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是时代的最高危险

二、海德格尔：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是时代的最高危险

现代文明正在构成对自然生命、历史生命和人类生命的严重威胁。威胁的主要表现是现代科技力量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对自然、历史、人类本性的肆意破坏。现代科技力量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之下；恰恰相反，它的威力反过来控制了人。把对现代科技的思考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与水平的，是20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海德格尔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机械化大生产使得“在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因此，现代科技绝非如人们一厢情愿地预想的那样，是单纯的手段，而是以极大的威力建立一个适应自己的“新现实”，因此是对现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世界构造”：“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形态中都时时处处地看到那种在今天决定着世界现实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技术，它现在已经以同样的形式统治着地球，甚至统治着地球以外的太空领域。”^[21]

这就是“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它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与历史、与生命的固有关系：北美印第安人在春天耕作的时候，会从马身上摘下马掌，以免伤害怀孕的大地。他们拒绝使用钢犁，因为它会伤害大地母亲的胸脯。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多么深情的关系！（行文至此，作者心中涌起感动的波涛，并对印第安人这个古老的民族油然而生敬意。）古罗马的卡托在《论农业》中认为：农民在收获之前应当向神灵献祭，或以某种方式为田野涤罪。这是向天地万物的创造和恩赐表示感恩。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画笔下的农民，在田野上将他们辛勤的劳作中断片刻，以便进行感恩的晚祷：无边的暮色，伴随柔和的晚钟，轻悄地洒落大地，也洗涤着这些纯朴而高贵的灵魂……而今，机械化的现代农业，不惜把大量人工化肥、农药、激素、人造光洒向庄稼和家禽，不仅大地被污染，人类也食不甘味、怪病缠身了。

1557年，乔治·阿格里柯拉在《论金属》一书中写道：“矿工能问心无愧地献身于采矿……上帝不仅显示自己在他神圣的话语里，也显示在天地万物中……正像一个人从田野的百合花中认出上帝的完善和财富一样，一个虔诚和勤奋的矿工……兴致勃勃和满心欢喜地在矿石丰富的地段也看到了上帝的力量和奇迹……”^[22]矿藏是往昔的生命、自然本身的历史。而在现代人眼里，矿藏仅仅是资源，是供自己疯狂奔忙的能源，是贪婪地挖空大地、强暴大地的借口。黑暗而危险的矿坑是现代文明的“活写真”：当大地还没有被挖空的时候，它是暗无天日的地牢；当大地被彻底掏空以后，它就是荒无一物的废井、自我开掘的坟墓。没有任何东西能填补替代现代文明所造成的自然、历史和人性的废墟，除非现代人自我猛醒、悬崖勒马。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过程展现为以下八个环节：

第一，物质化。在《诗人何为？》（1946）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由于这个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事先事后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生产意图的物质。地球及其环境变成原料，人变成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23]一切都成了物质，物质被置于“第一性”的位置而实际上遭受人的生产意图与实用目的的操纵。海德格尔在1936～1946年间写作的《克服形而上学》中富有预见力地指出：“由于人是最重要的原料，因此可以估计到，根据今天化学的研究，总有一天要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物质……即有计划地按照需要来操纵生产出男人和女人。”^[24]今天，海德格尔的预言，随着“克隆技术”等基因技术的进步，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人们没有考虑到，在这里伴随着技术的手段，对人的生命和本质的进攻，已在准备之中……”^[25]人变为物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独立性、个性和尊严，人类世界将因物质化而彻底变成一个非人的世界。

第二，齐一化。“威胁人的本质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意见：技术生产使世界井然有序。而正是这种秩序使任何等级都化为生产的千篇一律性……”“在这原子时代中，个人的特殊性、个别化、价值都因为完全的齐一性而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千篇一律的世界是乏味的、金钱统治的世界：“在现代技术的贯彻生产的意图中，事物的特性溶化为被谋算的市场价值……”事物不再是事物，人不再是人，世界只剩下一堆散发铜臭的钞票：“作为一个经常性的货币交易者和经纪人，人就是‘商人’。他经常在称重量和权衡轻重，但并不认识事物自身的分量。”^[26]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被花样雷同、千篇一律的电视节目弄成没有任何深刻感悟力和判断力的白痴。万物丧失了内在的分量。世界和人一起消失了。

第三，功能化。现代技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历史、人性，限定并强求万物向自己纳贡：“从前……耕种又称养育和照顾。农民并不强求耕地。在播种谷物时，农民把种子交托给生长力，并看护着它的生长发育……现在，耕作是机械化的食品工业。它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逼使土地交付矿石；逼使矿石交付铀；逼使铀交付原子能……”海德格尔以绝妙之笔刻画出现代技术逼迫万物丧失本性、转化为功能的残暴过程：“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的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的水流限定在水压上……水电厂不像几百年来联接两岸的旧木桥那样，被建造于莱茵河的水流中。毋宁说，水流被误建到发电厂中……”^[27]如此，现代事物通常具有的本末倒置与颠倒错乱又一次出现：在把河水仅仅看作水压提供者的现代技术眼里，养育了欧洲民族的莱茵河仅仅是误流入水电厂的技术装置中，同样，在古埃及法老的眼里，尼罗河仅仅是建造金字塔的原材料，等金字塔一一建成，自然和民众的力量也被耗尽，灿烂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就此进入了自掘的巨大坟墓中，从此在历史上消失。而今，亚马逊河误流入巴西热带雨林中，淘金者、伐木者和开荒者将全人类的肺一点点挖掉，全球因此呼吸困难。

河流是万物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如今，她被残暴地限定为水压的来源，她在被污染之前，其美丽的品质就已随风而逝，她清澈的音乐，永久沉沦于水电厂的隆隆机器声中，陪伴着她的，是恒河水面献祭的花朵、黄河岸边朴素的民谣、闪烁于琉森湖上和贝多芬心头的月光、在舒伯特的旋律中游动的鳟鱼、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上缭绕不尽的清气……一切美丽的宗教、哲学、神话、音乐、美术与诗歌，也陪伴着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四，主客两极化。现代技术表面上赋予人极高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则把人贬斥为受其摆布的客体，一种“人化物质”，一种没有灵魂和个性的行尸走肉：“在技术上组织起来的人的星球的帝国主义中，人的主体论达到了它最高的顶点；它从这顶点下降到有组织的千篇一律性的等级上，并在那里安排自身。这种千篇一律性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技术统治的最可靠工具。新时代的主体性的自由完全在与它相对应的客体性中上升起来。”^[28]主客两极化使原本浑然一体的世界分裂为两半：主体被规定为支配性和操纵性的，客体被规定为被支配和被操纵的，结果主体和客体都受制于这种关系，都被这种关系支配、操纵和吸收，一切都成了关系、媒介、符号，都丧失了自身性和独立性，人们自以为是控制局面的主人，实际上早已是技术狂风中无可奈何的枯叶、客尘。自家豪华的客厅里布置着灯红酒绿的“吧台”，人们做客于自己家中，不知“今宵酒醒何处”。

第五，谋算。生命的奥秘和美，就在于她的不可预测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操纵性。然而，现代技术使“自然的可预测性被冒充为世界秘密的惟一钥匙……可预测的自然被认作是真的世界而夺取了人的全部努力，并把人的想象僵化为单纯估价的思想”。^[29]谋划估算的世界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世界，一个老谋深算的世界，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世界，一个不能产生任何深刻而持久的活力的世界，因为一切奇妙的东西都属天成而不假人工，一如童真和青春，一如成熟之美、智慧之美、精神之美、道德之美，多少化妆品也难以复制。

第六，贯彻和统治。“贯彻的意图已经把世界设置为可生产的对象的整体。这种意志规定了新时代的人的本质……”^[30]人以命令者、权威解释者自居，肆无忌惮地强暴事物。“真理已成为确信……通过这种垄断，人作为主体被建立在全体存在者的中心……”^[31]事物不再被允许以超出支配的复杂形式存在。万物因此隐退。世界空无一物。

第七，生产和加工。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使地球成了一个巨大的加工厂和垃圾站：“蓄意的自身贯彻开辟了危险的领域：人失身于无条件的生产。”^[32]

第八，耗尽和替代。现代商品以短寿刺激生产和消费，替代性的满足成为基本形式，一切存在都被掏空，丧失了独特的本质，成为微不足道、无足挂齿的东西。事物横遭统治、加工和耗尽，燃烧成烟和灰。人类被暴露在无保护的空洞性中，生命变得不堪忍受。

海德格尔指出：本真意义上的“事物”的涵义是“会集”，事物会集着天、地、人、神这四重性，正如同一个罐子会集着天上的雨露、大地的流水、人的止渴与滋养、作为礼物向神的献祭，它远远多于一个实用的器具，而是天地人神的紧密结合，完美而神圣的“会集”（事物）。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世界观，总是贫乏地看待事物，强迫事物降格、缩减为物质、功能，变成无生命的、僵死的东西。现代科技的野蛮性，表现在它对一切“生长着的事物”的剥夺，这种剥夺挖空了万物的本质——万物自身的复杂变化、未定状态与混沌状态、指向自身之外、与他物发生联系、指向无限的可能，它要求万物“立即到位”，以便接受它的指挥和支配。天、地、人、神，和谐共舞的事物与时代，一去不返。人在大地上成为异乡人，连同大地一同沉沦。

现代技术的本质被称为“框架”，原义为“骨架”“装置”，此处的涵义是：“集合起来的强求的名称叫做框架。”^[33]它是一种“世界构造”，使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这种框架中，万物被强求、被摆布、被耗尽。^[34]

现代技术作为现代世界观的核心因素，“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它的源头在古希腊：“在古希腊早期所想和所写的东西在今天依然存在，即对它自身还关闭着的本质到处都迎面等待着我们，并向我们走来……现代技术是古代完全陌生的，但仍然在古代具有其本质来源”。^[35]技术是“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中。柏拉图的哲学使“前苏格拉底哲学”对“存在”之既隐蔽又敞开的直观，转变为“存在”在一切存在物（外观、现象）中的固定显现，希腊哲学变成“到处寻求原因和根据，以便通过对它们的认识而获得对存在物的支配力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人不再是存在之自我解蔽、自我敞开又自我闭合之神秘生命过程的“看护者”，而是靠理性突出自己，以便“到达存在物的中心”。这也就是“人类中心论”的开始，万物被认为是次于人类的、为人类服务的存在。从此，事物不再是天、地、人、神的会集，而是孤立的、固定的存在物，在此过程中，赋予一切存在物以随机涌现的生命与诗意的“存在”被遗忘了。“这样，在西方的历史中，事物还从来未能够显示在它的本质中。”^[36]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中。万物的价值和尊严不是来自自身，而是由超绝万物的上帝赋予的。这样，随着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人便取上帝而代之，自身成为万物的主宰，用强行贯彻的意志统治万物，自称已经掌握了宇宙终极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然后将一些乱七八糟、难以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硬塞进这些似是而非的“规律”中，“在这指向中，了解要适合于应该被看见的东西……认识与实际相符合……真理变成了理解和陈述的正确性。”^[37]这样，一切都变成了宣传、广告、白日梦：“永恒极乐的彼岸目标转变成大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创造文化或扩展文明的热忱取代了宗教事务；创造原来是上帝的特权，现在成为了人的行动的标志；人的创造最终转变成商务活动。”^[38]神圣的理念和救主，如今就是金光闪闪的铜钱。上帝的福音如今就是机器的轰鸣。历史的必然无处不在。消费者在付费以前确实就是上帝。

现代技术对于自然、历史和人性来说，正在变成“最高的危险”：“在它的领域——对象化的领域中强有力的科学知识，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就已经毁灭了事物本身，原子弹爆炸只是长久以来已经发生的毁灭事物的一切严重证明中最严重的证明”。现代技术的危险性，正因为人们宁愿生活在太平生活的假象中也不愿改变这一生活而凸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叫原子时代的历史过程刹车或加以引导，没有一种人的组织能够占有对时代的统治”，用唤醒人们的道德责任来控制科技弊病也注定难以奏效，因为技术是时代的框架，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努力只是这一框架和统治的奴仆。“毁灭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它具有双重的迷惑性，即形成这样一种意见：科学优先于一切其余的了解而说中了现实中的现实物；又具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尽管科学研究了现实的事物之后，事物还仍然能够成为事物……”^[39]因为经过科学的“研究”，事物本身的意义让位给它的实用意义，以便接受支配，以便被生产和耗尽。

对现代技术的克服，首先要转换现代世界观，爱护另一种思想，即“沉思的思想”，即不把事物看作可操纵的物质和功能，而看作是具有独立生命的东西。“作为合理意识的最高形式的技术，和无沉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海德格尔引用歌德的诗句阐明这种沉思：“你坚持因为，并不问为什么。”他解释道：“什么叫因为？它拒绝探求为什么，因此拒绝论证和寻根究底。因为‘因为’是没有为什么的，它没有理由，它本身就是理由。”正如同玫瑰不为任何理由而开放，人也应当如此：“在自己的本质的最隐蔽的根基中的人，当他以他的方式像玫瑰一样存在着，即没有为什么时，他才是真正的。”这是自然、历史和人性恢复自主与尊严之第一步。如此，科学世界观转变为一种本真的世界观：“我们只在似乎科学未防备的时刻承认我们当然面对一棵开花的树……如果我们深思熟虑一下，一棵开花的树置身于我们之前，以至于我们能与之相对，这到底是什么含义，那么，首先和最终的，就不该弄倒这棵开花的树，而是让它在它所站立的地方站立着。”^[40]

在我居住过的一个直辖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坐落于市中心地带的一座法国人在“租界”时代兴建的美丽花园，花园门口曾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1949年以后，它成为对一切公民开放的公园。每到春天，娇嫩的海棠满树盛开，灿若彤云，环抱着那座法国风格的白色凉亭，衬以如今早已消失不见的蔚蓝晴空，成为城市心头一处幽雅娴静的风景。衰败出现于80年代：公园绿地被开辟为游乐场所，以便赚钱供养那些公园管理人员。小贩们在公园四周向游人兜售商品。因为管理不善，花园开始衰败。

然而，真正的厄运伴随一种可疑的技术降临：有些城市设计出一种名为“音乐喷泉”的建筑工程，这种工程附庸风雅地企图模仿欧洲皇家园林的风格——凡尔塞宫（又是法国！）茂密森林的中央空地上，有一座美丽的喷泉，喷泉中央是精美的塑像。“音乐喷泉”工程用“现代技术”将凡尔赛宫的喷泉“创新”为一座播放音乐的喷泉。该市某级政府为了炫耀其政绩，决定引进这一技术，于是一声令下，将这座花园彻底拆除，曾经盛开了整整100多个春天的海棠，连同所有树木花草都被砍伐净尽！光秃秃的地面被设计、承包、再造成一个空荡荡的广场，上面稀稀拉拉种植着一些速生的低矮植物，环绕着一个粗制滥造的所谓“音乐喷泉”，喷泉和音乐常常因技术故障而停止喷水和播放。广场四旁树立着不堪入目的粗制滥造的世界音乐家的塑像，把这个光秃的广场装点得无比庸俗丑陋。类似的“政绩”还在各地层出不穷。无数棵“开花的树”被人为地毁灭了。如今，狠毒的阳光穿过大气层中的臭氧空洞直射向地面，风沙肆虐着，美妙的音乐此刻作为不尽的挽歌，为茂盛了100年的花园送葬……

同样的故事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一再上演。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受到“人口众多”的限制，生态上是极其脆弱的：每个王朝在初期总是致力于“休养生息”，即让人、财、物从战乱的破坏和消耗中恢复过来。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上下开始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伴随生态紧张而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内部动乱的种子已经种下。与此同时，在外部关系上，由于中原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王朝统治者必须组织开垦荒地，而这样势必侵犯周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于是战争不可避免。外乱内乱接踵而来，王朝因此寿终正寝。因此王朝更迭的深层原因，并非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极限的越过。所以中国历代圣贤谆谆告诫：“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奈何人欲弥天，作雾自迷，亡国败家，遗恨无穷。历史的教训、圣贤的教诲足够深刻了，但人们充耳不闻、装聋做哑。

“可疑的东西在此期间已上升到无法预测和不可看透的地步，并拖拉着我们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去往何处。”海德格尔之言绝非哲学玄想，而是我们身边的危险现实：“我们越是接近于危险，通向拯救者的道路就开始越加明亮……”从技术时代的荒芜中，人们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到来“进行准备”，人们需要“沉思：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全球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41]

家是人性最深的渴望。大地是我们的家，自然是我们的家。只有在大地的环抱中，我们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我们短暂的人生才获得了深刻的意义。我们是生之循环的种子，通过我们，大地盛开如鲜花。我们与大地唇齿相依。大地沉沦，我们也随之沉沦。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1868～1933）曾有诗道：“词语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万物不依赖人的词语而存在，万物的生命超越了人的词语所能表达的，那是伟大而神秘的“道”。人的词语和行动往往是对“道”的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以广告和媒体为标志的现代人的词语确实是“破碎”的、颠倒错乱的。破碎的词语表现着破碎的万物。破碎的万物表现着破碎的文明。因此诗人的名句应改为：“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生之破碎渴望着生之完整。那种灭绝一切、最终自我灭绝的世界观，堵塞着一切新生的道路。人在这压制一切的黑暗中，探索着拯救的微光。这微光注定要从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世界观及其源头——西方世界观中诞生出来。受尽折磨的自然、历史和人性，呼唤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与智慧。那微光持续闪现，依循着“存在的天命”，本身已经呼之欲出了。

【注释】

[1]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6～7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8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3～15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5～16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4～515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5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02～503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03～504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2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05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6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7～518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3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7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3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7]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6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3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8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9页，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32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31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35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译文参酌孙周兴在《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以及成穷在《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同篇译文而略有改动。

[24]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40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5]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41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42～45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45～48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8]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61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61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64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1]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104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99～100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3]海德格尔：《同一性与差别》，转引自宋祖良《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4]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第355～37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35]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120～122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6]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132～137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7]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133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8]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123～124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9]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15～239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31～238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第236～247页，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