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对香港传播事业的影响及意义

“海派”对香港传播事业的影响及意义

柯达群（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助理教授）

黄　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香港与上海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它们又是互相竞争的两座城市，先是香港成为报业中心，继而上海取代香港。历史于中国近代大众传播史造就的“港沪双城记”现象，注定香港的大众传播事业具有浓厚的“海派”因素及色彩。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不少“海派”挟资金与技术移居香港，于香港当代大众传播领域反客为主地打下深刻的“海派”烙印。及至70年代后期，随着本土传播人才的崛起，香港大众传播事业才开始进入以国际化为特点的“本土化”时期，香港成为区内独领风骚的国际大众传播中心。本文通过历史资料的分析，论述“海派”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民族性，与今日香港大众传播事业“国际化”的辩证关系。

历史回顾与研究意义

历史回顾

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历史中，香港与上海是两座具有共性的城市。两座城市的对外开放与近代报业的兴起，都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挑起的鸦片战争有关。“近代化报刊在我国的出现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最先使用中文出版近代化报刊，最先在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纸，都是外国侵略者首先创办起来的。从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两百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方汉奇，1991：10）。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行割据香港，原先在广州、澳门一带出版的英文报纸转到香港，加上清政府鞭长莫及，香港近代报业相对获得自由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报业中心。其中，1857年美国人赖德创办的《孖剌报》（Daily Press），成为中国境内首份英文日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首份中文报刊，同时是最早出现收费广告与新闻图片的国内中文报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烟台等地为通商口岸，殖民势力由香港沿海岸线北上，深入长江下游及渤海地区，基本覆盖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令中国半殖民地状况进一步恶化。随着殖民主义者政治与经济势力的迅速扩张，以英美人士为主的外国人办报网络，亦从香港与广东地区北移，迅速朝内地扩展。长江口的上海，因其地理与经济优势，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报业中心，规模与影响远远超越了香港。

香港独领风骚

1841—1850年间，香港先后出版过九种英文报刊，全国其他地区仅上海出版一种。1841—1860年20年间，香港出版的中英文报刊总和，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的总和。上海首份近代报刊，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年创刊，比香港的《香港公报》晚了8年。首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年创刊，比香港的《遐尔贯珍》晚了7年。1841—1860年20年间，香港先后出版英文报刊17种，上海只有4种。

上海后来居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报业发展很快。1859年，上海英国领事馆指定英文周刊《北华捷报》为发表官方公告的“官方报纸”。该报于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翌年，即1861年，创刊上海最大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4年又发刊英文日报《字林西报》1951年停刊，出版期达101年。十年后，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创刊中文报纸《申报》，成为旧中国最有影响的一家报纸。之后，上海的外国人又先后创办《字林沪报》与《新闻报》，在上海形成申、新、沪三报鼎立的中文报纸竞争格局。至19世纪90年代，上海已完全取代香港，成为全国报业中心。此种中心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1—1895年，上海出版英文报刊31种，香港仅8种，两者相差约4倍。就数量与影响而言，上海已遥遥领先香港。

城市个案研究意义

香港与上海近代报业具有强烈的中英文化混血特点，都带有中国近代传播事业西学东渐的明显烙印。近代报业之所以能在这两个城市迅速发展，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是政治因素，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相对而言有较多的报业自由空间，上海“半殖民”地政治生态，同样令其成为中外报人可以一展抱负之地。因此，两个城市于中国近代报业的贡献，除了作为西人办报基地外，同时亦是中国资产阶级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重镇。第二是经济因素，香港置于英国人统治之下，成为西方列强在南中国海沿岸的商贸基地；上海则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跃升为长江流域中心城市。活跃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信息。第二个因素，亦即地理与经济构成的城市规模总量，是上海于崛起后迅速超越香港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对当代“港沪双城”于大众传播领域“血缘关系”的分析，有助认识这两座城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竞争”趋势，尤其是香港回归之后，于“大中华”范围内面临的最强劲竞争对手就是上海。

“海派”早年对香港大众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香港现当代大众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以由上海南来人士为主的“海派”（上海籍或在上海接受教育、工作及生活过的江浙人士）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尤其是1949年以后，“海派”几成香港大众传播事业的中坚力量。原因有二。第一，1949年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与上海又逐渐拉开距离，在某些领域，例如出版界，香港不能再依赖内地供应出版物，于是开始“自主门户”，大力发展本土印刷出版业务。第二，1949年至50年代初期，不少“海派”挟资金与技术移居香港，为正需“另起炉灶”的香港大众传播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与文化支持。以下简略回顾“海派”于印刷、广告、影视、报业领域影响。

图书出版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与祖国内地息息相关。20年代，香港中文书籍主要从内地进口，部分转口到南洋一带地区。直至40年代早期，香港出版的书籍，仍仅限于标点小说、历书与医卜星相等。学校中文教科书均来自内地。“1949年以后，从上海、广州迁来一些印刷厂。特别是上海来的印刷厂，不仅壮大了香港的印刷力量，也把上海先进印刷技术以及资金带到了香港”。“40年代末一些从上海迁来香港的印刷厂，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将上海书刊印刷的优良技术带到香港”（中华印刷通史，1998）。“1949年至1953年年初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来港，带来了大批书籍及纸型，开设出版和经销机构”（沈本瑛，2004：11）。

例如，现任香港图书文具业商会理事长沈本瑛，1949年由上海移居香港，1950年在湾仔道开设一家“图书供应社”，经营图书租售，后来创办书店，出版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远销海外华人社区。另外，人人出版社、新亚洲出版社，都是香港早期较具规模的出版社，创办人都是上海背景的南迁“海派”。

中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重要动力，使之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香港出版业是其中受惠最多的行业之一。至80年代中期，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印刷及出版中心。印刷业“以雇员人数计算，是全港第二大制造行业；以生产总值计算，则是第三大工业。就以1996年为例，印刷业的生产总值超过三百亿元，约占整体制造业的11%。香港亦是亚太区的印刷及分销中心，很多国际知名的出版商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读者文摘等，都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在香港印刷各类国际主要杂志报刊，包括《新闻周刊》、《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销往东南亚及其他市场”（陈方安生，1999）。90年代，香港出版社总数已由50年代初期的十数家增加至超过三百家，每年出版书籍在2200至2400种之间，市面流通的本地出版物已不下2万种。至2002年年底，经过亚洲“金融风暴”重创的香港，年内仍有超过一万种书籍登记注册（香港经济年鉴，2003）。香港今日成就有赖50多年前“海派”南来打下坚实基础，出版界“本土化”、“年轻化”的今天，如沈本瑛一般仍然活跃于出版领域的第一代“海派”出版人，仍有不少。

广告行业

香港是中国中文报刊广告的发轫地（1853年创刊的《遐尔贯珍》首刊广告），但是，随着上海取代香港成为中国近代报业中心，随着《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性中文报刊的相继创办，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广告中心。原因有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取代香港成为中国近代报业中心，而报刊是当时广告的主要载体。

第二，上海崛起为远东金融中心城市，商业活动远较香港活跃。从1909年上海出现首家华人广告公司“维罗广告社”，至抗战前夕的1935年，上海已有中外广告公司一百多家。其中林振彬1926年于上海创办的“华商广告公司”，对香港广告产业的发展影响尤深。

1949年以后，林振彬的儿子林秉宽、林秉荣南来香港“另起炉灶”，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首屈一指的广告界大户。那时，“香港绝大部分广告公司若非由洋人执笔，便是由内地南来的资深广告人经营。其中最成功的首推林秉宽、林秉荣兄弟，他们分别创办了华联、华商、华美三家红极一时的广告公司”。“华联”几乎垄断香港戏院广告业务的局面，直至70年代中期才被打破。“华商”的前身即林振彬原在上海创立的“华商广告公司”。“华美”成立于60年代，是香港首家由华人主政的中外合资公司，由林氏兄弟与美国麦肯广告公司合资。林振彬早在上海已经代理麦肯公司的可口可乐广告，双方在香港重新合作，只是上海旧缘新续而已。香港广告界至60年代中期才衍生出第一批本土广告人，开始与“海派”为主的“过江龙”分庭抗礼。但是这第一代本土广告精英，几乎全是“华美”出身的，“华美”因此被称为香港广告界的“少林寺”（潘启迪，1998：13）。例如，资深广告人李作猷出身“华美”，李作猷又是黄沾等第二代本土广告精英的入行老师。目前，香港广告精英团体“香港广告协会”仍设有“林秉荣大奖”。

电影工业

电影于1896年由法国传入中国，先是香港，然后上海，因为当时香港与法国有轮船往来，香港是法国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因此，香港早期电影历史，就是一部典型的“港沪双城记”。其中，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的中国电影先驱者黎民伟，电影创作经历更是“双城记”的缩影。生于日本，在香港皇仁书院及圣保罗书院学成的黎民伟，1909年与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合作，在香港拍摄了香港首部故事片《偷烧鸭》，从而拉开香港电影工业序幕。四年后，1913年，黎民伟又在美国人布拉斯基资助下，制作了首部港产品《庄子试妻》。当时，布拉斯基刚结束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业务于返国途中经港。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黎民伟移师上海。1926—1929年期间，黎民伟在上海迎来了创作高产期，一共拍了二十多部电影。1930年，黎民伟在香港创办“联华影业印刷公司”。翌年，“联华”将总部移到上海，香港只设“联华港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联华”被敌伪查封，黎民伟逃返香港。抗战胜利后，黎民伟曾返上海，复办“联华”未果。

1933年，中国首部粤语片《白金龙》面世，由上海邵醉翁的“天一影片公司”制作。1938年，香港首部国语片《貂蝉》制成，该片更是“双城记”的迷你结晶：上海开拍，香港完成，由上海“新华电影公司”制作。

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事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香港与上海结下片缘，作为中国以至远东地区的开放城市及金融中心，上海电影业无论是人力或物力，都领先于香港，香港首映的粤语片与国语片，都是上海的影片公司制作的。第二个特点是，抗日战争期间，香港电影工作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其中，由上海南下的电影工作者蔡楚生、苏怡、司徒慧敏、夏衍等人，都作出了贡献。爱国主义的经典之作是1938年公映的《最后关头》。这部电影是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集体演出、集体义拍的作品，一切收入献给抗日事业。三年八个月（1941年12月25日—1945年8月）的沦陷期间，香港电影工作者坚决不肯与日军占领当局合作，日占期间，香港没出产任何港产电影（余慕云，1994：18）。其间，港沪两地电影工作者的民族气节一脉相承。

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进入稳步发展时期，但仍然延续着浓厚的“海派”电影模式，例如，表现社会底层人物生活、善与恶的斗争，以及宣扬团结互助精神。“60年代末期，香港电影开始脱离中国电影传统，开始受西方一些电影的意识影响，因而导致色情片产生，暴力亦在香港电影上开始过分充斥”（余慕云，1994：46）。70年代晚期，随着“新浪潮”导演的涌现，香港电影脱离早年“海派”影响，开始“本土化”纪元。但是，就电影工业而言，“海派”的影响仍是根深蒂固。70年代之前在香港影坛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电影制作及院线经营集团，当推“邵氏”与“嘉禾”两家。这两家公司都具有浓厚的“海派”背景。祖籍宁波的邵氏一家早年由上海南来发展，是香港商坛名正言顺的“上海帮”（“宁波帮”是“上海帮”的核心）。由邵氏独立出来而自创“嘉禾”的邹文怀，原籍广东，但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话流利得没有一点破绽。

报纸副刊

香港报纸副刊重文学性，风气来自内地，尤其是“海派”作者。抗战前后，上海不少报人或报纸南迁香港。例如，邹韬奋1936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成舍我1938年4月在香港出版《立报》；胡政之同年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948年9月，在上海被查封的《文汇报》出版香港版。茅盾和叶灵凤等“海派”文人，曾在香港主编报纸副刊。叶灵凤更是老死香港，成为典型的香港中文报纸副刊的“海派”文人。这些历史渊源，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染上了浓厚的“海派”色彩。至60年代，香港报纸副刊编辑或主要作者，大部分仍为以“海派”为主的外省人占据。“副刊可说是外省人时代。当时一般香港对外省人的籍贯认识不深，只要不是讲广东话的，不理会是不是上海人，也统称为‘上海佬’，所以当时也有人称香港报纸副刊为‘上海佬时代’”。这些外省人的副刊文章很受读者欢迎，“自己又团结，互相介绍写作‘地盘’，于是成为一股外省势力。曾经有一段时期，香港报纸副刊几乎没有一份是没有外省作者作品的”（马松柏，2001：151—152）。香港当代三位著名的报纸连载小说作家，写言情小说的亦舒、写科幻小说的倪匡、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亦是香港当代中文报坛的“海派”代表人物。除了通俗小说之外，“海派”副刊作者之中亦不乏走严肃路线的作家。例如，早年由上海南来的刘以鬯，五六十年代主编《香港时报》副刊，后来编过《快报》、《星岛日报》的文学副刊，文学审美观一向秉承严肃宗旨，作品亦一向为香港文学界推崇，成为香港文坛最负盛名的纯文学作家。

“海派”影响淡化：金庸与《明报》个案

香港报刊之中，最典型的“海派”办报个案，莫过于查良镛与沈宝新于1959年创办《明报》。查良镛是典型的“海派”报人，1948年来港进入复刊的香港《大公报》工作。其间在《新晚报》与《商报》发表连载武侠小说而声名大噪。后与同乡沈宝新合资，1959年10月正式创刊《明报》，查氏任总编辑兼主笔。初时，《明报》仅是四开小报，出纸一张，创刊号有两版小说，其中一版就是金庸创作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该报早期亦走媚俗艳情路线，新闻取向与标题不乏煽情之作，只是文笔甚具旧上海“鸳鸯蝴蝶”派媚俗的玩味。

例如，创刊当年的6月7日，该报于报头提示内页新闻：

“波斯富街惊人凶杀奇案　美艳少妇半裸死于床上　现场描写凶案背景见第四版”

内页头条为：

波斯富街发生惊人凶杀案

穿睡衣裸下体少妇神奇毙命

头部血肉模糊被灼伤　警方严封现场侦骑四出

又如，该报当年8月5日内页标题：

妇人襟开裤褪死艇中　警方已擒获疑凶一人

前夜与男友下艇渡宿嬉笑声溢于艇外

口张流血状被扼毙验出有两次性行为

（内文小标题）

艇妇提灯摇玉腿　尸横状惨好惊人

与三十多年后创刊的《苹果日报》比较，当年“海派”报人的媚俗与艳情，胜在文字考究，遣词用句准确，多一份“玩味”，少几份粗俗。这是“海派”报人煽情手法的“文学味”所在，也是与后期“粤派”报人煽情手法的主要区别。与当年《明报》的“鸳鸯蝴蝶”手法比较，90年代中期以《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太阳报》为代表的中文报纸煽情狂潮，已经是“现代化”的登峰造极之作。报纸头版头条追求震撼效应，大相片、大标题，句短、狂野兼下流。例如：

小淫魔　咬乳头　迫口交　囚七年半（《太阳报》，1999）

被控强奸女文员　反指对方挑逗　警员伸脷热吻后射精（《苹果日报》，1999）

梯间强奸案另一版本　被告指女方主动　誓令他射精（《太阳报》，1999）

将三十多年前的《明报》煽情手法与今天香港销量大报的煽情手法比较，除了印刷科技与版面理论的不同外，其间最大区别就是办报者的文化修养。前者文人，后者商人。文人赚钱是手段，宣扬理念是目的，这可视为“中原文化”在香港的遗风。因此，《明报》站稳脚跟之后，查氏就放弃小报形式，向大报转型。60年代初，大陆大批移民进香港，该报记者就此进行深入报道，奠定了该报“中国报道”的权威地位。由于查氏了解内地情况，关心内地情况，因此在多事之秋的六七十年代，查氏执笔的社论“是《明报》成功的一项因素，在政府与学术界具有影响力”。1991年，查氏将《明报》企业集团成功上市后，就将企业转让予于品海，自己则功成身退，离开报坛，结束了“海派”办报的历史。

“海派”对香港传播事业的意义

综上所述，“海派”于香港早期大众传播事业发挥的积极作用，大致可归纳为：第一，为香港早期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奠定资金与技术基础；第二，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延续，使70年代以前的香港中文大众传媒具有浓厚的“中原边缘文化”色彩；第三，香港“海派”的“中国中心”和“大上海”观念及文化影响，某种程度上有助抵消地处南疆边缘的“港派”文化潜意识的离心力；第四，在中文备受歧视的殖民时代，“海派”传媒工作者“中文基础扎实，写作水平一流”的语文功底，为提升社会中文水平作出贡献。

随着70年代本土传播人才的成长，“海派”于香港大众传播事业的影响逐渐淡化，香港大众传播事业开始了新的飞跃。80年代中期，香港成为影视、印刷、广告以及新闻信息的国际中心，其间逐渐建立了以现代化、国际化为特点的“港式”个性。在香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广义的“海派”文化已经泛指粤方言以外的、传统成分较浓的“中原文化”，因此，以国际化为目标而孜孜以求的“港式”大众传播事业，如何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课题答案正确与否，对于香港与上海于当代大众传播事业中的龙头地位之争有着重大关系。因为，香港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它的外向型经济，而香港大众传播事业，也具有外向需求，电影、广告、电视、印刷出版，这些意识形态成分相对较弱的传播领域，都亟需庞大的内地市场。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被迫进一步向西方世界打开大门，在相对同等开放的前提下，香港很快失去优势，将报业中心地位拱手让予上海。1949年后，大陆与西方世界几乎隔离，令香港再次跃升为区内大众传播事业的国际中心。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上海正在迅速找回失去的昔日优势，再次虎视着香港。

1998年1月，曾经在中国报业独领风骚的《申报》重新出现于上海滩，不过，它的全名叫做《申江服务导报》，上海读者出于怀旧把它简称为《申报》。该报创刊初期销量仅7万份，很快上升到40万份，成为现代潮流意识最强的都市白领丽人喜欢的报纸（《上海报业四张面孔》，2003）。这只是上海报业朝现代化方向迈进的一个不显眼的案例。而在香港电影界，周星驰是一个有趣的回归“海派”现象，姑不论他的“无厘头”艺术的内涵，但这位集制、编、导、演于一身的沪籍香港少壮影人，继早些年创下香港票房纪录的《少林足球》之后，又回到上海老家拍了《功夫》，再次创下6125万港元的香港开端以来最高票房纪录（中新社香港分社电讯，2005）。周星驰近年票房成绩，在同期多位出征好莱坞的香港重量级影人之上。周星驰现象，不仅揭示了民族性与国际化对立统一关系于大众传播业的作用，同时显示，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及上海的崛起，“海派”影响正在重返香港大众传播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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