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编辑职业化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

2.1.2　造成编辑职业化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

一、观念错位

对于传统编辑，有“一仆侍二主”的说法。“二主”，是记者和读者。编辑是为记者“做嫁衣”的，而记者和读者都是“上帝”，是编辑要服侍的“主人”，编辑的所有工作即是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这显然是对编辑功能的一种误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编辑地位比较低下，其实这也不准确。在西方发达国家，报刊编辑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至少要比记者高得多。中国有的记者心知这一点，在出国访问时，新印的名片上就不写自己是记者，但因为不是编辑，也不好写成编辑，便称自己为senior writer，翻译成中文是“资深撰稿人”或“高级写手”，也有称“主笔”的，国外的新闻周刊便有此职。

一些新闻单位在用人时，常常倾向于让没有从业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去当编辑。有时倒是让记者去当编辑——却是让当不好记者的人去当编辑。再有一种情况是，不去判断某人的能力，而根据这个人是否“坐得住”，坐得住的，便让他去当编辑。另外还有一种奇异现象，是让快生孩子的记者，待她跑不动了，便调配来当编辑。

二、“大记者、小编辑”的机制

中国报刊长期实行采编合一制，一人身兼编辑记者二职，在实践中，又常常是更多强化“记”，而弱化“编”。因此，便有了“大记者、小编辑”的机制，记者成了编辑部的主导力量，多数人也都愿意去当记者。

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叫曾艾狄的归国华侨，分到延安《解放日报》做编辑，情绪不高。别人以为他吃不了苦，编委会找他谈心一问，才知道他想去当记者，而不是想做编辑。编委会很同情他，于是决定帮助他实现到陕北农村采访的心愿，而他最终也克服了用广东话与陕北民众交流的困难，写出了很好的消息和通讯⁽²⁾。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不再出现邹韬奋、张季鸾或者陆定一这样的“天才编辑”，相反，倒是出了一批“名记者”。有的人仅靠一两篇轰动报道即成就一世英名。那么，谁是这些“名篇”的编辑呢？编辑在名记者的稿件后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新闻学教材中，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某中央级大媒体的主要负责人，从社长、总编辑到副社长、副总编辑，职称均是“高级记者”，而无一位“高级编辑”。

三、理论建设滞后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学便开始开设报刊编辑的课程了。又有论者考证，在50年代，“编辑学”这一概念已在中国出现，不过，他又指出，真正有意识地将“编辑学”当作一门科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80年代初以后的事情。直到21世纪初，编辑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基本概念都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和分歧⁽³⁾。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为培训新闻干部，曾合编了一本教材，共收录23篇文章，从采访到写作都讲得很详细，但没有一篇专论新闻编辑的⁽⁴⁾。另一本根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新闻讲座编写的手册，一共收录18篇文章，也无一篇专论新闻编辑的⁽⁵⁾。这反映出，相较于新闻采访学和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的理论认识从一开始就比较滞后。

四、职业培训欠缺

虽然，1979—1985年，中国出版的编辑学教材和专著有33种，并且在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等均将原先内部印发的编辑学讲授纲要改编成教材正式出版⁽⁶⁾，不过，培训学生毕业后做一名记者而不是编辑，仍是一些大学新闻系教学实践的主流。

比如，在80年代，有人提出要培养“作家型记者”；到了90年代，又有人提出培养“杂家型记者”；新闻实务界则有人明确表示，新闻界不需要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希望学校培养“专家型记者”（经济学家记者、农业专家记者、科学家记者等等）。但几乎没有听到过，有谁提出应该培养什么“型”的编辑。无论是学校培训、在职培训或者自我培训，基本上都是以“名记者”为导向的，这是客观上造成编辑职业化水准低下的一个原因。

而就实际情况而言，还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少新闻机构基本上放弃了有计划、有组织的业务培训，新人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处境；二是学校的培训多注重理论教育，业务课也与实际脱节，这样教出来的学生缺乏动手操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