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华新记书局

国华新记书局

国华新记书局的出版标记

国华新记书局出版的图书书目，笔者是在无意间收集的。首先见到的就是这本《镜花水月》，看到封面、版权页，感到设计很有规范，且封底还印有一枚“国华新记书局”的出版标记，对称的图案，第一感觉是稳定，第二感觉是像块麻将牌，第三感觉加联想是像块墓碑，两边围以花束，有种庄重感……正因为比较特别，也便特别关注了一下，如今能够闻见或经手的“国华新记”版本大概有十几种，估计这只是书局全部出版书目的一小部分：

《镜花水月》封面和版权页

国华书局新书广告

在水月》（李定夷著，1936年3月三版）、《评戏考》（萍庐主人等著，1936年5月版）、《鸳鸯潮》（李定夷著，1936年6月九版）、《辽西梦》（李定夷译，1939年8月三版）、《孙子兵法史证》（支伟成著，1939年8月九版）、《醇王妃自尽记》（李定夷著，1947年3月版）、《孽海波》（英蜚著，不知出版年月），《清史野闻》（许指严著，不知出版年月）、《社会丛谈》（李定夷著，不知出版年月）。从上述版本信息和看到过的版本实物，给笔者起码留下两个明显特点：其一，在这些版本封底大多印有这枚“墓碑式”标记，其二，这些作品的主要作者是“李定夷”。《镜花水月弁言》文末的署名是“毗陵李定夷”。“毗陵”，亦作“毘陵”，古地名，春秋时吴季札封地延陵邑，西汉县治所在地，即今日江苏省常州市。三国时为毗陵，历代多有废置，后世称今日常州一带为毗陵。可见李定夷是常州人氏。

后来，笔者又在少了“新记”两字的国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中看到他不少著作，如《尘海英《魅镜》（李涵秋等著，1929年1月九版）、《奇谈大观》（李定夷等著，1930年1月再版）、《茜窗泪影》（李定夷等著，1931年2月六版）、《伉俪福》（李定夷等著，1935年2月四版）、《镜雄传》，属“武侠丛刊”，国华书局1919年7月初版。在其书末，还印有国华书局新书广告，不妨加标点存录：最廉价之好小说，说部汇编，第一集十编，本局仿丛书之例，新出“说部汇编”一种第一集凡十部，由李定夷先生总编辑，俱出名人手笔，趣味新颖，不愧杰作，书名如下：第一种《李代桃僵记》（定夷著）、第二种《电术新谈》（蝶衣译）、第三种《虚无党假相案》（少芹著）、第四种《情海惊涛录》（英蜚著）、第五种《狎邪镜》（绮红著）、第六种《鹦鹉晚香记》（蝶衣著）、第七种《侦探家之王》（浊物译）、第八种《京华黑幕》（指严著）、第九种《战场絮语》（树声译）、第十种《红楼梦补演》（云侠著）。本书装订十册精装一盒定价大洋二元，特价大洋一元，平均计算每册仅售一角，可谓廉极，但不拆售也。总发行所上海四马路。

之后又发现不少国华书局的版本，如：1912年版的《美国制度大要》（沈彭年著）、1915年版的《美人福》（李定夷著）、1917年版的《清秘史十叶野闻》（许指严著）、1918年版的《同名鸟》（又名《伉俪福》，李定夷著）、1920年版的《盆栽花木实验法》（永福村农著）、1922年版的《艺兰秘诀》（情芬室主人著）、1923年版的《指严余墨》（许指严著）等。

见到了这些版本，更引起了笔者对“国华书局”与“国华新记书局”的关注。然而，同姓“国华”的两家书局，彼此间有何关联，直到如今还未弄明白。不过从两家书局各自出书的时段来分析，看来好像并非一家；另外，从两家书局版本的版权页看，地址也不同：国华书局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国华新记书局有两处地址，总办事处在上海九亩地露香园路吉安里，即原为南市区现为黄浦区的露香园路，从大境路至方浜中路段。总发行所在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麦家圈普爱坊。办事处和发行所相距起码有五六公里。

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从上述版本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在国华书局与国华新记书局的书目中，有两种版本的作者与书名是相同或相似的，一是许指严的《清秘史十叶野闻》（国华书局1917年7月版），之后国华新记书局出版了许指严的《清史野闻》，实则为一书；二是李定夷的《同命鸟》（又名《伉俪福》，1918年4月版），之后见到过国华新记书局1935年2月四版的《伉俪福》，作者名与书名皆同。由此推断：先有国华书局，后有国华新记书局，两者间有着承继关系，然而为了有所区别，则添加了“新记”两字。“新”是针对“旧”而言的，即“国华新记”为“新”，“国华”为“旧”。这样的估计是否正确，还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