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娱乐节目的文化内涵

第三节　提升娱乐节目的文化内涵

相对于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化想象，电视是典型的社会化想象，是直接的文化传递，它以客观画面的直接性表现手段，表达一种想象的“海市蜃楼”。人们之所以乐意呆在房间里看电视，就是希望除自己的生活外，还能看到更多的外面世界，使自己的生活在一种文化持续性的环境中。王逢振在编译《电视与权力》时说过，电视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死的物体，而是一种进行精巧复制和转播视觉幻象的文化媒体，它依靠高新技术，提供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和碰撞的战略场所。^[5]

“娱乐游戏化”是目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一个主要方向，但是电视娱乐节目在张扬个性风格的同时也应当拓展栏目的文化内涵。在当今社会，游戏被认为是人的本性之一，而在电视上做游戏，则是电视媒介娱乐功能开发出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从根本上说，电视娱乐节目的游戏毕竟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游戏。它借助电子符号，从一小部分人的游戏快感扩展到屏幕前的广大观众，制造出带有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特征的快乐乌托邦。《快乐大本营》的收视率在全国的同类节目中名列前茅，如果具体分析其原因，那么主要是因为节目注意了对栏目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探索，特别是做到了娱乐消费与人文精神的现实性结合，以及传统情感与主流文化的想象性整合。

一、湖湘文化的一脉相承

以《快乐大本营》等为标志的电视娱乐节目在湖南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盛行，这一富有创新性的电视文化现象，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姿态和独特的个性特征，这既与大众文化时代潮流的直接影响有关，也与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传统和湖南民间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湖南特殊的地理因素，对开放性的区域性文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湖南处于一种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上，这使得它的文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开放性。湖南东、西、南三面环山，仅有北面洞庭湖与长江相互通达，但是它却使湖南成为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因而生长在该地区的文化也必然带有开放性的特征。关于湖南地理因素对湖南文化的影响，钱基博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说：“湖南之为首，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总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就在这相对“封闭”的土地上，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高潮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如饥似渴地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使湖湘文化终于成为影响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流派。

其次，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创新性特征的理论基础。“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世纪情结，也是湖湘人士一直引以为自豪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帜。不管在其他方面有何分歧或异言，但一说到“经世致用”，研究专家便一致认为这是湖湘学派的基本宗旨。湖湘学派就是宣扬“经世致用”和“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也反对学而不去力行，主张从现实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问天事、问地事、问人间事，立足于现实而有所作为。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具有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拭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拭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他的治学宗旨是为“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强调力行。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到了近代，经世致用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湖南学子发奋努力，以匡世济民为大志，在时代和民族的呼唤之下，走出湖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运动中。因此，“经世致用”作为凝聚点、支撑点、激励点，不仅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晶核、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特质，而且它形成了近代一代又一代湖南人献身民族、献身人民、献身社会的坚韧不衰的内驱力。

特别在20世纪中期，许多文化志士纷纷跻身于政治、文化的革命者行列，写下了一批鼓舞人民斗志的传世之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20世纪末以来，当代湖南电视人在对中国电视文化的开拓与创新方面，更占据着统领地位。

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湖湘文化浓厚的政治学术色彩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并对湖南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经济学教授刘茂松先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特点，他在《从现代经济的发展看湖湘文化》一文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学术思想。当它形成了湖南人崇尚权力的一种生活范式和思维模式时就产生了许多负面的东西，曾几何时，在湖南政治高于一切、政治优于一切、政治主宰一切、政治冲击一切之风甚浓，不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政治服务，而且轻视商业、鄙视市场，表现出一副政治清高的架子。于是，便形成了湖南人独特的官本位思想……所以，湖南不乏政治家、军事家，但却缺乏著名的企业家、实业家。此外，由于自上而下都十分看重权力以及权力效益，于是，在湖南的历史上，地方封锁、部门割据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这当然同今天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如果从湖湘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看，这一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湖南电视人以“经世致用”作为精神上凝聚点、支撑点、激励点，打破封闭与单一文化，提倡开放与多元文化，使“电视湘军”迅速崛起。这支强大的文化力量不仅引领着中国电视文化新潮，成为三湘大地一面引以自豪的旗帜，而且“电视湘军”由于懂得顺应时代大潮，从市场经济的目的出发，从电视娱乐品牌节目着手，所以创造出空前的辉煌，成为湖湘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使湖南文化事业呈现出新的繁荣。

此外，南方独特的娱乐文化底蕴与历史背景，对湖南电视娱乐类节目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湖南的娱乐活动总是比北京的娱乐活动要超前得多：当北京风靡跳舞机的时候，长沙乃至周边中小城市大街小巷的游戏厅老板正忙着淘汰跳舞机，换成“打鼓机”、“吉他机”；而北京的练歌坊还寥寥无几时，长沙过节放假找几个朋友“泡歌厅”已十分流行。娱乐休闲在湖南已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它既标新立异，又求同于众，引领时代潮流，把区域“个性”上升为社会“共性”。所以，制作这样的节目有广泛的大众基础和专业化条件，因此也就必然引来商家、企业的青睐，赢得观众（至少本地观众）的喜爱，节目市场也就非常兴旺。

如果再从更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这种娱乐文化又与湘楚文化中古老的民间文化一脉相承。从瘴疠之地脱颖而出的湖湘人，既有坚韧不拔、勇于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意识，其情感炽烈、凝重，其风格浪漫又幽默，其审美情操则是高雅与通俗并存。湘楚人情感十分丰富，民间歌舞自古以来十分盛行。先秦时，“下里巴人”人人皆能唱且和之。如今的湘楚人，不论下田插秧、推车赶路，还是踩水、耘田，总以歌声相伴。

湘楚民间中的多情和浪漫，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民间歌舞的大行其道，是整个湘楚人情感的基础，也是湖南电视娱乐节目制作、形成、发展和广有市场的基石。因此，像《快乐大本营》这种以歌舞、小品等表现出来的娱乐、益智、大众化艺术样式，可以说是湘楚地域文化特色的表征。当然，此类节目为市场所接纳，既与小康社会、市民社会逐步形成过程中社会对大众化文化迫切需要有密切关联，也与“电视湘军”成功借鉴与努力奋斗分不开。

表面来看，湖南卫视成功在于市场意识、品牌定位、节目开发、运作体系等，但从深层看，却是其创新进取的意识和浓郁的团队工作氛围。在一个经济算不上发达、电视资源先天不足，堪称“一穷二白”的土壤上，湖南卫视以骨子里的危机意识和湖南人固有的血性精神，应验了天道酬勤的古话。

总而言之，尽管湖南的经济条件、地理位置和基础状况并无先天优势可言，但是在电视文化建设和创新方面却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对这种特殊的存在状态，不能仅仅用“湖南电视现象”这种泛称来解释。其实，像《快乐大本营》这一具有湖南电视现象标志性的栏目个性的建构与打造，主要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优秀的东西，因为毕竟现在想一下子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个性化的节目还是比较困难的，加上电视文化产品是由多种元素组合而成的，很难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当然，必须反对盲目跟风，走上简单克隆的道路，因为这样最终会使节目走向死胡同。当人们把视线聚焦在电视湘军的时候，肯定会特别注意湖南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发展，像《快乐大本营》这样的品牌栏目自从播出以来，能够在中国电视市场上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是与其坚持自上而下的深度改革，特别是实现栏目风格的个性化制造分不开的。

二、文化诉求的双重指向

（一）以美引真：娱乐消费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随着《快乐大本营》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出现，在全国不下几十种游戏节目中，几乎重复着相同的节目模式：选几个年轻靓丽、口齿利落的主持人，邀请几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演艺界嘉宾，再拉上几个观众方阵，用几乎相同的老套游戏折磨嘉宾的同时也折磨着观众的神经。其中充斥着的大量各种形式的广告，强烈的商业气味和低俗的以嘉宾出丑或名人卖乖的游戏方式，很快成为新的屏幕垃圾。应该说，这类游戏节目中大部分朝生暮死，致命伤就在于把游戏娱乐等同于低智商，把盲目克隆当做节目窜红的捷径，完全忽视了栏目的文化品位。而《快乐大本营》的成功在于提升了游戏的文化品位，除了给游戏注入大奖刺激之外，该栏目的编导与主创人员真正把握了游戏节目的卖点：用一种相对健康的观念——知识（游戏）改变命运——把金钱、智慧和毅力相结合，把游戏和娱乐休闲融为一体，以美引真，打造新的屏幕英雄。

比如《快乐大本营》节目中的游戏活动，尽管把嘉宾带到户外，参与现实性的活动，而事实上观众仍然还呆在客厅里。这类节目受到不少人的激赏，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战胜自我的浪漫想象。

不仅如此，《快乐大本营》还特意把亲情与友情等因素作为调料加入其中，注入了人文精神的成分，冲淡了节目本身的商业气息。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节目的高收视率丝毫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它巨额的大奖刺激以及大量加入的博彩内容，但是，这些并没有使节目内容庸俗化、低俗化，而是把此类节目的大众文化消费与人文精神内涵的现实性结合推向了高潮。

（二）以美引善：传统情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

电视娱乐性节目中的娱乐想象，很多也是对文化形式的自我想象导致的，《快乐大本营》这档节目的广告用语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并在这一广告语言之外再加上了“娱乐至上”这样的话，广告语背后弘扬的就是文化形式的想象，激发的是人们内心对娱乐的向往。表面上节目记录了参与者紧张激烈的娱乐活动过程，而实际上，是节目的形式吸引和契合了人们情感世界的文化想象。如何在娱乐节目中提升娱乐的文化品位，这是娱乐节目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普通观众的娱乐追求既有传统情感的成分，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把握好观众的情感追求，以美引善，才可以达到传统情感与主流文化的娱乐性整合的目的，从而提升节目的文化品位。

【注释】

[1]谢耘耕、王彩平：《中国电视娱乐报告》，《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谢耘耕、王彩平：《中国电视娱乐报告》，《新闻界》，2005年第4期。

[3]谢耘耕、王彩平：《中国电视娱乐报告》，《新闻界》，2005年第4期。

[4]《新京报》，2004年10月19日。

[5]王逢振主编：《电视与权力》，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