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的变化与出版中心的转移

一、政治中心的变化与出版中心的转移

在唐中叶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⁶⁾，书籍主要依靠抄写得以流传。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前就曾为人佣书，南北朝时，靠为人佣书来读书和养家糊口者，记载更多。靠这种形式复制，不可能出现大量的书籍交换行为，但图书的买卖还是有的。西汉时，在长安太学附近首先形成包括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史载：“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记笙罄乐器，相与买卖。”⁽⁷⁾扬雄《法言·吾子》曰：“好书而不要仲尼，书肆也。”说明西汉时已有了书籍买卖。东汉后逐渐多起来，文献记载生徒到书肆去看书和卖书的不少。如“（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⁸⁾“（荀悦）家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忆诵。”⁽⁹⁾“（刘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肆以自资。”⁽¹⁰⁾西晋时期，左思作《三都赋》而“洛阳纸贵”，显然不仅是爱读者的传抄使然，当与书籍买卖有关。这些书肆几乎都出现在都城内，且一般位于太学附近。当时的都城长安、洛阳也即是全国书籍复制最多的地方。这一时期史籍的复制几乎在北方。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加之南方经济条件的变化，汉文化中心逐步南移。中唐以后，南方经济文化已较发达，已处于“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地位。故唐中叶以后，见于记载的书肆在南方出现了。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常阅书肆。⁽¹¹⁾唐长庆四年（824年）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自著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据此，可知当时南方的成都及扬、越都有书籍的复制和买卖了。

从汉代至整个唐代，虽然书籍的复制和买卖的地域分布逐步广泛，从北方独占到南北皆有。但在雕版印刷术盛行之前，书籍的复制量不可能太大，何况东晋桓玄在元兴三年（404年）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暂以黄纸代之。”⁽¹²⁾之前，书籍的载体多为简帛，更不利于流通，加之交通阻隔等因素导致全国性的出版中心直至五代以后才最终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虽是我国历史上的散离期，但却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官刻、家刻、坊刻已逐渐形成。后唐都城洛阳、前后蜀都城成都为全国刻书最多的地方。

宋代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此时，科举制度的成熟，使读书人对教科书、应试用书和类书的需要更加迫切。这大大推动了印刷术和书籍刻印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宋代成为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代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完全形成，并得到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刻书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胜前代。宋代刻书，除儒家经籍外，还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选等。据《世界图书》1981年第3期、第9期统计，我国从西汉到五代，共出书2.3万多部，27万多卷，其中宋代出书达1.1万多部，12.4万多卷，约相当于历代出书数量的一半。官刻除国子监外，还有州（府、军）县刻书、各路使司刻书、公使库刻书、州（府、军）县学刻书、书院刻书等等，不一而足。两宋刻书据《天禄琳琅书目》称，有长沙赵氏、临邛韩醇、临安解元陈起、相台岳珂、贾似道门客廖莹中、建安余仁仲和新安汪纲“七大家”。其中，赵、韩、岳、廖四家为家刻，建安余氏、临安陈氏、新安汪氏三家为书坊主人，宋代的坊刻也主要集中于这三个地区，三者之中以建安、临安为著。就整个宋代刻书而言，刻书中心为汴梁，四川成都、眉山，福建建阳、福州和浙江临安、婺州、绍兴、吴兴、衢州、温州、台州，江西的吉安和抚州等五大地区。

辽代的出版中心主要在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金代北宋以后，山西平阳府的平水（今临汾县）代替了汴梁而成为黄河以北的出版中心，其繁荣局面不亚于北宋的浙、蜀、闽三省。元代保护工匠、不禁刻书的政策使刻书业继续繁盛，就其刻书中心来说，不出宋、金之外。

明代刻书机构之多，刻书地区之广，刻书数量之大以及刻书家之多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除国子监外，内府和中央各部院，如礼部、兵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及地方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各地儒学书院和盐运使等都刊刻图书，单是明代敕撰书可考者即达200部⁽¹³⁾。形成版本学上有名的“监本”、“藩刻本”。明代不但全面继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术的技法，而且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把这种技术推上了顶峰。明中叶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急剧增加，工商业更加发达。作为文化活动的出版业进一步商业化，以及有明一代的书籍免税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到明代，刻书业分布的格局和刻书中心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宋元时期的四川、浙江、福建和山西平水为刻书主要集中地的局面已被打破。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云：“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称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从这段话可知，明代出版业与宋元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唐宋时位于刻书业之冠的四川，到明代已相对衰落。而此时的吴、越、闽三个地区则上升为全国的出版中心。这时的吴地应是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等地；越应是以杭州为中心，包括湖州、吴兴等地。明代刻书较多的地区还有北京和徽州等地。据张秀民先生统计，明代书坊有名可考的，其中福建建宁府（建阳和建安）有近百家，南京93家，北京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¹⁴⁾。由此，也可窥出各地出版业的繁荣程度。

清代的政府敕书无朝能及，其出版地域与明代相仿，但北京、苏州刻书业明显突出。各刻书要地有堂号可考的，据张秀民先生统计为北京112家，苏州53家，广州23家，佛山12家⁽¹⁵⁾。笔者据《江苏刻书》统计的苏州书坊堂号更多，有56家。兴起于明中叶的安徽歙县、浙江吴兴在清初趋于衰微，福建的刻书主要集中于福州和闽西的四堡，江西、广东、四川的刻书业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