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国家的当代改革

第一节　非西方国家的当代改革

我们可以把非西方国家分为原苏联———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分别加以介绍。

原苏联———俄罗斯及东欧国家

50—6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在进行着探索性改革。30年代开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模式僵化，也产生了许多弊端。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历史中的转折年代，而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其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最为激烈和惊心动魄的。

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迅速提高生产力，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主要方向是经济市场化———在坚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逐步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政治民主化———在坚持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同时更有效地调动各种政治力量，提高制度建设的水平；对世界的开放———在坚持经济自主的同时借助世界市场的力量，以本国独特的生产要素参与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历史不同，领导人的水平、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次序和时机的差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后果。

80年代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动荡期。在苏联，1985—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大幅度的改革设想，但是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联改革发生了急剧变化：在经济改革受阻情况下，要求先行政治改革，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仿效西方多党制，推行总统制。在苏共党内政治力量决战中，1991年发生了“8·19”事件，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改革失败。在东欧国家，80年代政治持续动荡。由于东欧国家未能通过改革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加上长期以来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的和平攻势和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大幅度改变，在政局不断动荡中，终于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

90年代以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所走的道路略有不同。

在东欧，为西方国家所看好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和西方式民主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想象中的美好景象。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的11年间，中东欧地区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15个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73%，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约为2﹒5%。其中发展最快的中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年均经济增长也只有1﹒95%。中东欧地区南部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同期年均增长率不足1%。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未达到1989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以后，东欧国家的情况稍有好转，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也一直低于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在政治上，表面上的民主并没有解决深刻的社会矛盾。

俄罗斯在巨变之后的发展路程则可以以世纪之交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俄罗斯全盘西化，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并不顺利。叶利钦从1992年开始推进所谓的“休克疗法”，主要是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外交上亲西方，“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这种选择使俄罗斯饱尝灾难性的后果。在“休克疗法”实行将近十年之后，甚至连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都对改革后的体制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俄罗斯的经济形态被称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或“犯罪资本主义”等等。1998年的严重经济危机刺激了俄罗斯必须更改原来的改革路径。在由此引发的政府危机中，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随后俄罗斯开始了适应本国国情的调整。2000年，普京上台后继续了这条路线。总体说来，俄罗斯加强了政府的作用而不再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在政治上强调“有管理的民主”，在外交上强调独立和全方位。这次转变为俄罗斯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不仅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复苏和复兴，国际地位也有所上升。从俄罗斯十几年的改革实践来看，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而得到的是一个“混合体制”的转型结局，这多少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结果。但是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简单地论断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缺乏根据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和市场体制不是万能的，任何改革都必须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和相互适应才是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关键所在。

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调整

发展中国家的战后历史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发展路线表现出了以下的特点：（1）国内的经济发展优于、重于政治发展；（2）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优于、重于市场的力量、经济的力量；（3）积极参与国际政治斗争吸引了新独立国家的主要注意力，国际目标优于、重于国内目标；（4）由于发展战略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严重分化。一些国家放弃了片面的经济独立口号而开始与世界市场结合，在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石油输出国迅速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其他国家则雪上加霜，开始面临更加恶劣的国际贸易条件。

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民族主义国家发展的停滞阶段。整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5%，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与发达国家已经缩小的差距又开始拉大。停滞的原因当然有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停滞的制约，也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因素。在经济方面，债务严重、经济结构失调、缺乏市场活力和与世界市场脱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四个主要障碍。在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开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但是在国内政治制度建设上则陷于停顿。众多的民族主义国家或因家族统治、独裁统治，或因政治腐败、争权夺利，引起政局动荡，政变迭起，人民怨声载道，人心思变。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民族主义国家不得不进行新的抉择和调整。可以这样说，在前一个阶段民族主义国家体系内席卷而来的是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洪流。而80年代以后所涌现的则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的大潮。

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表现在四个方面：（1）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强调发展工业为重点转向重视工业和农业相适应的发展，注意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多样化。（2）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发展中国家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正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控制，重视经济杠杆作用和加强市场调节，努力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3）微观经济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限制，培育市场型的经济基础，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有利条件。（4）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经过经济的改革与调整，取得了一些成效。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初步完成了从国家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减少国家干预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不少发展中国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大为改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民族主义国家体系内涌现的另一历史潮流是政治民主化。发展中国家参与和丰富了世界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¹⁾。

民族独立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拉丁美洲首先开始的。随着70年代中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权威主义政权的倒台，拉丁美洲的军人独裁政权摇摇欲坠。拉美在70年代除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两国外，其余全部是军人独裁统治。到了80年代末，拉美除了智利和巴拉圭两国之外，已全部改为民主政权。90年代，拉丁美洲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以后，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同样有声有色，菲律宾的马科斯、南朝鲜的全斗焕、印尼的苏哈托政权先后倒台，泰国民主选举的文人政权上台引人瞩目。民主化浪潮也出现在了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东地区，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科威特、黎巴嫩等国都开始了议会选举、新闻自由、开放党禁等政治自由化的尝试。政治民主化的潮流还冲击到了非洲，90年代以后非洲出现了多党制取代一党制或禁党制、民选的文人政府取代军人政府的潮流。1992年以后，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建立了多党制度。在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浪潮中，民族主义国家原有的权威主义、独裁主义政权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总结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民族主义国家的战后发展，体现了极大的发展不平衡和体制的多样性。就经济发展来看，仅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就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类型：高收入低发展国家，包括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约20个石油输出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拉美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收入处于中上等水平；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这种类型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它们大多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过程中；最不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南亚和中美洲，有4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增长过快，政局不稳定。就经济和政治体制来看，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中处于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方向过渡，在政治体制中是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过渡，但是政治发展同样不平衡。第二，在民族主义国家的战后发展实践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坚持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坚持政治经济变革和社会稳定相结合，关键是坚持发展战略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第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所谓的“国家的脆弱性”问题。尽管许多国家也拥有自己悠久的民族历史，但是形成国家，特别是形成现代的公民国家的历史却比较短暂，许多还处于“国家形成”的时期。这也是与国家形成密切相关的政治理念———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大行其道的原因。但是在当代历史中，特别是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之时，民族国家面临着制度化的考验。国家机器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力，而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正如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说，国家在法律、宏观政策、社会协调、公共设施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²⁾关键是国家功能的转换，从政治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从统治发展到治理和服务，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国家。

经过了80年代以后的改革和调整，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再现生机。在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变革的同时，9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继续高速增长，非洲经济走出泥潭，改变了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拉美经济也走出阴影，开始中速增长。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从70年代初的13%上升到了90年代初的20%和21世纪初的29%，但是相对于其国家数目、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还是很低的。同时债务压力、人口压力、资源环境压力、信息技术被“边缘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