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站在历史高度的深邃的思想家、学富五车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他毕生致力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在这点上，他的战友恩格斯向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马克思）所始终感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25年中以无比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尚未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布自己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115]其实，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在理论上不懈探索，为他们借助于报刊工具认识社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研究他们的传记和当时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深深打动了当时人心的报刊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们以其坚持真理、忠于事实、追求至善的态度，和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报刊职业的辩证理解，不仅深刻地揭示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其职业生涯中体现了强烈的专业理想。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并且一以贯之的专业理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价值中立，超越国家、民族的利益界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作为人民精神千呼万应的喉舌和社会的耳目，应该具有超然的性质。即便是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也要本着价值中立的原则，摆脱现实的利益纠葛，超越国家、民族的利益界限。首先是要排除个人现实利益的影响。尽管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但绝对不能以利益作为报纸业务行为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16]在这里职业的理想追求显然优先于个人的利害考量。其次，要超越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关系。对于英美报刊对英国人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其表露出来的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偏见。“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实事来证实这一切诬蔑。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的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117]为什么英美报刊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呈现这样大的反差，潜藏于其中的国家利益是关键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将国家民族的情愫夹杂在报纸的报道之中。对于涉及战争的报道，譬如对克里米亚战争，恩格斯主张坚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尺度，“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地揍一顿，但是如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会给这些魔鬼做出应有的评价。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像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118]。价值中立，坚守专业精神，排除个人、民族、国家的利益纠缠，这样报刊的报道才具有公信力。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致力追求的目标之一。
第二是尊重隐私权和消息来源保密。这一原则在当今西方世界的新闻传播领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原则精神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关于个人隐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主张一般公民的个人隐私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除非这个人的活动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大的危害。但是隐私保护不应该片面地扩大，如果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119]。也就是说，当特定个人的私人活动可能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对它的报道就不再被看成是对隐私的报道了。至于保护作者和消息来源保密，恩格斯早在协助《社会明镜》杂志时，就公开呼吁“牧师先生、教员、医生和官吏”的友好帮助，“如果需要，我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为作者姓名保守秘密，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撰稿人对他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至于发表的责任由编辑部承担”[120]。保护消息来源的秘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的安全以维持稳定的消息来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更广的范围里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受侵犯。此外，恩格斯还强调编辑出版人一定要尊重作者的基本权益，未经作者的同意或授权，不得删改作者的文章。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受害者。他曾公开批评一个工人报刊的编辑：“您未经我同意也未经编辑部同意就擅自对我的关于俄国政策的文章作了种种修改。无论是刑法典还是反社会党人法都绝对没有要求这样做。”[121]尊重作者的权利，为消息来源保密，同时在不危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护个人的隐私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见解，也是西方当代新闻传播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于此可见，在专业精神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职业理想与当代西方的传播道德并非截然对立的。
第三是维护报刊的独立地位。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新闻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深知报纸独立的重要性。这种独立乃是其客观公正的现实基础。要做到独立，首先必须保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前提。一家报纸只有在财政上能够自我维持，才能在言论立场上自主。一家工人的报纸，如果凭工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维持，就只有借助于外力。当这种外力来自于资本时，其原本秉持的阶级立场就会发生动摇。当伦敦《工人机关报》在经济上无法坚持时，马克思断言：“这家报纸依靠自己的资金维持不了多久了；因此，它会依赖资产阶级的贷款，从而失去自己的性质。”[122]即使是作为党的报纸，即使在经济上依赖于党和在政治上服从于党，马克思、恩格斯也持有一种保留的态度。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说：“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作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123]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坚守报纸独立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保证新闻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和首创精神，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了无牵挂，一秉自己的志趣行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这种在形式上独立的刊物。他坚信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管党的领导人是否愿意，这种形式上独立的报纸及报纸、报刊工作者对独立精神的追求，是无法抑制的。
第四是公正。不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论是否能够做到，几乎所有的报刊及其从业者都以公正相标榜。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整个新闻生涯中，一直把公正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原则要求。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英国报纸：“最低限度是common 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124]陈力丹认为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共同的公正”，即在报道新事实、新的争议时，报刊所能保持的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姿态[125]。这一姿态对于赢得读者、公众的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只有能够抵制利益诱惑的报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曾批判英国《泰晤士报》失却了公正的精神，因为“《泰晤士报》的这些家伙，例如，詹·斯宾斯（据《里斯满消息报》说，‘这个人已经得到硬币’）所得到的公债券，一部分不花钱，一部分是按票面价格打了对折。他们靠广告把行情抬到一百零五，做了一笔很不坏的买卖。”[126]当报纸及其从业者接受了他人的利益馈赠时，读者无论如何是难以相信他的公正立场的。所以，恩格斯在报道法奥战争时，就非常注意对双方情况的平衡报道，并根据事实否定了关于奥军的暴行的传闻。为了避免对其立场的误会，他解释说：“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为了我们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曾被曲解为我们对于弗兰茨·约瑟夫（奥匈帝国皇帝——引者注）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们甚至不愿意看到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子延迟一天。”[127]不仅对一般的国内国际事务的报道评论，要秉持公正的态度，就是无产阶级党报对党内事务的报道，也要贯彻公正这一基本的理念。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报道党内一次私人纷争时，只刊登了一方的声明，没有发表另一方的反驳。恩格斯对此十分不满，并从编辑道德的角度致信该报编辑：“我，作为一个编辑，可以不赞成他们的做法，但却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你们恰恰相反，编辑部承担起书报检察官的职责，自认为永远是最内行的裁判者，并禁止他们进行诉讼。编辑部……无权坚持这一观点，从而剥夺自己朋友讲话的机会。”[128]也就是说，在报道政治争论时，不仅要给对立的双方提供同等程度的讲话机会，而且还要理性、冷静，以中立的立场，不偏不倚。
第五是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报刊的公信力来源于报道的真实与公正。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新闻工作伊始，就把真实性作为新闻工作的第一原则。他们反复强调要根据事实描写事实，要始终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负责。即便是为了正当的目的，也不能使用谎言。“用谎言来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129]他们坚信，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他们无所畏惧，事实的发展只会有利于革命的无产者。所以无产阶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实际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我们协会的了”。恩格斯自豪地对朋友说：“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130]在致《社会明镜》读者的信中，恩格斯表示：“它将刊登一般评论、专题文章、统计简讯和关于某些典型事例——这些事例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说明一切阶级的社会关系并将有助于为消除社会罪恶而成立的团体——的记叙文；杂志将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131]虽然事实真相的显露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人们对事实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132]。无产阶级报刊就是按照这一内在逻辑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惯于制造谎言、欺骗世人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报纸。恩格斯曾辛辣地讽刺俾斯麦的御用报纸，“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着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133]在这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报刊有着天壤之别。
第六是纯洁与反庸俗化。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报纸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134]。它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作一定的工作”[135]。报纸不仅能够锻炼新闻工作者本身，也能教育、启蒙、引导广大的读者。而要使读者接受自己的宣传，就必须了解读者。一般而言，一个报纸的成功主要是指该报比其他报纸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而读者的结构，总是高端的精英读者居少数，而低端的大众读者占多数。大众读者文化水平比较低，理解能力也比较薄弱，故对他们的宣传应该以更通俗的方式进行，“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解释”[136]。科学理论的宣传应绝对避免学究化。恩格斯曾比较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宣传风格。他认为考茨基“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137]但是，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特别是以利益为导向的低俗化。马克思曾对风靡英国的大众化“黄色”报纸《每日电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引用《星期六评论》杂志的话说，《每日电讯》“便宜而讨厌”。其“致命的症状是勒维（每日电讯报的老板——引者注）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勒维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谊，在数百里以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138]。只有坚持报纸纯洁的本性，并且以通俗化的风格面向大众读者，才能排斥反动报纸的影响，把目标读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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