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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呈现样态

时间:2022-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这明显地反映在我国当前文化产业政策的3P凸显能力上。这充分说明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缺乏的现状,也对未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提出了要求,转换思路、从本质上促进我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影响力。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3P呈现样态

本研究中所提取的46个政策内容分析要素在当前为文化产业政策中所出现的频次是非常不同的,而其出现频次也反映出了46要素对应的3P指标在当前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凸显情况。46要素在本次研究的政策总量样本中的频次见表4‐24。

表4‐24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46要素出现比重及平均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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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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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内容特征

从以表4‐24中可以看出,46要素在本次研究样本中的出现频率相差非常大,46要素的出现频次体现了我国当前文化产业政策在内容上有所倾向,同时也对其对应的3P要素有不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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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二级指标平均频次分布柱状图

通过46要素的排名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内容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注重文化市场的管理与文化行业的规范。

从46要素排名来看,“文化市场规范”类要素的“理顺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和“行业标准”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涉及这两个要素的政策占政策总量的53.9%和44.7%。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时,尤其注重规范文化市场,完善各类文化产业门类的行业标准,而这成为文化产业良性发展和产业市场扩容的重要保障。

从二级指标的平均出现频次来看,“文化市场规范”也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类要素,其平均出现频次达到103.86次,位居第一。这也说明了我国当前文化产业政策的市场管理的力度之大。

第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特殊产业属性决定了政府管理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原有的特殊文化体制也成为当前政府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发展文化产业就意味着解决好文化体制与文化市场化的关系问题,转变政府管理的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本次政策研究样本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类要素中的“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共出现了152次,涉及政策占政策总量的29.7%,位居46要素中的第三位。另外,“政府工作效率”要素也位居前列,共出现了74次,占14.5%,位居第八位。从二级指标平均频次来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平均频次为65.75,远高于所有指标的平均出现频次。

第三,文化企业的组织管理日渐突出。

文化产业要壮大繁荣,优秀文化产品的品牌化,文化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以及整个文化行业的准入制度不断完善成为关键环节。在本次研究的46要素中,“市场准入”与“重点文化产品、项目和经营部分”表现比较突出,其出现频次分别为101次和100次,涉及政策占政策总量的19.7%和19.5%。“文化组织管理”作为二级指标,其平均出现频次为70.29,位居全部二级指标平均频次排名的第三位,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品、文化企业品牌的重视。

第四,重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有关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的二级指标是“文化产业与社会发展”,虽然只有“先进文化”和“社会经济效益协调”两个三级指标,但是其出现频次都较高,分别为68次和74次,居全部46要素的第10名和第8名。尤其注意的是,该二级指标的平均频次为71次,位居全部二级指标平均频次排名的第二位。

总体来看,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容丰富,对产业发展的各方面都有所涉及,政策体系已经较为健全。尤其是在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市场与文化企业的管理方面的政策已经比较全面了。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推动文化产业在质的突破上,政策发挥的力度有待提高。而这明显地反映在我国当前文化产业政策的3P凸显能力上。下面我们就本次政策研究样本的3P呈现样态进行分析。

(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3P呈现样态

从表4‐24的46要素排名,我们可以由此分析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3P指标的呈现样态,创意力、影响力和文化资本转换力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凸显“影响力”(Influencing Power)指标

按照前面我们提及的46要素与3P指标对应表,我们发现在二级指标平均频次排名中位列前两位的“文化市场规范”和“文化产业与社会发展”两大类要素都对应于“影响力”指数,可以看出当前的文化产业政策非常重视提升我国文化产业产品乃至总体文化行业的影响力,注重提升文化市场化之后的文化产品的美誉度、普及度,以及我国文化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晓度和消费忠诚度。另外,“鼓励文化市场发展”要素的鼓励上市、文化贸易政策以及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政策都是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措施。

影响力与文化资本转换力的“品牌贡献率”有密切联系,虽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中对“影响力”的提升非常重视,但是我国仍然严重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甚至国内文化市场都是国外文化品牌占据优势地位。这充分说明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缺乏的现状,也对未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提出了要求,转换思路、从本质上促进我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影响力。

2.“创意力”(Creative Power)指标有所体现

创意力的系列指标在46要素中体现比较广泛,如在二级指标平均频次排名第三的“文化组织管理”类要素体现了“创意力”指数的创新指数,尤其是优化组织机构设置、自主创新等三级指标,尤其关注我国文化产业组织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另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类要素也是重要的“创新指数”体现内容,从管理体制的创新方面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意力。创意力指数中的“技术指数”在文化产业政策中有直接的对应,即“文化产业技术类”要素,该要素包含的关键技术、基础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信息化水平,实施“数字战略”和促进产业融合三个要素都是从高新技术层面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该要素平均频次为30.33次,频次较高;而“人才指数”则对应于“文化人才类”要素,对高级人才或复合型人才的引进机制、优秀人才的鼓励政策等内容都大大有助于我国文化产业人才指数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另外,“资本投入方式”除了作为我国文化产业投资方式的创新之外,更能够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研发指数。

3.“文化资本转换力”(Cultural capital transform Power)表现不均衡

纵观本次政策研究样本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在3P指标中,虽然46要素中对文化资本转换力也有所体现,但是对于文化资本转换力的各个二级指标的凸显力度差异较大,表现为产业贡献率指标表现突出,而价值利用率较差,品牌贡献率严重不足。

首先,“资本投入方式”的改革是对文化资本转换力的提升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调动民间、国外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最大程度地激发资本对文化资源的市场活化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产业贡献率,从而激发整体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文化组织管理”类要素对文化企业、企业集团和文化产品的着重强调也体现了对文化产业的“产业贡献率”的提升。“文化产业优惠政策”的系列三级要素则是通过税收、金融、土地等优惠政策的实施,着重凸显对我国文化产业的产业贡献率的提升。另外,“基地与园区发展”和“鼓励文化市场发展”也利于产业贡献率的提升。

其次,对应于文化产业的价值利用率的要素主要有“资本投入方式”和“各地区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主要从充分挖掘我国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的层面提升价值贡献率。

第三,“品牌贡献率”仅有“文化组织管理”要素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当前文化产业政策的短板。我国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数年,取得了众多成就,尤其是增量层面成绩显著,然而能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国产文化品牌屈指可数,数量增长迅猛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问题。因此,未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应该在“品牌贡献率”上有所体现,从而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质量提升和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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