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文化背景

第四节　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化的动因也是中国电视媒介权力生成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市场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在知识界形成了“阐释中国的焦虑”的共识。有学者简练地概括了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他认为，“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的……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的状态与异质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20]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领域一个主要的而且意义十分深远的变化是文化从过去高度统一的政治版块中独立出来，并按照文化主体的不同，分化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主流文化即一般意义上的官方文化，以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为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执政党意志。主流文化毫无疑问是我们当下整个社会文化的主体，它的贯彻途径最多，声音最洪亮，资本最雄厚。它是我们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每年一批主旋律的影视作品，提前安排，专人筹划，重点投入，精心创作，力求获得年度最大的影响力。这一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又配合了各个时期政治工作的主题，其追求和难点都在于，如何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如何完成主旋律作品的商业突围。精英文化一部分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一些下海之后，在体制之外获得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的作家、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很大程度上带有某种理想色彩，也不乏批判精神。它以某种小圈子的所谓高尚志趣或者标榜前卫，实则与主流文化互有应合的某种叛逆视角关注时代，关注中国当下的芸芸众生。部分精英文化在某些方面是与主流文化交叉在一起的，还有部分精英文化则与边缘文化合流。它的基本特征是藐视大众、自诩肩负启蒙使命而飘忽于尘嚣之上。9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像一场滚滚洪流，以其强健和活泼的生命力，带着某种显而易见的世俗气息和商品气味扑面而来。在90年代的文化地形图中，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最具争议的事情。一般认为，电视代表着大众文化的声音。电视地位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得益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事实上，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要学习和借鉴大众文化的一些生产策略，甚至于通过大众文化的调和与稀释才能在文化市场上叫好又叫座。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填平了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品之间的距离，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品格。当然，我们不能一味抱着批判的态度和不屑的姿态来面对大众文化深入人心的现实，但也不能对大众文化中庸俗低级的内容视而不见。2002年1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直接部署研究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详细地把中国90年代的人群划分为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21]阶层分化的现实相应地影响到不同人群的文化选择。人们的价值判断多样化，思维方式多元化，行为角色复杂化。多元文化带给媒介的影响在于，多种声音取代了舆论一律。传媒从过去只宣传一种声音，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发展到包容和传递多元杂糅的各种思想和话语。电视媒介权力也因此在多元文化的裂隙中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

另外，对于电视传媒的从业者来说，已经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媒介权力意识，只不过在表述时，常常是从业务的角度加以肯定和说明的。梁建增认为，“对于一个走向国际性大台的电视台来说，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新闻评论类节目的成熟。如果一个电视台没有新闻评论类节目作为主打，作为旗帜，不能算一个国际性大台，不能算一个成熟的电视台，不能算一个对公众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台。”^[22]不管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是标举“用事实说话”，还是“让过程说话”，总之中国的电视传媒能够张口“说话”了，能够表达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看法了。笔者认为，《焦点访谈》等舆论监督栏目，已经凭着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以媒介人为主体的参政议政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焦点访谈》已经演化成一个具有极强的参政、议政能力的主体。我们可以把《焦点访谈》形象地比作一位无形的、缺席的超级“人大代表”，超级“政协委员”。1998年5月17日，即将离职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到《新闻调查》，经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越来越觉得，评论性节目的加强确实使新闻改革迈出了深刻的一步。过去的改革都是在报道的时效加快、信息量增加等方面。这在一定意义上，不算是改革，只是改进。新闻评论性节目的改革成功，对中国电视栏目宣传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3]杨伟光同志表面上谈的是新闻改革，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以新闻评论性节目为标志的电视媒介参政议政的功能得到大大的加强。换句话说，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勃兴是电视媒介权力生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焦点访谈》的《质量管理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传媒有自我膨胀的天性，所以要用制度自我限制。因为，我们如果不自律，权力会反过来腐蚀我们自己。”^[24]这短短的几句话，却清楚地传递出从业者自觉的媒介权力意识。在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字眼上，《焦点访谈》的《质量管理手册》也都作了自己独到的解释。“求实：不是你在说话，也不是事实在说话，而是你必须通过事实来说话。公正：不仅是新闻报道的形式要求。知情权：有时没有是一种权利，因为有时你也不知道你有这种权利。话语权：当你的话没有人听的时候，应当想想还有谁和你一样”。^[25]“求实”、“公正”、“知情权”、“话语权”这些敏感的词汇，在此处由从业者以非常婉转、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暗示出规则制定者某种既感觉到、又不肯明确承认的矛盾心理吧。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已经从单纯的政治宣传工具开始转变为具有非单纯政治倾向的舆论制造和传播机构。在传播内容上，开始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在制度方面，也已经被政府认定为第三产业。种种现象表明中国传媒市场化已经给传媒的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和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中国传媒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觉和独立品格，显露出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器”对政治活动监督制约的职能。中国电视媒介的权力虽不太明显，但也隐约可见了。

【注释】

[1][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2]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3]《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文件选编》，第90~93页。

[4]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5]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年第6期。

[6][德]托马斯·迈尔：《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7]杨伟光：《电视改革论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8]同上，第82页。

[9]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0]同上。

[11]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4页。

[12]转引自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13]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4]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5]陈力丹：《近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传播学》2000年第1期。

[16]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17]转引自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18]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19]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20]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21]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2]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23]同上，第336页。

[24]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5]同上，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