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外交信息的散化

3　新媒体与外交信息的散化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出现和新闻媒体的扩散，信息收集和传播的传统形式，如报纸、传统电视受到了来自这种24小时不间断新闻报道的挑战，公众了解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容易。那些传统由政府垄断的外交信息传播模式受到了数字传播、社会网络和用户自主生成的进一步挑战。它们篡取了原本由政府担任的对外事务“守门员”的角色，开始侵蚀自上而下、政府控制对外媒体传播的常识。总之，公众成为社会、媒体的看门人。今天，全球超过10亿人使用因特网。YouTube——公众在线生成的提供者每天提供超过1亿个视频。全球范围内，每天大概有18400万张博客帖子在没有任何网络或新闻编辑的控制下发表。

如果将这些信息的分散传播体系与由政府资助的对外传播媒体，如美国之音、阿赫拉电视台——美国政府资助的中东广播及自由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的作用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政府正在离开对外传播的中心舞台，对外传播的传播者和传播渠道日渐呈现散化的趋势。联合国基金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凯西·布什金·卡尔文反映，在对外信息传递的竞争中，美国政府的脸正在从美国故事中淡化。“那种认为(政府)可以控制交流，改变世界其他地方的看法已经过时了。”⁽²⁰⁾因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通公众开始拥有对外传播的权力和分散的交流渠道，很多发展为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常常是在网络社区中形成的。卡尔文说:“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球员，甚至不再占据它曾经拥有的主导地位。”⁽²¹⁾而且，由政府资助的新闻媒体在那些对思想控制和由国家控制的任何媒体都越来越怀疑的国家和地区中，可信度是有限的，其传播效果也必然受到影响。以美国在中东地区为例，因为美国的政策在中东地区不受欢迎，“美国创建的中东媒体渠道，如阿赫拉电视台这样传统的单一战略，存在信誉度的问题”⁽²²⁾。在中国也发生着同样的情况，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²³⁾。

网络是分散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给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带来挑战的原因。它们由“在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相似位置，创造了对现存社会框架有依赖、民主化、放大的新的团体关系的个人相互连接起来的装置”组成⁽²⁴⁾，而且信息交流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因特网快速克服了一度限制网络发展的经济和物质障碍。

领土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杰米·梅茨尔将散化的网络描述为“自我优化。它们所连接的适当人群越多，就越有用和有吸引力”⁽²⁵⁾。“民族国家的完整性、权力和安全受到了来自高处的跨国公司，以及来自底层的网络利益团体不断变换的联盟的挑战。”⁽²⁶⁾二者都在向民族国家施加政治压力，以使之“遵从网络社会的标准”⁽²⁷⁾。

这种全球和区域利益的分散融和的动态演变被罗西瑙称为“碎融化”⁽²⁸⁾，“碎化和融合并置的过程，发生在组织、团体、国家和传统体系内部和之间，这些体系实质上是互动的和有机的链接”⁽²⁹⁾。罗西瑙的碎融化等于是将政治权威从国家手中分散开来，赋予作为国际事务重要参与者的非政府实体更多的权力。伴随信息交流技术的革新、因特网的普及，“参与者们可以经常影响国家政策”⁽³⁰⁾。这样的外交信息和权力散化意味着非政府参与者通过使用因特网获得了介入国际、国内事务管理的能力。非政府参与者更多地利用因特网访问信息，提出目标，对外交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或发挥影响。他们可以很容易对国家政府官员提供的信息进行查证，并要求官员们做出公开解释，甚至对外交事务进行议程设置。旧的公众外交的职能与实践变得越来越受到“便捷和多种多样的信息涌动和碎化动态途径”的影响⁽³¹⁾。外交运行的舞台、工具和参与者都被要求能够适应更顺畅、反应更快捷、更能满足全球公众的信息配置需求的要求。这种环境中的外交是为所有在全球范围的仲裁、商谈、调停中发言和行动的人或以任何方式表达这些公众的多样性观点的人所共享的。

外交散化的另一个含义是原本在对外政策和外交决策的制定中影响不太明显的国内因素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内和国际政策的相互渗透导致了外交环境的“政治化”。外交协议签署的过程经常涉及与国际谈判相关的国内支持者间的持续对话。“这意味着需要协调的关系由官僚关系内部的横向协调发展为社会关系内部的竖向协调。”⁽³²⁾实际上，对外政策中“对外”这个词有些模糊。在新的世界事务环境中，对外政策不再局限于外国因素。由国内外问题所织成的大网使得“对外政策”被称为“全球政策”可能更合适⁽³³⁾。而发起和执行“全球政策”的互联网则成为了全球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