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所有权的重要性

媒体所有权的重要性

关于谁拥有媒体和拥有多少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依赖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是否及如何管制媒体所有权的决策引发了关于媒体所有权集中的后果和媒体所有权集中会对谁产生影响的反思。基本的政策问题是谁的利益在管制政策中应得到体现，何种管制政策的设计才能保证这些人的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注意到了媒体所有权对个体民众或消费者以及社会的重要性。它对社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媒体所有权集中会产生潜在的社会危害，包括媒体所有者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和只表达少数观点。正如Sá nchez-Tabernero所说：“媒体所有权集中对社会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使政策制定者对媒体所有权采取了管制”（1993年，第189页）。公众和投票者需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Cavallin in Picard，2000年第162页）。受众个体期望且需要一个能提供广泛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文化表现方式的传媒供给体系。

认识到社会对“多元化”的需求以及媒体所有权集中对多元化带来的威胁，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媒体所有权进行管制。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谈及的，围绕媒体所有权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当个体的“声音”获得了对媒体的控制时，就产生了妨碍民主和广泛政治体系的风险。如果个别媒体所有者在媒体供给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么民主就会因为个别媒体所有者只传播单一的政治观点而受到威胁。文化的多元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媒体不能反映社会中不同群体（比如那些同一语言、同一种族或同一信仰的群体）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那么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协调统一也将受到威胁。

所以，媒体所有权的多样化通常被视为保持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必要条件。保持多元化是一个关键的社会目标，但它并非媒体所有权之所以重要的惟一原因。媒体所有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影响到了媒体产业利用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产业的经济或财务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公司运作构成的市场结构和媒体所有权结构。对媒体所有权的限制可能会导致资源的重复投资，从而阻止了媒体产业通过资本扩张获得潜在的规模经济。所以媒体所有权政策对社会而言是重要的，这是因为阻止或鼓励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成本或经济利益。

经济绩效问题不仅对社会利益是重要的，对媒体公司也同样重要。通常来说，媒体公司可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将依赖于媒体公司所采用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另一个围绕媒体所有权管制的重要问题是媒体所有者。但是当考虑到什么样的管制政策可以实现媒体公司的“最优”治理结构时，首先要弄清楚：媒体所有权的扩张策略是为了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并由此增进社会福利，还是为了个别媒体公司或管理层及个别股东的个体利益。

近年来，在围绕媒体所有权政策的讨论中，基于“经济学”的思考和争论获得了较高的研究地位。与此相适应，与媒体公司扩张和多样性有关的成本或收益研究变得更为重要了。从近期对英国和欧洲媒体所有权政策变迁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即针对所有权政策导致的后果缺乏独立调查与系统的分析。媒体所有权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起有了显著地转变，但对这种转变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研究。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媒体所有权影响的第三方利益集团（即政治家）的出现。正如前人所指出的，谁拥有或控制媒体以及他拥有多少的问题与政治集团直接相关。越来越多案例表明，那些大众媒体的掌控者们有能力去支持或破坏政治家们的声誉或前途，政治集团被产业集团“俘获”，成为有利于产业集团的政策制定者。

正如第三部分所论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媒体所有权政策的变化表明，狭义的政治目标（而不是考虑公众利益），能够决定政策变化的进程和结果。当然，由于政治利益和媒体公司利益的勾结而引发的问题不仅只在英国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由于政治集团屈从于有势力和扩张野心的媒体公司，而产生对媒体所有权放松管制的现象。就整个欧洲而言，并没有对多元化的经济后果或影响进行客观调查或缜密研究，就开始了重新制定媒体所有权政策的工作。

由于缺乏独立研究机构对放松媒体所有权管制的经济作用进行调查研究，所以媒体公司成为放松管制的最大受益者。一般而言，这就意味着大公司会因其在技术和市场发展中的突出表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影响，得以在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的实践验证的情况下就控制了政策的制定过程。这种现象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正如一位资深的政策制定者所言：

“我能说什么呢？从根本上说，这都是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