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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税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s⁽¹⁾

社会主义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它除了具有积累资金、反映和监督的职能外，还具有调节经济的职能。自1983年我国在国营企业普遍实行利改税的经济管理办法以来，税收对完善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搞活企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文教企业，尤其是出版企业要不要实行利改税的经营管理办法，如何认识和充分发挥税收在这些企业的经济杠杆作用等问题，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海出版税收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进行一些探讨。

（一）现状：税收政策基本符合出版业发展的要求

上海是旧中国出版业的中心。解放后，上海的出版业在曲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全国第二大出版基地。现共有出版社22家，其中市出版局所属13家；书刊印刷厂近200家，其中市出版印刷公司所属20家；发行网点641个，其中市新华书店、外文书店、上海书店所属184个；此外还有出版物资公司、印刷技术研究所、出版外贸公司、职工大学和印刷学校各1家。

建国以来，国家对出版企业的管理大致采取过三种形式，即统负盈亏、利润留成、以税代利的形式。1983年起，上海出版企业实行以税代利的经营管理形式（上海出版业中，上海市出版局所属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实行以税代利，其他出版社大都是按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实行统负盈亏）。国家对出版社征收所得税、能源交通建设基金、营业税、奖金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建筑税；印刷厂、书店、出版物资公司，除以上税种和基金外，国家还对其征收产品税和增值税。考虑到出版业是生产物质形态的精神产品的特殊行业，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以及出版企业的经济现状，根据中央精神，财政部决定对出版企业采取减税的政策，即所得税在1985年以前，由规定税率55%减按35%征收；营业税由规定税率3%减按1.5%征收。1983年至1985年9月，上海出版税收及利润留成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

从整体上看，现行出版税收政策基本照顾到上海出版业的现状和特殊性质，有利于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1.从经济角度看，上海出版税收政策是有利于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的。这里，我们把1984年上海出版业的经济情况与实行统负盈亏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1976年及实行利润留成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1982年作一比较。

（1）实行利改税后，上海出版业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84年与1979年、1982年相比，图书定价总金额分别增长了87.8%、34.6%，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64.5%、10.1%，图书销售总金额分别增长了42.7%、48.8%。

（2）上海出版业的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1984年与1979年、1982年比较，人均利润分别增长了24.7%、14.2%。

（3）实行利改税后，上海出版业的留利总金额远远超过利润留成时期。1984年与1982年相比，留利总金额由3 994.8万增加到6 266万元，大约增利了56.9%。这样上海出版业就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可用来发展生产，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例如，上海书刊印刷行业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作大都是从1982年以后才开始的。又据匡算，1984年上海出版业人均奖金发放额达328元，超过全市的平均水平；人均福利费支出额达556元，也超过全市的平均水平。

表1　1983—1985年9月上海出版税收及留利总况

*本表数据仅反映上海市出版局所属企业的情况，后文凡涉及经济方面的数据，情况亦同。

2.从出版书刊的数量看，实行利改税后，上海的出版物在量上也是有所发展的。1984年与1979年相比，图书种数增加88.6%，达3 848种，印数增加17.3%，达53 727万册；杂志总数增加346.7%，达402种，印数增加326.2%，达31 018万册。

3.从所出书刊的质量看：（1）层次结构方面。1980年以后，上海出版物重心出现下移和上推两种趋势，即中间层次的中级读物减少，低层次的普及读物和高层次的学术专著增多。在这两种趋势中，上推趋势大于下移趋势。实行利改税以后，这种势头依然如此。令人高兴的是上海各出版社已经逐步重视了学术著作的配套和出现了向大型化发展的迹象。（2）社会效果方面。实行利改税以后，上海的出版方针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不顾社会效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很少发生。（3）编辑质量方面。上海绝大多数出版物编辑质量较高，很少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当然，上海出版物质量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不能完全归之于实行以利代税；但至少可以认为，实行现行税收制度并不一定会降低出书质量。

（二）问题：合理中有不合理因素

出版税收政策虽然对上海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它毕竟还不完善，在实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目前上海出版业的所有的企业都统一按35%的税率向国家上缴所得税。我们认为，尽管从整体上说，按35%的低税率向上海出版业征收所得税是合理的，但并不意味着对上海出版业所有的企业一律按3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也是合理的，而且恰恰相反，这是不合理的。

上海出版业这个系统目前主要是由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四个子系统构成的。由于这四个子系统生产经营的方式、性质及价格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它们之间的生产经营效果相差较大。其中，出版部门经济效益最高，物资、发行其次，印刷最低。就人均利润来看，出版是印刷的三倍多。然而在目前条件下，单纯的利润指标很难正确地反映出版业内各行业及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效果。由于外界的、客观上因素的影响或作用，主要表现为价格因素、设备状况、企业规模等等的不同，会影响产品成本高低不同，从而使付出同等努力的企业，获取了不等同的利润，即非主观利差。显然，按35%的统一税率向出版业内四个子系统征收所得税，客观上是否定了出版业内部四个子系统存在着因非主观因素而导致的盈利水平的不均衡问题。

另外，上海出版业内部四个子系统留利水平和留利需要不成比例。1984年，上海出版业各个子系统的生产发展基金，除印刷行业支用了72%外，出版、发行、物资部门都很少动用，分别仅占14%、26%、19%。其他年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显然，按35%的统一税率向出版业内部四个子系统征收所得税，客观上还否定了出版业内部四个子系统留利需要量水平不均衡的问题。

上述两个不均衡和现行的出版税收政策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一，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出版社出书的愿望大大增强，各界要求办出版社、杂志社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据上海市出版局有关部门统计，最近两年全市申请成立出版社、杂志社的单位达几十家之多。与此同时，印刷厂由于是薄利企业，缺乏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必要资金，发展生产的愿望下降，那些想办出版社、杂志社的单位也极少考虑办印刷厂。这样势必导致上海书刊印刷生产力严重不足。据统计，上海书刊印刷生产力的缺口约为现在生产力的30%左右。1984年上海书刊印刷生产力，排字缺1.5亿字，印刷缺40万令纸。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80年至1982年上海出版业实行利润留成管理办法时，留利的比例分别是：出版20%，印刷、发行50%，物资30%；1980年留利部分中上缴出版局的比例是：出版6.48%，发行10%，物资9%，印刷免缴；上缴出版局的基金，大多被用于印刷技术改造上。实行利改税后，上海书刊印刷业的留利绝对额虽然有些增加，但在比重上1984年却比1982年下降了8%；而出版、发行、物资的留利绝对额和比重都大幅度地上升。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印刷与出版、发行的协调发展，使相当落后的印刷技术设备不能更新改造，使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印刷生产力更趋加重。

第二，书刊印刷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出书周期大大延长。上海目前的平均出版周期，以一本30万字的著作为例，累计将近300天。有些门类如科技、古籍出书更慢。从发厂日算起，198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书平均为438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平均为519天。本子厚、印数少、排订困难的图书，周期之长已难以忍受。就现有生产能力来看，如果达到全国编辑的平均发稿水平，上海图书出版周期至少还得延长2倍以上。

第三，出书周期长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出版社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越来越慢，绝对额越来越多。但是，国家核定的流动资金自1980年至今基本上没有动，始终停留在950万元左右。这样就迫使出版社不得不把留成利润中生产发展基金的大部分作流动资金之用。今年上半年全国银根抽紧之时，上海各出版社的流动资金异常紧张。据估计，1985年1—9月，上海市出版局所属出版社动用了全部生产发展基金1976.6万元，来充当流动资金。尽管如此，还有不少出版社的流动资金短缺，以致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出书任务的完成，限制了出版社的发展。

由此可见，上海出版业内部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四个子系统之间所得税税率不合理，留利多寡悬殊，导致了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即行业间税率不合理→印刷生产力不足→印刷周期长→流动资金周转慢、绝对额多→出书难。对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和采取相应的政策。

此外，上海出版税收政策还存在两个应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一是目前的税种比较简单，不能很好地发挥税收的奖励和限制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目前的出版税收政策起不到限制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古旧小说、侦探小说等大量印行的作用。例如，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新武侠小说泛滥，仅金庸、梁羽生两人的新武侠小说就印了2 000万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但现行出版税收政策在让新武侠小说等也同样享受35%低税率政策，这也在客观上为某些“出版商”追求高利润而出版没有价值的书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当然，前面所说是就全国情况而言的。从前年年底到目前，上海各出版社没有出过一本新武侠、言情、古旧小说，但上海出版物在这一阶段消闲书毕竟也多了些，还有的出版社借口“协作出版”，实际上是“卖书号”，使一些没有什么质量，又没有经过严格编辑加工的书得以出版。

第二，出版税种简单化，使非正式出版物有利可图，不利于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和物资公司更好地编书、印书、销书。出版系统的经济效益和利润应建立在出书的基础之上，然而，现行出版税收中，没有一个税种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现在有些出版社，印刷厂、书店除编书、印书、销书外，还经营一些其他业务。这些业务的利润和经济效益一般都较出书为高，可是都一律按照35%的低税率缴所得税，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利于出版业的发展的。例如，上海胶印印刷厂印制书刊和印制社会印件之间的利润大致要相差三至四倍，但两者都享受35%的低税率，以致有的胶印厂愿意接受社会印件而不愿意多印图书。这个苗头应引起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三，目前国家对出版社和对其他工交企业一样，也按留利中15%的比例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资金。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使能耗极低、车辆很少的出版社也得承受和能耗很高、车辆较多的工交企业一样的负担。这也不利于出版社的建设和发展。

（三）对策：通过税收调节，促进印刷业超前发展

我们认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印刷超前发展的基础上，对此，税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调节杠杆和手段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作用。下面，在保证国家不少得的原则之上，我们就这一问题提出发展上海出版业的税收对策意见。

1.重新设计出版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及征收办法。我们认为应对所有的出版企业采用共同的超额累进税率，以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种方法加以选择：（1）以企业利润额的大小实行多级次、小级距的超额累进税率。（2）以人均利润额的大小实行多级次、小级距的超额累进税率。（3）对上海出版业所有企业进行分类，各类企业适用不同的比例税率，实行差别比例税率。这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单纯以利润额衡量税率，这对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物资公司都有不尽合理之处。第三种方法因分类和确定比例率十分复杂，在实行上一时也有其困难。为此，我们建议选择第二种方法，以人均利润额的多少实行多级次、小级距的累进征税的“超额累进税率”。

根据第二种方法，我们对上海出版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重新进行了优化设计（见表2）。

表2　上海出版企业十级超额累进税率

按照上海出版企业十级超额累进税率表，我们对1984年上海各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物资公司上缴税收情况和留利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是：从整个上海出版业来看，上缴国家的所得税总额大体保持不变，而上海出版业内部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留利水平却有所不同，出版社大约要减少330万元，物资公司大约要减少150万元，书店基本保持不变，印刷厂则要增加480万元。如果按照利润总额年递增7%的速度发展的话，以上述十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印刷厂在“七五”期间的留利总额将会比原来增加3 000万元左右。这样调整体现了负担能力原则，也是有利于整个上海出版业的协调发展的。

据上海市出版局有关部门规划，要使上海书刊印刷工业在1990年前达到国际上80年代初的水平，需要投资1.2亿元用于添置先进设备和搞土建工程。如果按照印刷厂现有留利水平推算，那么“七五”期间资金大约要短缺三四千万元。但是，如果按照我们重新设计过的十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的话，资金的缺口将基本消失。这样，到1990年，上海书刊印刷生产力严重不足的矛盾将得到解决，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生产将变得协调起来，而且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2.设立新的税种，以限制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言情小说等的大量印行，限制印刷厂大量印制利润高的社会印件。中宣部、国家出版局最近对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言情小说的印行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主要是上报批准，控制印数等。这些措施对坚持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起到了很好的、很有效的作用。我们建议，对新武侠小说的限制，似可设立一种附加税，对新武侠小说等课以200%的高税率，以使其出版无大利可图，限制其大量印行。

3.降低出版社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的税率。根据“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应重点征能耗高、车辆多的企业，而对出版企业，尤其是出版社的征收比例应适当降低。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整个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不是单纯靠税收政策就能全部解决的，它还涉及出版方向、结构和运行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关于这些我们将另文加以阐述。

（原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注释】

(1)石磊同志参与了本文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