有在有助于理解现在的时候才联系过去和将来。这正是新闻的本质属性，它关注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被哲学家称之为“可贵的现在”的现在。而这“可贵的现在”指的是，正如商业出版机构所知道的，新闻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新闻只对那些认可“新闻价值”的人来说才是新闻。一旦被发表，意义被认知，新闻就变成了历史（Park，1940：676）。

通过对新闻本体特征的探究，帕克认为，新闻关注现在的本质属性使其具有了短暂即时的特点，而这是理解新闻其他特性的关键，也是理解新闻报道形态的关键。帕克对于新闻本体意义探求的努力，不仅论证了作为知识的新闻的合理性，并且也有助于理解信息模式的合理性，因为以事件或信息为核心的信息模式的呈现形式是由新闻短暂即时的特性决定的。帕克认为，正是基于短暂即时的本质属性，大部分的新闻报道才都是“一闪即逝”的。如果一件事被证明是真正重要的，蕴含其中的价值会引导深入的探询和对周围环境的更全面的了解。然而，一旦这种被激起的紧张消退，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其他足够新奇、令人激动、重要的事件上的时候，一个事件就不再是新闻。这样，新闻是以一连串独立事实而非连续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Park，1940：676）。

其次，信息模式符合媒介组织各层级的需要。对于试图增加读者份额以及获得随之而来的广告收入的发行人来说，报纸以公正的面目出现是重要的，这可以最大程度地赢得读者。在莫特看来，报纸成为“大规模的事业”的另一个后果是报纸为了支持与稳定组织而产生了追求利润的保守主义倾向（Mott，1962：547）。《纽约晚邮报》的阿戈登（Rollo Agden）就认为报纸的稳定似乎是依靠庞大的资本与高度的赢利（Mott，1962：548）来维系的。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经济领域出现了公司企业兼并的浪潮，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风潮也波及到新闻业。弗兰克·芒西（Frank Munsey）大量兼并报纸，在他眼中，新闻业与工业、运输业、贸易、商业或银行业并无二致，这些重要事业的经营法则同样适用于新闻业，小的组织不再具有竞争力（Mott，1962：637）。在逐利而动的报纸看来，信息模式客观的呈现手法意味着可以规避政治、经济风险。通过大量使用直接引语与权威性材料而平稳地叙述事实，可以避免法律纠纷和引起非议。例如，美联社即要求记者严格遵循交代消息来源的报道原则，主编会告诫记者切记交代信息来源不是为了报道的准确性而是为了将责任转嫁给消息来源，假如结果证明信息是不准确的，报纸不必对此负责，要对此负责的是消息来源（Mencher，2003：45、47）。

对于编辑而言，他每天都是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的。他很少能亲自去现场看看他每天处理的这些新闻报道的情况。但他知道他必须要吸引读者，因为有众多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夺走读者。他往往要在几分钟之内对一篇新闻报道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报纸版面是基本固定的，截稿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再加上销路不稳定、诽谤法以及其他可能有的无穷无尽的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闻写作与编辑遵循一定的惯例和程式，才能节约时间和精力，保证编辑工作不致失败（李普曼，1989：233）。

对于凡人记者来说，他没有一个水晶球可以任意地观察世界。虽然从理论上讲，记者可以报道的事件很多。而实际上，他们只了解这些事件中很小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也必须要面对截稿时间和版面有限的压力。这样，他们每天只能在纷纭事件中选择极小的一部分加以报道。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赫伯特·甘斯发现记者时时处于“效率”的重压之下，而他认为这一压力主要来自于截稿时间（Gans，1979：283）。所以，如果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日常工作模式，记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报道这么广泛的题材，他们不可能每天都采用新的标准去选择事实。门彻亦指出，不论是报道一场大学篮球赛、撰写一篇讣闻，还有报道总统的国情咨文，新闻记者都要遵循同样的基本程序：体育记者、娱乐记者、一个有25000人口小镇的综合新闻记者与美联社的驻白宫记者全部共用一种思维方式与一套类似的、指导新闻记者多年的技巧，而不管技术发生了何种变化（Mencher，2003：xxii）。

由此看来，信息模式的确是媒介建构专业权威的需要，因为信息模式提供了“一个结构而使得报纸能严肃对待自己的作品并说服其读者和批评者同样严肃地对待它们”（Schudson，1978：151）；它亦是报纸组织生产降低成本、规避风险的需要；它还是读者的需求，否则新闻无法成为商品。正因为信息模式契合了社会和报纸组织多方面的需求才使得报纸将其作为了新闻生产的常规形式。3对报纸组织特征的廓清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后来那么多其他的报道方式，诸如“新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乃至“解读模式”都未能取代信息模式，而只是作为对其的修正或补充而存在着。而这也是信息模式一方面饱受非议和质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另一方面，对其批驳的力度愈大，对其坚守的决心也就愈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