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最后一道防线

前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的维度限定

（一）时间维度

关于抗日战争何时爆发，学界一直有几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应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认为，应以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为分野；还有一些学者认同比较官方的观点，即认为应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明确信号。综合多数学者的意见以及主流政治声音，笔者认为抗战的全面爆发应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为划分界线，这也就是通认的八年抗战的起始时段。

本选题以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为研究内容，是考虑到对外文化宣传作为一个国家战时总体战略和政略体系的一部分，应该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才开始规范运转。另外，抗战时期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外文化宣传活动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体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其对外文化交流、推介和宣传的阵地也以在迁都后更为固定、更为集中和更被认可的方式存在和发挥作用。因此，本选题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的1938年1月至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1946年4月为始终期。

（二）空间维度

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以来，一直以南京为首都。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数月之间，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先后被日军攻陷。10月29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正式迁都重庆。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达重庆，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至重庆。1938年1月起，国民政府正式对外办公。1940年9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陪都地位至此确立。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经历了全部八年抗战艰苦卓绝的历史，国民政府对外文化宣传的组织也在此形成了严密的系统。在当时，重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和宣传中心的作用与北平、上海、武汉、香港等城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基于八年抗战中重庆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作用，本选题在空间上聚焦于重庆。

二、关于选题的相关阐述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也成为全国及远东新闻与文化传播的中心。以重庆为中心辐射的中外文化交流与新闻传播，作为当时国家战略和政略的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也改写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本选题力图以1938－1946年间重庆的对外文化和文学交流为横向坐标，以这一时空下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为纵向指针，在二者的交叉点上反思中国政治文化和新闻思想在抗战背景下的相互观照和历史变迁。一些学者认为，抗日战争使得一直隐藏于人们内心和社会背面的民族主义意识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了大规模社会动员、全方位凝聚民族情感、多层次统一社会思想的精神图腾。从抗战文化宣传传播的经验和交流上看，中国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指向是在外部强敌入侵的忧患中萌发的，又在各种文化传播手段和阵地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因此，这种文化传播活动既具有中国自身的传统内容，又具有与各种异族文化相互激荡、影响、冲突、融合的特征。

从重庆抗战时期对外文化宣传和传播活动的实践情形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播阵地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争取外援、抗击强敌的桥梁和纽带，民族主义意识则是对外文化宣传的核心内容。战时的对外文化宣传之所以能发挥出巨大的战略效力，既有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先进、宣传阵地的号召和影响力，也折射出民族意识在抗击外力压迫和危机抗争时产生的精神魔力。战时中国就是通过这种民族主义意识把各阶层的民众团结和动员起来，从而爆发出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精神力量；战时的中国文化宣传界就是通过这种民族意识和相关的阵地手段，把不同党派和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唤醒和组织起来，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影响。“由此看来，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制订的政略和战略方针，尤其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令，之所以能得到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左翼党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团体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并结成广泛而较为牢固的统一战线，就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以及代表执政党进行国家管理的国民政府紧紧抓住了民族主义旗帜，在掌握合法性资源的同时自然取得了合法性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不仅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利益诉求群体的确认，而且在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下，将这种确认变成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浩大运动，变成了对国民政府政略和战略决策的理解、支持和积极贯彻落实的具体行动。”^[1]

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重庆创造了抗战文化，而重庆抗战文化的主要一翼就是重庆抗战文学。从文化的角度看，重庆抗战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发表的文学作品、本土和流亡作家、文学刊物、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等，而这些都和当时的对外文化宣传阵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融汇或互相排斥，反映出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中的横向律动。

著名抗战文史学家靳明全先生把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四点：

第一是以文学创作活动为契机的中外文化交流。战时重庆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向世界介绍中国战争的情况，使中国抗战文学不因战争烽烟而与世隔绝。

第二是文学作品中的外国文化渗透。战时重庆的作家所接受的外国文化影响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时地显现，这也向中国的读者表明抗战中的中国也要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文化生态，从而也道出了重庆抗战文学与世界息息相通的内在因素。

第三是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同构异质关系。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寻觅到重庆抗战文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外国战争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的异同现象，从而探讨重庆抗战文学对外国文化的认同与排斥的理论。

第四是重庆抗战文学已经开始置身于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之下。要探寻世界开放性体系形成的重庆抗战文化的独特性，就要从人性的终极价值中去深化重庆抗战文学的生命体验，从异族、“他者”的眼光中去观照重庆抗战文学的民族性。^[2]

由于众多国家的参战，抗日战争具有明显的超地区性，成为一场国际战争，也是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宣传的角度看，新闻信息和文化信息从传统战争年代的边缘位置移到了战争的中心位置，成为重要的战争手段。参战各国通过各种政治文化宣传阵地和活动，从精神上动摇和瓦解敌方斗志，争夺战略利益。抗战时期，英、美、苏等反法西斯大国与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和宣传互动，为这一阐释作了指向性的注解。

抗战时期，重庆对外文化宣传与过去的最大不同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时而以香港、广州为中心，时而以上海、北平为中心，而是一直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传播格局上形成了出版、报刊、广播、通讯社、政府机构、驻外使节、民间团体等多渠道、全方位、交叉性的体系。这种文化宣传的传播互动既直接服务于战争，又有超越战争服务的广泛性、国际性的文化定位。

当然，要系统分析重庆抗战对外文化宣传活动的策略、方针、人物、手段、文本等，头绪既多，又复杂纷繁，所以本书选择抗战时期重庆对外文化宣传的一个方面——阵地进行研究，既可以更加明确研究对象，又有助于结构的清晰、资料的收集和立论的集中。

本书将抗战时期重庆对外文化宣传的阵地界定为以下四类：

（一）国民政府的相关机构

国民政府的相关机构主要是指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是1938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汉成立的。该部成立之初，组成人员除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外，还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参加，故一时呈现出团结抗战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当时该部在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之下设一、二、三厅，总务厅，秘书处和设计委员会等部门。其中第三厅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厅长是郭沫若，组织机构较一、二厅更大。最初下设五、六两处，以后又增设第七处，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寿昌）、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外宣传等业务，做了大量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为阳翰笙，科长有洪深、杜国庠（守素）、郑用之、冯乃超等人。

另外，第三厅撤销后改称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宣传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行政院侨务委员会、驻外使馆、半官方的对外民间社团等都是国民政府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机构的主要代表。

（二）报纸杂志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1938年迁渝后继续保持了其积极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化的态度，其文艺专栏“平明”经常刊载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化文学的作品及理论文章，以及外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的文章，其新闻版面则大量报道中国军民抗击敌寇的英勇事迹和各战区战况，呼吁盟国加大对中国的援助，抗击敌人。

另外，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民间报纸《大公报》、《东方日报》，重庆本地报纸《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杂志《东方》、《中苏文化》、《文化国际》、《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一方面向中国读者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化，另一方面对外宣传中国人民抗击敌寇的英勇事迹和中国必胜的精神，为反法西斯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外国在重庆的对外文化和宣传机构

苏联塔斯社、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海通社、法国哈瓦斯社、法新社、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向本国人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四）出版机构

包括以正中书局为首的党营、官营出版机构，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以《新华日报》图书课和三联书店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出版机构。

综上所述，本书将对外文化宣传、新闻媒介传播、政府机构、报纸杂志、出版业、外国机构、阵地作为关键词。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纵观国内外抗战时期对外文化宣传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系统运用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所见不多，而对这一时期文化外宣阵地进行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从本质上看，本选题属于抗战文化资源的相关研究范畴，而抗战文化是以重庆为主流的、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奠定了重庆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发展格局，对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研究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是延续重庆历史与文化的需要。抗战八年中，由于战时首都的独特地理优势，重庆是国民政府大多数机构所在地，是外国使馆最为集中的城市，也是大后方各种文化机构、各类文化人才最为集中的城市。其中，迁入重庆的高校有31所，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在重庆的新闻媒介有200家以上，出版、发行机构有400家以上；移驻重庆的全国性机构和文化学术团体有数百家。^[3]对这些文化宣传阵地的研究，就是对重庆历史文脉的研究。

（2）研究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是促进对外开放，提升重庆国际影响力的需要。抗战时期，重庆同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一起被列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为人类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又担负起了“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需要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不断提高重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4]本课题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之一。

（3）研究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是文化传承和教育民众的需要。抗战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忧患意识、团结精神、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大多是通过一些发生在重庆的历史事件、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体现出来的，这些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是十分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生动而长久的国情历史材料。

（4）研究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是开发跨学科文化课题的需要。国内至今没有系统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的专著和论文，本选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抗战时期我国对外文化宣传的历史载体和相关现象、关键人物等，对相关学科（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新闻学、传播学、现代史等）的研究可以起到重要的参照作用。

四、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纵观目前国内外抗战文史的研究现状，对抗战时期对外文化宣传阵地进行专题阐述的成果几乎没有，仅有一些论文涉及抗战对外宣传这个领域，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载《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3期）、《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宣传处》（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载《新闻春秋》第5辑）、《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策略》（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传播研究》（载《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等。但这些论文基本上把抗战对外宣传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抗战时期的对外文化宣传应视作国民政府——中国当时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整体组织的活动，不应以党派来进行划分。而且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抗战对外文化宣传中不仅有国民党发挥的作用，也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本选题是以比较文化方式进行的抗战文史研究，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有：

（一）抗战新闻宣传类著述

有关抗战时期新闻宣传方面的著述主要有：黄九清著《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北见隆编著《中华民国广播史》（上）（神农广播杂志社，2008）、赵敏恒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民国21年）、赵敏恒著《采访十五年》（重庆天地出版社，民国33年）、张功臣著《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革命》、李辉著《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知书房，2004）、沈剑虹著《半生忧患》（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张育仁著《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出版社，2009）、杨钟岫和文世昌编著《风雨传媒：重庆旧闻录1937－1945》（重庆出版社，2006）、沈剑虹《抗战后期重庆外国记者群》（《传记文学》1985年第64期）、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集）、刘景修和张剑《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3期）、黄谦《重庆：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红岩春秋》2009年第4期）、吴珍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宣传工作》（《求是》2005年7月），等等。

其中，张育仁的《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将重庆抗战时期这段庞大而悲壮的历史集中在新闻与文化传播这个焦点上进行考察，结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思想发展史和国际信息战、心理战的多重视角，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文化传播活动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和阐释，其思考领域广泛涉及新闻文化传播活动有关的战时政略和战略、战时新闻理论和新闻政策、战时新闻统治思想和新闻自由、战时宣传手段与心战谋略、战时文艺意识与新启蒙运动、战时思想流变与知识分子情感冲动、战时中外信息互动与知识分子“苏联观”和“美国观”的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并一一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独到的揭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抗战文化运动由民族主义转变到民主主义，并最终与金钱主义寡头政治产生对抗和决裂的全过程。该书是国内第一本集中论述重庆抗战新闻文化传播的著作，对本书的撰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抗战文化文学研究类著述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的《重庆抗战文化史》指出：“重庆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独特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精英文化和民族革命战略中的大众文化的结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传统在抗战陪都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新文化的突出体现。它的最大特点是对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来源的文化的包容性，是在共同抗日前提下各种文化艺术流派相处最融洽、所有文化科学工作者团结最好的时期。尽管这种包容性和繁荣局面仍十分有限，但它在中国专制主义传统顽固不化的历史天空下能够出现，是非常难得的。形成这种良好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拥护的孙中山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共同基础所致，历史已经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人民救国、建国的先进理论，也是形成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基石。”^[5]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发展历史，重点介绍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的对外宣传与中央电台、《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的宣传策略，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等对外文化宣传内容。

靳明全先生主编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从重庆抗战小说、戏剧、诗歌三方面分别与英国文化、俄国文化、美国文化、日本文化等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总结重庆抗战文学的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探索重庆抗战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该书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力图论证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下重庆抗战文学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通过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展现重庆抗战文化发展的总趋向。该书的创新，首先是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封闭性研究模式，开创了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开放性研究模式，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抗战时期重庆文学与外国文化碰撞交汇的交叉点上，从而探索比较文学理论的学术建构。

靳明全先生主编的《重庆抗战文学新论》（重庆出版社，2009）分上下两编。上编“重庆抗战文学的当代西方文论阐释”指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为重庆抗战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而重庆抗战文学的发展也进一步丰富了原有的西方文学理论，这说明后者与前者之间存在着相通的内在因素。下编“重庆抗战文学论争的美学思考”以在重庆大后方抗战作家和批评家的几次文艺论争为中心，思考文学本身的功用和价值指向，就论争的积极意义和缺陷推出了新的观点。

（三）抗战历史资料类著述

这类研究成果包括《抗战重庆陪都史料丛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档案馆合编，重庆出版社2008），《中华民国史》（张宪文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冯开文、杨昭全主编，重庆出版社1999），《重庆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学习及文史委员会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008），抗战系列丛书《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抗战纪事1937－1945》（政协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1985）等。

其中，《中华民国史》以中华民国的政治演变为基本线索，主要反映了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由兴到衰的全过程，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轨迹。该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到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的角度全方位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全貌，使读者通过该书既能理清中华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又能把握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还能了解该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的总体面貌。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至今已硕果累累，在当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所在地及中华民国首都所在地南京，已悄然形成了以张宪文教授为代表的民国史研究新派别——“南京学派”。该书即为“南京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是重庆师范大学与重庆档案馆联合组建的“中华民国陪都史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该课题以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至1946年5月还都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的时限。该课题以档案为主体，同时选录了部分历史报刊和其他机关的文献资料，以补充档案之不足。该书涵盖了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的基本内容，包括《国民政府迁都·明定陪都·胜利还都》、《战时动员》、《军事机构与军事活动》、《军事轰炸与反轰炸》、《外交活动》、《党派活动》、《经济》、《交通运输》、《科技》、《教育》、《社会》共11卷。该书资料翔实，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为这一时期的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支撑材料。

由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属重庆抗战丛书之一。该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抗战时期重庆新闻媒体的情况，包括《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等两党报纸，也介绍了《大公报》、《新民报》等民间报刊，还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作为第四战线在当时的活动和作用。该书资料翔实，史实清楚，具有参考价值。

五、主要创新点

总体而言，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了创新的尝试：

一是研究领域的发掘创新。抗战文史研究在目前的学术界已经成为“显学”，想要避开旧瓶新酒式的一般化题目，就要选择抗战文史领域中的未知或未充分发掘的研究课题。经过笔者对抗战期间大量文史资料的分析、整理和比对，最终选择了国内外少有系统著述和深入挖掘的抗战对外文化宣传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为了与一些论及抗战对外文化宣传活动的著述相区别，笔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抗战八年中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上，即国民政府从事对外文化宣传的相关部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工会、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宣传处、行政院侨委会、国民党海外部等）、左中右的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东方》、《时与潮文艺》、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新华日报》图书课等）、外国驻渝新闻文化机构（美新处、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几个部分。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探究国民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期间对外文化宣传阵地的专题式论著，集中研究目前学界挖掘并不充分的领域，具有创新意义。

二是历史资料的发掘创新。作为综述性论著，本书在资料上的创新可能比观点上的创新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在北京图书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大量查阅民国史料外，笔者曾三次去台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文讯月刊》杂志社、台湾地区各大书店发掘出一些在大陆不容易找到的历史资料，如董显光、曾虚白的回忆录，名记者赵敏恒的回忆录及有关著述，国民政府与汪伪政府在侨界的宣传战资料，苏雪林、陈纪滢、谢冰莹、梁实秋、胡秋原等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的回忆录，抗战时期文学概述、抗战时期报纸杂志等文学史料，日本报刊上有关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等等。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对形成本书起了理论建构和论据支撑作用，使得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读来有所创新，区别于一般学者抗战文史研究的资料丛集，这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注释】

[1]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页。

[2]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页。

[3]朱军：《保护开发抗战文化资源　提升重庆软实力》，载《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09年2月号。

[4]朱军：《保护开发抗战文化资源　提升重庆软实力》，载《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09年2月号。

[5]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