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播与文化交流

第三节　体育传播与文化交流

一、体育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的内涵界定

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概念，各类学科从各个角度对文化进行着研究和诠释。体育文化是文化的一支，而体育传播则是体育文化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要想认识体育文化，恐怕须要从文化这个大概念说起。

（一）文化的哲学认识

恩格斯指出：“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为社会的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19]求生存、谋发展是人生的根本目的，当然享受是包含在生存和发展中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人在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是会产生需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0]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是人类的机能。这种机能，一方面是由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又构成了人的需要的主要内容。因此，需要作为人的本性，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主体两个方面的规定。需要作为人们追求自己对象的生命机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类价值体系中有两类需要：一是沿生物系谱上升的逐渐变弱的本能需要，称低级需要或生理需要；二是随生物的进化逐渐显示出来的潜能，称高级需要或心理需要。这两类需要分五个层次，以金字塔的结构形式排列，金字塔的最低部是生理需要，依次上升是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爱情与友谊需要、尊重需要，最顶端是自我实现需要。他认为，一般说来，只有低级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高级的需要才能满足，而高级需要的满足，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主观效果，亦即使人产生更深刻的幸福感和内部生活的丰富感。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人类在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产生和逐渐满足这五个层次的需要，而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就要产生一种经验的积累。那就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经验总结，这就是文化。

与文化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文明，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文化指的是那些被共享的价值观和被普遍认可的文化规范，或文化是社会化的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

文明是一个与文化概念紧密相关的概念，在一些场合经常与文化混用。英语中“文明”这个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意指公民的、国家的和政治的，最早于西欧启蒙时期提出时，是作为与野蛮时期对立的社会阶段，指文化发展的高级状态和积极成果。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为时间观和范围上的差异，一般人们认为文明是相对静止的已有文化成果，如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说：“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去的文化”。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具有物质形态或制度性的外壳，而“文化”是一种不断由内向外溢出的生命力量。

在这种区分下，文明就主要是共有共享的，文化则可能是不断变革、相互交流和竞争的。文化作为一种人的精神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往往具有与时俱进的变动性、扩张性甚至危险性。

亨廷顿就提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或兴起与衰落，或合并又分裂。^[21]

文明是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文化是文明被我们共享的不同形式。文化的精髓是文明，所以多元的文化有着一个文明的平台，世界文化由此是可以多元而又统一的。

（二）体育作为一种文化

人类在满足马斯洛所说五种需要的过程中是必须把体能作为前提条件的，那么对体能培养的经验总结和交流传播就是体育文化。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升为理论的，构成了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具体传习的则构成了文化实践的一部分。作为精神文化一部分的体育文化，如理论观点、目的任务、方针政策、管理制度等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所以往往带有民族性、阶级性，而且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其他文化现象的制约和影响。而作为文化实践部分的体育文化，如技术、战术、方法、手段、服装、器材、场地设施等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一般不带有阶级性、民族性。体育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类为着共同的目的，按照统一的方针政策，实施统一的管理制度开展体育，这种统一的模式就是全人类的体育文明。正如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所说的：“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他认为奥运会旨在增强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可以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为了和平的目的而来，怀着深情的友谊而去，胜败输赢当如过眼烟云，金牌不足挂齿。由此表现了体育文化巨大的融通性。而作为体育文化中的实践部分，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奥林匹克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使人类在谋发展中寻求一种自我超越，一种自我实现，一种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的做人的完美享受。

体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往往是融合了本民族历史传统、哲学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传统民族特征的典型代表。而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和强劲的民族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

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同样，没有古希腊和罗马的体育文化，也就没有近代西方的体育文化。西方体育文化的继承性既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对古希腊、罗马体育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体育文化已达到“超越时空”的继承，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对古希腊、罗马体育文化的扼杀以及把孕育了千余年的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湮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再对古希腊、罗马体育文化的重新倡导和肯定，这不能不说是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在其继承古希腊、罗马体育文化方面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奇迹。^[22]

体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同人类一同产生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体育同人类最早的求生存、谋发展以及早期的生产劳动实践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以骨、木、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迫使我们的祖先为谋得生活资料而几乎花去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并主要靠自己身躯的各种自然器官、肢体的不发达的体能和可怜的智力来维持飘摇不定的生活。为了保障生活资料的来源，祖先们通过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通过大大增强和提高人自身的体能，即强劲攀援和投掷的手臂、能追善逃的快腿、耐久负重迁徙的能力等来获得生存资料。这种人体自身以生存为主的能力的提高，只能在历史的规定条件下和大量生产实践过程中，通过经验的认识加以提取、获得。^[23]

如今，很难否认制度化的体育已经成为满足大众需求，统一社会的有效工具。体育活动已经是社会调节或自我表现，乃至实现个人需要的工具，甚至已不仅是一种工具，而成为一种权利和文化。

以这种现象为背景，T.阿多诺等学者主张把体育放在“文化产业”的范畴中，认为职业选手、体育俱乐部、休闲产业以及制造业等是产业的重要内容。

文化依赖媒介而传播。因为媒体将实现于个人领域的体育活动变为大众传播，通过这一手段使体育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得社会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24]

二、体育传播中的文化交流现象

（一）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文化交流有两种，从广义上讲，指人与人之间文化的互相学习与传播，从狭义上讲，指不同风格与气质的文化互相传播与学习，主要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进行。

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产生、发展自然经历了交流这么一个过程。特别是体育本身所具备的外向性和开放性，使其交流的发生在历史上显得十分频繁，是诸种文化交流中较为突出的一种。

体育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历史上看，主要有运动会、贸易、传教、殖民、战争、旅游、留学、讲授、外交活动、移民等等。它们往往互相交错，如传教与殖民、殖民与战争、贸易与旅游、旅游与留学等等。^[25]

（二）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描述

1.古代时期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

中国古代家族型社会自给自足的特征，使安居乐业的中华民族不必把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作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封闭的地理环境、封闭的生产方式、封闭的文化心理特征，不仅决定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规模上的狭小，而且决定了在这种交流中，中华民族缺乏主动性。以唐代为例，当时，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比前代频繁，日本、朝鲜等国大量派遣所谓的“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汉文化，其中也不乏来学体育的人，中国古代的蹴鞠、马球、围棋等项目就是在这时候传到日本的。但唐朝却无意把人员派出去学习他国文化。也许玄类去印度算是例外，岂不知他那“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决心完全是靠一种宗教信仰所支撑，如果派他去印度学体育，恐怕经受不住那沿途严寒酷暑的考验。

古代中国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中外文化交流只是单向的，即认为只能由内向外传播，只愿意用“礼乐教化”去同化“夷狄”，正如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而未闻变于夷者也。”^[26]这种文化自信心有助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但也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对他国文化的漠然态度。传统的武术、养生、球类、棋类、舞蹈及各种民间游戏，其独特的个性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虽然后世中外体育文化的基本格调和内容规范早已大致定型，很难从中看到任何交流的痕迹。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在体育上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后世中外体育的文化交流，也仅仅是一股涓涓细流，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朝廷的“闭关自守’政策，这股涓涓细流几乎全部中断，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文化封锁政策与文化专制的密切结合，使古代中外体育文化交流无比的坎坷和曲折。^[27]

伴随着丝绸之路上日益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千余年中，中西各国的体育文化交流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如当时汉代的冶铁及制造兵器技术传入大宛等国，就不能不对西方的兵器制造和冶炼技术产生影响。据《汉书·大宛传》载，大宛“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这个在今天前苏联费尔干纳附近的大宛国盛产良马，汉后多次向中国内地输入被称为“汗血马”的好马，对中国军事武艺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中，史书记载较多的还是关于角抵百戏方面的互相影响。一些史料还记载，从西汉到东汉的一些皇帝在招待外国使节和客人时，很喜欢用音乐、舞蹈和角抵百戏做主要节目。这无疑是向西方诸国宣扬了汉代的体育文化。据说，汉代中西体育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内容还有蹦鞠舞。佛教传入中国后则还有佛教的乐舞、医术、养生方法等。

到了隋唐时期，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次数更加频繁。如：印度乐舞随佛教昌盛进一步传入中国，唐代的乐舞《秦王破阵乐》也传入南亚诸国，导引、按摩术等医疗体育内容的交流也翻开新的一面。唐代与东罗马（当时称拂林国）的交流也很可观。据说盛唐时，东罗马曾7次派使节来中国，中国也有人到过东罗马。唐代出土文物中出现过类似东罗马人物的拳击和摔跤俑，说明东罗马这两项体育活动可能介绍到中国来，而唐代的“木射”（十五柱球）也可能传入西欧，影响了德国的“九柱球”。又据说作为欧洲近代体育三大支柱之一——瑞典体操的创始人，伯尔·亨利克·林发明的医疗体操，也是受到了中国导引养生等医疗体育的影响。^[28]

2.近代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侵略扩张大举进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育观念和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冲突。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体育观念，形成了新的体育格局。

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首先在于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抗拒作用。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惟我独尊的大国地位和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造成了我们民族强烈的自尊心和优越感，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异族文化。这种心理和打着“发扬基督精神’旗帜的西方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冲突。起初，这种冲突还是潜在的，人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按旧的观念看待西方体育。在许多洋务派官僚和军人看来，西方的兵操和中国传统的射御、走阵没有多少区别。连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也努力从先秦诸子和中国历史中去寻求对西方体育的预示。试图证明这一切都是中国“古已有之”，随着维新运动的爆发和新学的迅速发展，冲突很快表面化、尖锐化。新体育在军事教育中的地位，很快就随着变法的失败和慈禧太后恢复考试开弓、舞刀、举石而化为乌有。在四川乡村一所小学里，教体操的朱德屡遭乡绅攻击，甚至不能参与祭孔之列。这些都说明了冲突的广泛和深刻。传统观念的这种抗拒作用使我国近代体育的确立至少比世界各国推迟了近三十年。直到1906年，清政府才通令各省设立体操专修科。

引起冲突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伴随武力侵略而至的西方体育的逆反心理。不管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主观上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和愿望，近代中国一个基本事实仍然是：西方文化始终紧跟着侵略者的炮舰闯入中国社会。它当然会引起具有深厚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抵制，从而影响到两种体育观念的冲突。应当看到，传统体育在抵制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同盟会，都曾不同程度地以武术为斗争的手段，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武术、气功等在培育民族意识、宣扬救亡思想等方面也都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明初许多中国武士打败外国武士的事迹和传说，精武体育会的创立、发展和20年代后民间武术组织的大批涌现，“国术救国”，“国术体育”论的产生等事实，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种逆反心理的存在。

这种心理的存在加剧了两种体育文化冲突的规模和融合的进程。一方面，它确实对西方体育观念和实践的传播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是伴随着武力它又通过加深这种冲突的程度而促进了相互的批判和吸收，从而加速了新体育的产生。新文化运动对“新武术”、“静坐”的争论，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都反映出这种倾向。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讨论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北伐战争而中断，30年代的论战也由于抗战的爆发而未能进行下去。这样，两种体育观之间的冲突在很多方面都未能展开。但我们注意到，不管两种体育观的持有者彼此之间曾经怎样视若水火不容，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两种体育的相互排斥。相反，从观念到实践，两者都逐渐融合。但这种融合并不是彼此平等地相互接近，而是以西方体育观为主体，在其科学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对传统体育进行批判、改造和部分吸收，形成为新的体育方式。这种新的体育方式和近代各国体育是一致的，但又由于吸收了传统体育的一些因素而表现出民族的一些特点。由于两种体育在许多方面具有互补的性质，因而它们都在新的体育方式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从国家的角度看，西方体育是新的中国体育的核心和基础（从观念上看，尤其如此）。从社会实践看，两种体育因适应了不同社会层次的需要而并行不悖。传统体育缓慢地然而确实地发生着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变化，西方体育在中国社会一旦落地生根，也就不会再是“西方”体育了。^[29]

3.现代以来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

现代体育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当在欧洲兴起时，欧洲大陆矛盾交错，各国笼罩着浓厚的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各国都很注意军事效能，强调体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因此，各国体操比较盛行，而英国则由于文化传统和“绅士体育”的影响，以及海外贸易和其霸权主义在全球的不断扩张的需要，户外游戏和竞技运动开始兴起。19世纪50年代，英国流行的竞技运动，越过大洋传至美国和加拿大。到了19世纪后半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间壁垒被打破，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于是体育也随之超越了国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广为传播，特别是通过殖民者——主要是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各种文化人等，向世界传播，形成了东西方体育以及其他不同类型体育的交流融合的体育国际化大趋势的雏形，出现了国际间的交流和比赛。1881年，国际体操联合会成立。这样，使一些运动项目在国际范围内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使运动竞赛渐渐摆脱了地方传统，具有真正的国际性。在此基础上，西方贵族为了激发民族精神而被挖掘出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复兴了。跨入20世纪，体育运动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大，不断向拉美、亚洲、非洲辐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夺取了世界霸权，这样导致了美式的体育运动，如棒球、篮球、排球在全世界风行。至此，全球化初期的体育运动国际化趋势初具规模。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原因，国际运动组织几乎被少数国家如英国、美国等所垄断，从而显示出全球化过程中体育运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趋向。^[30]

现代竞技体育是在西方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紧密联系的。体现的是西方民族勇于开拓、敢于进取、注重人的自立和身体能力的特征。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体育有显著的差异。西方竞技体育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同时也是西方体育文化的传播，对东方文化带来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文化的冲击带来的只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借鉴，而不是文化的消失和被征服。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这种文化的交流和借鉴变得更加频繁起来。在中国加大实现现代化步伐的过程中，更有必要吸收借鉴西方竞技体育中的合理的、先进的理念，不断丰富本国的文化。

这种来自西方体育的“强势文化”，在对中国的传播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运动方式的改变，更深层次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竞争观念

激烈的竞争性是竞技体育本质的特点之一，也是竞技体育与其他体育运动的最大区别。竞技体育在中国传播对中国文化所做的最突出贡献，是弘扬了竞争意识。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东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漫长的封建统治压抑了人性，泯灭了中国人锐意进取的精神；在一百多年被动落后挨打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体质羸弱被称为“东亚病夫”。奴颜婢膝、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与世无争成为当时国民的精神写照。针对几千年封建束缚给人们带来的愚昧和奴性，鲁迅等先驱曾扼腕长叹、怒其不争。中华民族要想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从整体上唤起这种竞争意识。

中国古代确实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但那恰好是在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里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近几个世纪以来的自我封闭和屡受凌辱，我们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面临改革开放，现代化所需要的先进观念特别是竞争意识十分空虚。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沉重的精神羁绊，是竞技体育，带来特有的健康向上的竞争意识，改善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积累和熏陶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与凝聚力，为改革开放提供意识形态营养。通过金牌意识树立了竞争观念，实质上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的，竞技体育带来的竞争意识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显现。

国际化观念

竞技体育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形式，是没有国界的。尽管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别，所选择的道路千差万别，可是在竞技运动领域却可以找到很多的共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竞技体育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人类语言，在增进了解、加强友谊、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1971年“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效果使竞技体育成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窗口和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良好表现，成为中国积极汇入世界主流文化的“形象工程”。在国际比赛中夺取金牌，使得体育在各行各业中具有极高的显示度，在国际赛场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尊严，也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竞技体育体现的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为国民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改革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沉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因此，竞技体育在帮助国民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国际化的公平竞争的观念，并在中华民族走向国际化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规则意识

规则是竞技体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体现公平竞争的精神，各运动项目都制定了运动竞赛规则，要求参赛者共同遵守。竞技体育要求公平、公正、公开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我国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有相通之处。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过多地将政治因素强加到体育之中，因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问题，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国际组织的联系与交流达21年。但是竞技体育的规则性又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接受国际奥林匹克的非政治性原则。最终同意台湾在改名、改旗、改徽的条件下，保留在国际奥林匹克组织中的席位，在体育领域里最早实现了“一国两制”。随着中国与外国及国际体育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日益扩大，中国很快适应了按全世界通用的规则办事的原则。继1979年重新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已成为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成员，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体育交往。中国在体育领域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得益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按共同遵守的规矩办事。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遵守规矩在现代社会里生存的重要性。

公平意识

任何体育竞赛，都推崇公正的原则，执行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共同的“游戏规则”，保障每个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没有公平原则，竞技体育便无法进行。每个人都在体育比赛中起点相同，由共同的尺度来衡量成绩的高低；比赛结束，个人必须接受不对等的胜负结果。体育除了承认运动员体力方面的差异之外，不承认任何的特权和不平等。

运动场上，人人平等，自由选择，公平获胜，不允许托关系、走后门、采用不正当手段，心悦诚服地接受优劣和差距，努力在新的竞争中获利。体育展示的是公平的竞争而不是破坏性的斗争，不允许破坏规矩乱来，更不能容忍假冒伪劣。遵纪守法、公平竞争，这是竞技体育为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这对中国文化中不尊重个人权利，等级观念、特权意识严重等糟粕是一个很大的冲击。^[31]

（三）体育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

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里，各有其代表性的主流。被人们视为文化领域最高境界的奥林匹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巨大平台，从而成为各民族展示自身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等多视角的立体“视窗”。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奥林匹克运动以一种至高无上的信念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沟通不同的文化形态，形成奥林匹克一体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巨大能量的文化形态。

应该说体育的初级功能就是使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度的青年维系在一起，于是不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就有了虽然是从碰撞开始的切入点，也就有了不同文化的渗透。奥运竞技场上的竞争和交流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以一种强势文化面目傲视世界的模样，奥运竞技场上的“败落”也就没有像战争那样给人类带来难以医治的创伤。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的主要表现是参加奥林匹克的国家或地区和人群范围扩大。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举行时，只有13个国家的295名运动员参加。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2000年悉尼奥运会已有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余名运动员参加。国际奥委会197个成员组成了比联合国更为壮观的“国际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全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在这个平台上汇聚，减少了不期而遇的尴尬，更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文化之间碰撞带来的损失。

人类历史的文化交往史，特别是在近代社会以来世界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触及，较多地都是通过低势能文化的损耗和高势能文化的不可一世而进行的。奥林匹克运动致力于将不同形态的文化聚合在一起，使其相互磨合，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在现阶段的世界不同文化中，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存在形式能够像奥运会这样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遏制社会集团和政治狂人的野心。

奥林匹克文化不仅仅在于它为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奥林匹克文化呈现出既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也有一统的文化约束。在各民族文化彼此交流、互相交汇中，多元和一体并存，从而使奥林匹克文化既有源源不断的养料和娇媚多姿的形态，也有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单元文化可以在这多元一体化的氛围中显示出它的活力和优势，被全球各个民族所接受。

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近期在一篇题为《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到了北京》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还有最后一件未完成的大事：在非洲大陆举办奥运会。他说，非洲是目前惟一还未举办过奥运会的大洲，但是与掌握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意志相比，非洲要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更多是取决于非洲各国奥林匹克意识的成熟。非洲要成功申办，需要的不仅仅是体育成绩，还需要许许多多领导者的才干和国家条件的成熟。在这篇为国际奥委会刊物撰写的特稿中，萨马兰奇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应当让这样的国家参与到组织奥运会这一令人激动的挑战中来。北京举办奥运会，将奥林匹克精神进一步普及到了中国。他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被确定为奥林匹克组织的官方名称，表明了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的意愿，即奥林匹克运动首先是国际的，然后才是奥林匹克的。

显然，国际化的奥林匹克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奥林匹克家们的美好心愿，毕竟国际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远不如全球化之宽泛。所以真正实现和平这一主题必须是全球化的发展，不是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而是全球每一个国度民族和民众都有享受到奥林匹克的权利和享受后的愉悦。

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各个国家对世界文化的渴求。由于技术的革新使地球成为日益“缩小”的地球村，使文化的传播克服了自然空间的阻隔，日益自由地流动。正如L.怀特先生对文化层面划分的那样，在文化系统中技术层面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只有技术层面的发展，文化的其他层面才能得以发展。同样，由于技术层面的发展，体育文化才能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身居不同地域的人群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和意识。

三、体育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体育文化交流是体育文化进步的动力

人类体育文化的发生，起初是在彼此完全隔离的环境下孤立地进行的。只是随着人类“两种生产”的发展，氏族之间、胞族之间、部落之间乃至异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才逐步发展起来。这种交流在古代和中世纪还受着地域和种种壁垒的限制，以致许多民族的体育长期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只是到了近代，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种限制才基本上被打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2]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封闭、陈旧的中国体育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路程。虽然行进的过程有些缓慢，但其势头是不可挡的。今日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将自己的体育文化纳入世界文化发展轨道，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世界范围内体育交流的大趋势。从体育文化隔离的状况到相邻的区域和民族间的交往，再到世界性的体育文化交流，可见人类社会进步和体育文化进步的轨迹。

总之，体育文化的发展，一靠自身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地不断积累和进步；二靠外来体育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与冲击，在与外来体育文化的交流、竞争、融合中壮大自己，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维系体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由于各种原因，人类创造的文化常常存在着失传的危险，体育当然也不例外。中国体育的许多内容为什么在清初以后失传了呢？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与外界交流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中国古代体育有其浓厚的东方色彩，从其形式到内容与西方文化存在着质的差别，很难得到西方的认同，因而除了日本、朝鲜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接受以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难以在体育上进行交流，和日本、朝鲜的交流也是有限的，但仅仅从这些有限的交流中，我们已受益匪浅。我们失传多年的一些气功、武术、围棋典籍仍可从日本的图书馆中找到，我们可以从与日本同行的交流中完善自己的功法与技术，把传统的体育重新提到较高的水平上。

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进行充分的体育文化交流，才能维系体育文化的连续发展，防止中断和失传。

（三）调节各国体育文化平衡发展

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体育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侧重面不同以及发展程度的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交流的动力。体育文化在交流中渐趋平衡，接着产生新的不平衡，然后又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体育文化交流不断推动各国各民族的体育向前发展。

这种调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互相浸染。交流的双方各自采撷对方的体育精英来作为发展本民族体育的营养，丰富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二是互相借鉴。从对方体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把对方的成果作为效法的楷模。三是互相补充。这主要是指体育项目上的引进。^[33]

（四）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成为国际关系中地位和影响正日趋上升的“软权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有着多种职能和作用，既可以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资源，又可作为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特殊渠道，影响其他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决策过程。甚至有西方著名学者指出，对当今国际关系起推动作用的不再是权力和安全问题，而是文明的特殊性的功能与机制，国际冲突将主要由文明的差异所引起。文化的矛盾和歧异，构成了诱发与加深冷战后国际冲突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的文化功能也将成为政治及国际关系中颇具活力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人际关系重视人性化的国际交往，文化关系强调综合性的全球文明治理。国际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都不是由“国家”完成的，而是由具体的人（个体或被组织了的个体）完成的。国际关系是人际关系以国家、民族、种族、地区、团体……为单位进行的交往，它们也是人们的信仰（或观念）、行为方式和不同社会组织制度之间的交往。正是这种文化间的不同关系和交往，使得国家间出现相互抗衡或相互制衡，相互信任或彼此仇恨，相互猜疑或彼此合作。

四、以举办奥运为契机，推介中华文明，促进文明交流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文明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并且有着如此强大的文明引力和张力，因此，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机遇。这个机遇，不是仅仅对于体育、对于娱乐、对于经济，更深层次还在于对于本国的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促进。从申办来说，申办过程不仅是一个争取主办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城市（乃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用世界第一流城市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改进和完善、提升自己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围绕申办而在广阔的国际社会中展开的交往活动，也使得这个国家和城市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水准，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从主办来说，奥运会有世界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囊括31个大项、数百个小项的体育比赛；有包括隆重的火炬点燃传递、盛大的开幕式闭幕式、激动人心的发奖仪式等等在内的庆典仪式；有从建筑到园林、从戏剧到歌舞、从绘画到雕塑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组委会必须制定一项文化活动计划”，即主办奥林匹克文化节。这已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同意下，要组织安排充分展示举办国和世界文化特色的文化活动，将音乐、舞蹈、文学、绘画、雕刻、摄影、戏剧、建筑、集邮等各种文化形式汇聚一堂，既为奥运会增添光彩，也为本国增添光彩。

正因为如此，任何主办奥运会的国家，都不能不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加强文化交流，大力弘扬自己的文明特色，扩大本国文明在国际上的影响。如1896年，希腊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为筹措资金，一批希腊艺术家以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为题材设计了8种图案的12枚纪念邮票，构思新颖，别具一格，受到广泛的欢迎，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扩大了希腊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的影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精心设计并连续演奏了共和国战歌、洋基歌、古老的骑士等10首美国历史名曲，配以身穿美国拓荒时代服饰的演员演出精彩的歌舞剧，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等于向世界展示了一幅绚丽的美国历史画卷。汉城奥运会的组织者，举行了两次国际雕塑研讨会，从30个国家各邀请一名雕塑名家，到韩国进行创作，修建了一座雕塑公园，展出了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具有国际水平的雕塑作品。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长期居于先进的地位。但到近代，却落后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类型，理当在当今世界重新崛起，与时俱进，放射出新的光彩，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此，需要着重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在自身文明的内涵上，要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从现代生活中吸取营养，也不断从其他文明中采集精华，使其焕发青春，重新走到世界文明的前列。二是扩大开放，更多地向世界推介中华文明，让世界人民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文明，加深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全世界树立更加良好的中华文明的形象。一个高水平的、具有丰富的现代内涵、又为世界人民所认识和赞同的中华文明的新形象，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增强人民的信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有利于解决各种分歧和矛盾冲突，促进双边和多边合作事务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外国政府、企业、投资者、贸易界人士的信心，更好地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拓展中国商品的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加强同各个国家间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合作和交流，吸取外国文明成果，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总之，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就要有一个积极的文明发展战略，以各种有效的方式，推动中国文明的进步，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

为此，我们要以各种方式，大力加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沟通和推介工作。而举办奥运会，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和条件。《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将“人文奥运”与“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一起，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并制定了奥运文化计划，准备在奥运前三年围绕以下主题展开各种文化活动：“2005年——体育与人类——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2006年——环境与人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合一；2007年——文化与人类——从个体的和谐到社会的发展。”^[34]到2008年，组委会将在北京举行大型奥林匹克文化艺术节，使奥林匹克文化活动达到高潮。其中包括一系列展览、文艺演出、大型庆典、火炬接力等。抓住人类文明做文章，我们相信，将能够使高贵典雅的东方神韵与活力四射的现代奥运实现完美的结合，既为奥林匹克精神，也为悠久的中华文明注入新鲜血液。

为了圆满地实现奥运文化计划，使“人文奥运”的理念成为现实，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于文化、文明问题的认识。科技、绿色、人文三大主题，各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人文奥运”，充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既是近代人文主义思潮在现代社会的张扬，更是当今社会发展进步趋势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努力将有着丰富内涵的人文精神贯通于“科技”“绿色”之内，贯穿于筹备和举办奥运的各种工作和活动之中。就形式来说，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要为体育比赛服务，但就其深层和长远的影响来说，各种体育比赛又都是一定程度上在为文化服务。因此要辩证和妥善地处理好文化与体育、文化与教育、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环保的关系。要紧紧抓住“交流”和“推介”两个重点，设计文化活动的具体计划，使各项文化活动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效果明显。要提高组织工作的水平，把整个奥运的大系统组织和管理得井然有序，而每个子系统又保持清楚的脉络。“人文奥运”这个子系统，既要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开展好专门的活动项目，又要有机地渗透到其他各个方面和系统中去，使所有的活动内容都体现出高贵典雅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息。要充分利用和展示中国最优秀、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组织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水平的文化活动。处理好古代与现代，传统与创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既保持中华文明的本色，又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要了解国外人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点，采用最易于为人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充分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情趣和人的情意，让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形式收到最好的效果。

思考题：

1.试述体育传播为何可以成为和平的力量？

2.试述体育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3.请以“乒乓外交”为例谈谈体育为什么可以产生外交上的良好效果？

4.请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体育为什么可以成为一种文化？

5.试述现代以来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

论述题：

请谈谈我们应该怎样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与传播？

【注释】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4页，开明出版社，1993年。

[2]同上。

[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34页，开明出版社，1993年。

[4]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27页，开明出版社，1993年。

[5]韩俊彦：《谁给我们带来了战争》，《大众标准化》，2003年第1期

[6]转引自王三义：《在战争史视角下论战争的不曾避免的原因》，《天水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7]郭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和平之研究》，《浙江体育科学》第6期，2000年12月。

[8]任海等译：《奥林匹克运动》，第84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

[9]任海等译：《奥林匹克运动》，第89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

[10]阎艾萍：《奥运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6期。

[11]柏拉图：《理想国》，第7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16，13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13]李力研：《奥林匹克精神与体育文化》，《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第1卷第2期，2002年。

[14]《体育概论》，第121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年。

[15]王大中、蔡猛：《乒乓球文化、技术与传播》，第5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16]屠莲芳：《周恩来开创新中国奥林匹克之路》，《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7]〔韩〕李秉国：《体育交流与韩中合作的现状和展望》，《当代韩国》2002年冬季号。

[18]兰自力、谢军：《体育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的研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人民出版社。

[2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52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22]罗普云：《试论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福建体育科技》2004年第3期。

[23]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第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24]〔韩〕李秉国：《体育交流与韩中合作的现状和展望》，《当代韩国》2002年冬季号。

[25]彭雪涵：《对古今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几点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6]《孟子·滕文公上》。

[27]彭雪涵：《对古今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几点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8]谷世权：《略论21世纪的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29]彭雪涵：《对古今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几点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0]曲毅，孙世明：《体育运动的全球化》，《体育学刊》2002年第6期。

[31]张军献：《竞技体育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5页。

[33]彭雪涵：《对古今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几点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4]《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北京日报》2001年8月2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