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的“时滞”理论

二、危机传播的“时滞”理论

危机传播学中“时滞”理论认为,媒介议程与公共议程之间相关最强的时段为4～6周,一旦错过会导致危机管理的失败以及公众的反感和不信任。所以,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迫切需要信息来源,如果政府、媒体反应迟钝,或封锁信息,公众就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信息,进而求证了其他不规范的渠道,导致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此外,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很难把官方途径作为唯一通畅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利用媒体传播信息的功能也就更加突出。记者招待会作为政府与媒体沟通的有效手段、新闻与宣传结合的样式备受国内外舆论关注。政府应该在对外信息输出过程中,变媒体应对主动为政府组织主动,即主动与媒体沟通,适当引导新闻舆论,避免谣言的产生。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曾提出一个传播学公式：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面对危机事件或政府丑闻的时候,如果政府采取回避态度,而公众毫不知情,此时,媒体的捕风捉影将引起公众的恐慌,不利于政府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政府利用记者招待会这一公关形式,主动向众多记者提供信息,接受记者采访并诚恳回答记者提问,并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双向、平等、沟通与对话的信息平台,这是一种先发制人,主动填补信息真空的做法。

在中国,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政府在公共信息发布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记者招待会制度也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从新闻源来看,党报等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从政府获取信息的渠道应该说相对畅通。不过,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仍存在着责任不对称的情况,即政府机构人员不披露某类信息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但一旦披露就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构人员倾向于沉默,从而导致政府信息出现不透明、不公开的情况。此外,有人批评记者招待会倾向于引导舆论而非公开信息,发布好消息隐瞒坏情况。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在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政府实行正面宣传原则,媒体对一些阴暗面、敏感的议题实行控制,对飞机失事、叛逃事件、重大灾害等负面消息及背景不予报道。以后,政府对媒体在报道负面消息方面有所放松,但仍以引导或抑制为主。如,有关东突恐怖组织的信息,政府直到2001年才通过媒体报道予以公开。近年来,随着新闻发布制度在全国的确立,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和推广新闻发布工作,强调政府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即时性。然而,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清醒认识不同,一些地方政府显得迟疑、滞后。某大城市出台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系统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通知规定：“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新闻媒体报道的敏感话题,需由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出面进行舆论引导或事实澄清的,由市委宣传部提出意见、审批把关或根据市主要领导批示进行。”

危机事件的发布,关系着政务公开和公众知情权,促使记者招待会内容和形式不断完善。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的提问往往比较直接、尖锐,而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真实、合理、充分、得体,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由于中国与西方存在着社会制度、文化体制的差异,以及各种国家利益的冲突,一旦中国出现突发事件,某些西方媒体就会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或进行不负责任的失实报道。为此,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信息透明和新闻公开,召开定期记者招待会,通过媒体及时公布调查结果与应对措施,并给予必要的权威解释,消除公众的各种疑虑和误解,避免造成正规渠道信息真空造成的流言传播。同时,政府还可以利用记者招待会,积极收集舆情民意,将其作为判断和决策的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