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世纪早期的文化政策

第十一章　18世纪早期的文化政策 ——印刷业、政治和威廉·瑞纳的讼案

Michael Harris

关于18世纪英国社会特征的争论中包含两个涉及本章主题的问题。首先，在权威的传统结构被颠覆时，统治阶层如何掌握并运用权力？第二，面对那些兴趣被限定为二选一方式的个人和团体的挑战，统治阶层还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分析每个问题，印刷业都是一个关键的部分。

无论何时，印刷业的影响力都与它作为商业产品和传播媒介的双重属性有关。这种混合的属性在系列出版物中表现得很明显。系列出版是一种18世纪早期随伦敦贸易传入的出版业策略，低成本和规律性不可抗拒的结合，使系列出版物成为定期出版的产品，也获得并保持了新的读者群。通过这种早期的报纸，新闻、消息、广告、通信以及连续出版物的社会结构组成中的其他元素开始出现并不断变化，信息的循环开始形成了(Harris 1997：3－16)。

于是，系列出版物，特别是新闻的系列出版物，成了首先被政府干预的领域。在17世纪偶尔实行的特许制度是出版前审查制度的一种形式，也是对进行印刷品贸易的一种限制。对印刷品出口的冲击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影响是对新闻出版物。通讯手稿继续被广泛地传播，但他们没有像系列出版物那样拥有被公众广泛接受的潜质。每次特许制度中止，新闻和与新闻有关的系列出版物就会充满市场。1695年，当支持特许的法律最终停止，相似的情况发生了(Nelson and Seccombe 1986：2)。新闻的系列出版物在此时的扩散，反映了印刷业的高涨和需求的上浮。这种变化不是激进的，但在伦敦及其广泛的行政区域内，系列出版物的数量和范围将这种形式的出版物锁定为18世纪英国的主流文化。

报纸作为普遍深入且无可避免的形式出现，与交迭变化发展的结构、政治、商业、社会密切相关，以此为背景，报纸这种形式被监控、被保留。其中最直接的反映，新闻定期出版物许可制度的放宽，是通过国家的媒体形成的。从17世纪早期开始，由各部长办公室统一构建起来的信息网络结构就开始为国家服务并显示出重要性。秘密及半公共的信息在部长之间建立的循环里流动，而经过挑选的信息要素被重新定位，通过印刷或手稿形式的新闻系列出版物面向公众领域(Marshall l994)。没有政府可以制止新闻和信息的流动，因此官方系列出版物都保持着对事件进行正面评述的态度，其中1665年创办的《伦敦公报》是最持久的——冗长而乏味地印刷至今。

英国社会、政治特征的全面转变发生于17世纪末，与“政党”作为统治组织形式的出现有关。政党的意识形态很快变成了中产阶级萌芽阶段的政治要求的媒介，它们之间的交战成为系列印刷品的主要内容，并被集中报道。公众意见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它的要素总能在报纸的评论中得到最明确的界定(Harris 1984：l89—2l0)。系列印刷品这种发展刺激了持续的监管干涉，这种监管没有得到摇摇欲坠的出版前审查制度的支持，因此在出版和运营的双重策略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Robert Harley和Robert Walpole管理印刷媒介的方法是特别有效的：制作大量政党的宣传资料，并监控、打击敌对的出版物(Downie 1979)。

这第二种行动形成了符合法律的检举方式，是本章所关注的重点。国家各部门和官员们在信息收集过程的经验，可以很容易地应用到印刷业的监管上。与部长办公室有或松或紧联系的情报员，被偶尔的或定期地雇用，来报告出版业的涨落以及某素材的撰写、印刷和出版人的身份。提供给政府的信息，有时是指高深莫测的报纸广告，或者是从被捕的卑下的印刷工人处逼取的(Harris l987：144－6)。这是肮脏的、暗中进行的事，但它关系到国家其他的主要利益，所以有秩序地执行着，其中多数信息是针对系列出版物的。

在安妮女王的统治时期，财政部的Robert Harley成了间谍头子，他非常熟悉伊丽莎白政府的情况。在18世纪社会平静的外表下，受政府对各种情报贪求无厌的驱动，地下的阴谋和出卖泛滥。内阁和国家的文件揭露了一些情况，至少是地下情报组织的情况。出于政治目的，印刷工人Robert Clare提供给Harley一份关于从事撰稿和印刷的人们的详细报告。他的目的是减少市场上被隐匿生产并传播的系列报刊、手册、民谣、歌曲，因为它们被认为会给大量破落的伦敦民众带来煽动性的信息(Snycler1967)。当Clare的市政府情报员的身份被工人同事识别出来，他成了本行中不被雇用的人，不得不在《伦敦公报》找了份工作。

为什么保守党政府在1712年采用印花税，猜测的原因颇多。是一个纯粹的税收政策，还是把税收政策应用于提高新闻报刊的价格，以超出潜在读者的承受能力？每种因素都可能(Downie 1981)。然而，可能是另一种观点导致了税收的强制征收。这种观点认为税收是一种能将新闻出版物带入标准化框架的措施。法律的应用意味着合法和违法出版物之间的界限可以被清晰分辨，而且其产出可以以一致而明确的方式按标题逐个实施监控。在Harley的文件中保存了所有伦敦系列报刊的标志图样，这恰恰符合他那可以被称为“管制”的兴趣(Snyder1968 and 1976)。

Harley的体系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政治巨变中，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完整，而其中的要素在Robert Walpole的管理下形成了更积极的组合。他对于印刷宣传品的监管是臭名昭著的，尽管监管主要针对敌对刊物如《艺术家》，但蔓延到了所有的系列出版物。1722年财政部法务官Nicholas Paxton和Walpole通过对新闻报刊从业者的监管，让自己成为了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印刷文稿和手册的监工工头(Harris l987：136)。Paxton从报信者那儿收到素材，邮政部门的财务司长指出其中对诉讼有价值的条款。Paxton是Robert Walpole的一个走狗，从1730年直到1742年他在首相辞职后被捕，对于公众舆论权来说，他一直是个邪恶的存在(Thompson 1990：213)。

由于统治阶层的一些人的偶尔干涉，还会增加对新闻素材的正式检查。如果个人、主教、上院和下院议员中的任何人感到报纸或手册上的某条超出了合法报道的界限，都可以将它提交给部长们。在部长办公室，有一小群人根据这些抱怨，经过明确的批准采取行动，审讯嫌疑人，然后获得证词。副部长Charles Delafaye至少从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就热衷于情报的搜集、提供，直到1730年依然很活跃。另外，还有公报记者Samuel Gazette(《伦敦公报》的编辑)，他可以利用其公报编辑的身份与几乎全部印刷报刊保持联系(Harris 1973；1987：117)。基本上，国王的报信者充当了政府权力的执行力量。他们购买受到检举的某条新闻，在法律诉讼中定为证据来使用，还通过商业拘留来实现清除的目的，而且与生产过程保持松散的联系。报信者还可以通过使用野蛮武力和大规模地查封资料，使印刷工作完全陷入混乱(Harris 1987：142－3)。

检举制度对报刊业的健康发展、正常运营都是个潜在的严重威胁。首先，它的实施反复无常。指责罪魁祸首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客和撰稿人该为此负责，他们阻挡了对沃波尔管理印刷业的批评指责。那些资金量较低的处于印刷业边缘的成员经常集作者、出版商、印刷工三职于一身，他们被有效地管制着——罪名一般是阻碍生产。不仅如此，对政治新闻素材的管制恰恰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可以出版的。凭借镇压的手段，掌权者巡视其控制的范围，剔除那些过激言论，主要是怀着二世党人的同情心的个人或出版物，并且粉碎那些在大众市场上散布政治言论的投机商。然而，国家的这些行为，仅仅是更广泛的干涉网络中的一部分，这干涉网络以政治利益为目的，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政治利益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国会发起的阻止公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决策过程的运动，也反射出国会为自身利益严密设防的一贯方针。

特许制度在图书出版业的崩溃，象征着正式管制的结束。这种管制是通过出版工会组织起来的，直到1695年出版公会还是国家干涉的焦点。事实上，出版工会虽然保留了很少的形式，但它仍然具有有效的机制来控制图书业，比如利用学徒期，并且在稍小的范围里，通过对围绕著作所有权的斗争的记录来实现对产量的监控。拥有像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等有价值的财产的股东们，开始通过被称作“海鳗”的企业联合构建次一级的组织(Mandelbrote 1997)。他们组成防御性的联盟来抵制投机商，试图保持无党派性，并经常平抑十八世纪早期的盗版者们哄抬起的出版素材的价格(How 1709)。

斗争和反抗的意味已经足够清楚了。印刷品是这场冲突的商业基础，种媒介，图书业成员通过它来控制不断扩大的市场。通过成为所有合法出版的日报和周报的股权所有者，可敬的书商们建立起了对出版业的统治集合(Harris 1989)。手册的销售者，咖啡屋、邮局职员和其他的报纸初级发行人员，实际上都变成了书商的客户，而书商靠这些出版物也形成了对主要广告媒介的控制。这激发了他们把那些无照经营者、盟外者或盗版者逼入易被打垮的脆弱境地。以低花费和耸人听闻的报道为主要吸引力的边缘性出版物，日益陷于政治敏感素材和无批号报纸的出版之中，在法律和政府的掌控中陷落了。

在伦敦那复杂城市环境的更宽泛背景下，文化管制的主张被进一步散布。虽然如此，随着中层社会的框架的扩张，包容的线路却更清晰了。从17世纪起，社会结构就发展进化了，开始支持关于形成公共领域的观点(Habermas 1989)。这个观点经过了长期的批判、修改，但核心论点仍然是有益的，即明确的社会形态应该出现，文化和政治利益应该以经济繁荣为中心。伦敦的咖啡屋、剧院和社交集会组成了体系中的一部分，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刷品特别是系列印刷品确立并保有的。日报和其他报纸在多样的公众领域同时并存的普遍现象，提供了会谈和意见形成的基础，也提供了行动的向导。报纸在多个层面上相互作用的性质，意味着它们的内容被恰当的约束，因为它们受制于制作人、读者和其他利用社会信息循环实现其商业或政治用途的人的利益。同时，他们的内容会遭受详细审查，审查按文化管制的路线来分类。

在个体的层面上，要检查通过伦敦报纸的新闻和广告散布的各种个人信息。虽然有关于诽谤的法律规定，隐私的数量和范围仍然是不确定的。可是，最高法院对于证言、起诉、控告和执行程序的纪录资料装满了不计其数的存储袋(公共记录办公室)。没有任何报纸出版商对其处境的易受责难性会有所怀疑，而且对于报纸传递的信息的要求也清楚的表明，任何针对个人的论战应该被严密检查，而且通常应被拒绝刊登。

因诉讼而上演的公众无限度的小冲突，拥有更规范的表现形式。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大陪审团保持着一种机制，用以对反社会或犯罪的行为进行鉴定，并将其送上法庭。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管理形式有很强的道德成分，表现了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来实现的行动领域的扩展，因为当时正处于社会风貌的改良时期，这种改良在1730年处于旺盛时期(Shoemaker 1992)。英格兰陪审团无疑是法规执行的权威力量。他们的成员是负责调停的法官，或同等身份的人，他们的关注点趋向于与政治管理相一致。虽然如此，他们也可以与中层社会的文化融为一体，以共同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行动。印刷业是个靶子，大陪审团巡视其适宜的界限，猛烈打击政治极端论、亵渎性言辞和色情文字，并紧盯着报道材料和责任人以诉诸法庭。在平民层次上，司法工作是不稳定的，但其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来驱赶由各种检举形式确认出的售卖印刷品的商贩。

约束工作的连锁网络实际上怎么样呢？一些因素与18世纪30年代发动的抵制William Rayner和其他人的行动形成了清晰地关联。尽管Rayner的文化立场给他带来了特殊的利益，他的身份仍是有阴影的、微贱的。1714年他通过出版工会给一位印刷工当学徒，直到30年代晚期才取得自由(Harris 1987：91)。在18世纪20年代晚期，他被认定为既是印刷工又是手册的销售者，而且正在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起经营一家商店。该商店是Rayner与George Tavern联系的另一个通道(Memoirs 1732)。在那里，Rayner可能既从事创作也进行出版，标明“撰稿人”“印刷人”的Rayner姓名的印章出现在各种各类的小册子上。Elizabeth Rayner与那可能被称为空想的虚构作品有着长期联系，但那并非唯一的安排。

18世纪早期有一些极度活跃的企业家，例如活跃于印刷业的Charles Povey^[1]，而William Rayner被认为也是其中的一分子。William Rayner这个名字太普遍，因此想要将他从伦敦的商业和文化中清晰的分离出来研究，是不大可能的^[2]。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Rayner的兴趣涉及不同寻常的宽泛的素材形式，包括课本、图片、音乐和绝大多数市场印刷需要的形式。他的出品的两个要素，反映了他那受市场引领的出版倾向。首先，盗版：Rayner的出版物中，充斥着其他人的作品。版权的不明确和实施控制的困难，给Rayner提供了商业机会，他也将这机会运用到了极点。他甚至跟Edmond Curll起了不太合法的摩擦，而且在Henry Fielding的《威尔士歌剧》的演出宣传中，他被描述为一个“声名狼藉的报业人”(Daily Post 3674，1731年6月28日)。

第二，他出版了煽动性的攻击Walpole的管理及其个人的作品。在1730年，Rayner和他的合伙人——印刷出版商Robert Walker都因出版该作品而为众人所知。在1731年，《日报》的创办人，在列举对立势力时指出，“无数歹徒和掠夺者的出现，得益于Walker和Rayner丰富的出版”(Daily Courant 8271，Tuesday 27 July 1731)。

在系列出版物方面反对Walpole的旗舰是周报《国家日志》或者叫《艺术家》。在18世纪20年代晚期，对它公认的创办人Nicholas Amhurst和它的出版印刷商Richard Francklin一次次地采取行动，集中了管制的主要火力。由掌权人从全体陪审团中提名构建形成了特殊陪审团，用于消除沃波尔的反对势力，好像这样就可以得到不心虚的宣判。《艺术家》作为宣传媒体的力量大大超出了它新闻报刊的存在形式。它上面的主要文章被不断地反复应用，有时是关于特殊问题的文章，例如对税制危机的评述，或者会换一种形式全部重新发行^[3]。此后的1731年，列再版成了七卷，每卷都有一幅针对Walpole的管理的讽喻性的卷首插画^[4]。

就是在这一点上，Rayner和他的合伙人受到了影响。精确的时间选择和随后的事件的性质是难以重构的，但卷册中插图的显著名声促使Rayner和其他人乘机利用公众利益赚了一笔。两种手册出现了，一种由C.Davies出版，另一种William Rayner出版，都对每一幅图片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解释。Rayner的手册被命名为《国家的图画文字》^[5]。出版者的命名目的是解释这个新版本。

七卷的总量，致使价格太高，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而那谜一般的卷首插画，也超出了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6]。

大卫的手册看起来有它自己的卷首插画。插画是由那七幅图片组成的，下面还配有卷册里没有出现的诗句。该手册由独立的几页组成，题目是《Robin的游戏，主要的七个》。“Robin”是对Walpole的俗称，而“主要的七个”意指在‘哈泽德’的筛子游戏中随机选择的失败。独立的页可能是分开发行的，整本则可能是由Rayner来发行的。第二种版本《Robin的统治》也进入了流通，却好像没有任何所属的出版商。在对Rayner的审判中，印刷工George Kitchin作证说Rayner带给他题为《Robin的统治》的书的铜板。

在Rayner的指导下，他用它印制了150本，并在被告的要求下，他把题目从《Robin的统治》改换成了《Robin的游戏》，为此Rayner还付给了证人一个先令(Tryal1733：19)。

所有这些作品可能在1731年7月都进入了流通，当时英格兰陪审团对反管制的印刷品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将一连串的出版物告上了法庭。其中包括针对Robin的两个版本，一首叫做《切尔希君主》的歌谣，《艺术家》的特刊和另一个主要的对立刊物《弥雾杂志》^[7]。接下来的行动非常迅速。学徒期满的印刷工柯林斯被捕，估计是被迫说出了他那出版插图集的上司的姓名。与此同时，密探John Wiggs、Edward Hopcroft和John Ibbot开始对手册商店进行扫荡，并以出版物为证据清理《Robin的统治》的生产交易链(British Museum 1873：684；Trydal 1733：17－19)。

大约在Collins被捕后一周，进一步的逮捕行动开始：印刷商Robert Walker，出版商William Rayner和Samule Slow，以及手册销售商Lynn和Cricheley统统被捕。他们都被保释了，Walker、Rayner、Slow每人保释金为一百或二百英镑，虽然有个报告声称Walker因为没钱而被监禁在新兴门监狱(Grub Street Journal 81，1731年7月15日)。这事件好像停顿了一年多。在1732年11月，Rayner接到了将在1732年11月15日星期三进行审判的法院传票(London Evening Post 772，1732年11月11日)。

Rayner的诉讼有一个背景，即政府采取了大量行动，以反对个人卷入出版业和主要报刊，或传递处于允许边界上的政治资料。在1732年1月，特别陪审团宣判Richard Franklin犯有妨碍治安的诽谤罪，因其在《艺术家》上刊登了著名的“海牙信函”，揭露了英国外交的秘密。他被罚款100英镑，判处一年监禁，并且被命令找两个担保人，每人出500英镑来保证他此后的行为能遵纪守法(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 43(1732)：211－12)。Franklin于11月入狱，但《艺术家》由他的雇员Henry Harley继续像以前一样在印刷间生产着。在3月，从事《弥雾杂志》的印刷出版的人遭到了一系列的逮捕。作为对Rayner的审讯的呼应，报纸报道了针对《皇室橡木周刊》的一系列行动。

这是对二世党人的同情者确实有吸引力的一份受约束的出版物，其中有对沃波尔和国王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在1732年11月11日，就是Rayner接到传票的同一天，《伦敦晚报》刊登了报道：

在星期四晚上，Matthisa Earbery，一位拒绝宣誓效忠的牧师被国王的三个密探逮捕。一个密探伪装成雇他写周刊的人诱骗了他。(London Evening Post 772，1732年11月11日)

Earbery是《皇室橡木周刊》的作者之一，他在六年后还是接到了传票，他进行了一个人的示威游行以抗议遭受这样的对待(Harris 1987：141)。在Earbery被捕后几天，Robert Walker和手册出售商John Dormer被拘留了，而在1733年1月，来自伦敦各地的报告说，大量售卖周刊和其他政治报刊的小贩已被搜捕^[8]。

William Rayner的诉讼被伦敦报纸大面积报道，对听证会的全面地报道被印刷成手册^[9]。特别陪审团中包括两个英格兰陪审团中的成员。一位因卷入了最初对Robin事件的报告而被取消陪审员身份，另一位被允许保留下来(Tryal 1733；London Evening Post 774，1732年11月16日)。这件事说明，Rayner的打击对象。在控诉中，Rayner照例被描述成一个恶意妨碍社会治安的人，有着堕落的精神和恶魔般的性情(Tryal 1733：12)。对于出版印刷《Robin的统治》的指控，主要的重点放在第四卷卷首插图配的诗文上：

讲演然后观看，在堕落的高度。

标记好每个卑屈的走狗的面孔，

傻子、伪君子和笨拙的白痴，

这些伟大的人，散掉了我们的财产，

如此像犹大，为了金币背叛国家，

他们与他犯一样的罪，也会有一样的命运！

(British Museum 1873：689)

Elizabeth Blackbourne夫人，Rayner的妻子或是商店女员工，拥有来自手册销售者的成打的印刷品或是全部副本的证据，以及Rayner的账目，辩护律师试图证明Rayner的商店实际上由她拥有，但他的陈述缺乏说服力。许多讼案热衷于无意义的争论。王权为原告、统治者、主教和表决安排了直截了当的诉讼。辩护律师为否认那些对被告的推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Tryal 1733：23－4)。

Rayner被认为有罪，但在宣判前他潜逃了，直到二月份，他不是自首就是被捕了(Daily Courant 5257，1733年2月13日)。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于6月1日被送交给英国高等法院的监狱。虽然辩护律师为其求情，“如果Rayner偿清所有的债务，除去衣服，他在全世界的财产也不值五英镑”，同时他已经被关四个月，但他还是被罚款50英镑，被判入狱两年，并被命令找担保人以保证他此后七年的行为守纪。这是个比对Franklin的惩罚还苛刻的判决，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仅仅为了一些已经传播了的素材的再循环，那样一个显然普通的人要遭到掌权者如此严格的关注？

答案关系到文化管制的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作了说明。Rayner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公众化的人。他的出版物增强了那些矛头直指沃波尔的素材的威力，以更可观的印刷品，更普遍的吸引力，特别是图片的使用，形成了批判主义的回头浪，其中二世党也被提及。Rayner还是个不受体面商业的传统组织保护的人。他的盗版行为，使他成了正规商业体系之外的人，暴露于国家采用的任何形式的管制之中。大陪审团的介入好像反映了社会干预，即对于政治批判的混杂传播和不在政治活动之列的群体争论的干预。这在某些方面与可敬且正派的思想结盟。受约束的出版商，像William Rayner、Samuel Slow，有扩展到出版业外部领域的兴趣。在1732年，Slow出版了《喜好脏布丁的卑鄙小人》。这类暧昧的素材形成了政治手册的创作环境的一部分，可能直接刺激了管制火力的爆发。

Rayner被送交给英国高等法院的监狱，他在那里呆到了18世纪40年代初。他获得了允许他在附近工作的政策，还开办了一家印刷公司。在这儿，他继续愚弄法律，像以前一样出版了大量没有刊号的报纸，还翻印其他人的作品。然而，他真正完全被容忍了。Rayner的动机显然一直是追求商业利益，当他可以通过一桩幸运的婚姻加入有名望的阶层时，他立刻那样做了。稍后在那个世纪，更多的人通过低成本的系列印刷品传播激进的政见，以此向社会基础结构挑战，而在某些方面，Rayner是他们中一个的先驱者。在另一方面，Rayner指出，从他自己不幸的经历看，英国社会利益集团会以文化管制的形式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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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Povey是一个长期投机者，在安妮女王执政时期，他出版了一份名为《商业评论》的报纸，作为其经纪业务的附属。在18世纪30年代，他为伦敦北部的一系列娱乐表演做宣传。

[2]例如，18世纪20年代在喜剧《巴托罗缪集市》中演出的一位男演员也叫William Rayner。

[3]在1733年1月6日的《艺术家》上，发布了宣传广告：刊登在《艺术家》上的几篇评论文章——反对税制的争论，现在结集出版了。

[4]关于那七卷的广告刊登在1731年6月3日的Grub Street Journal杂志的第74页，此后另外8卷于1737年出版(英国博物馆1873：683－93)。

[5]版本说明：E.Rayner印刷，George Tavern编辑，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书商销售。1731年(价格六便士)。

[6]同注释③。

[7]这则消息刊登在1731年7月15日的Grub Street Journal杂志的第80页的新闻摘要中。

[8]逮捕行动也涉及到《皇室橡木周刊》，因为其刊登了歌谣《大不列颠的税制》(1733年1月8日《每日新闻》第5226期及1733年1月12日第5230期)。

[9]有关审讯的全部内容也刊登在1732年11月16日的《伦敦晚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