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导向到结构转型

2.2　建构“知识分子”:从政策导向到结构转型

典型报道的历时分析显示了新闻选择标准的内在变化,而本节则试图通过分析知识分子报道来探讨另一个问题新闻叙述选择机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建构同一群体的新闻叙述选择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并受到哪些社会力量的影响?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占据着相当核心的位置。1949年以来,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几经转折和调整,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艰难地摸索着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并由此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次争论。由于变化较为明晰而范畴又相对独立,因此本节选择知识分子报道为对象,来考察新闻选择与社会力量的关联。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内涵异常复杂、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和分歧的语词。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它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道德理想的捍卫者”、“精神的超越者”、“社会的批判者”等等,但这一类带有理想化甚至浪漫色彩的规定性要求却很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因而,我们对于“知识分子”一词更多是在描述性的层面上理解和使用的。正如李普赛特所说的“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由此看来,知识分子即是符号世界的操作者^[46]。本节也正是从这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知识分子报道的。

•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报道的影响

1949年以来,影响知识分子报道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是党的相关政策。尤其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三十多年,因为知识分子政策本身的多变,益发能显示出政策对同时期新闻报道的决定性影响。

1.从“团结”到“教育、改造”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可以概括为“团结、教育、改造”。但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又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动而发生了从偏向“团结”,到偏向“教育、改造”的转变。

建国之初的头二三年里,由于百废待兴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而在知识人才储备方面又极为匮乏,因此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方面实行以“团结”为主的较为温和的政策,另一方面大力吸收学生和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在这一政策指向下,当时有关知识分子的新闻也以表达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和鼓励青年人学知识学文化的热情为主。例如,1950年3月27日新华社电讯《华罗庚自美返国》就体现了这种尊重、团结和吸引的风气。

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十六日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华氏系于一九四六年应美国伊利诺大学之聘,前往讲学。华氏回到清华大学以后,受到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华氏在回国途中发表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为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努力。^[47]

不过,在“团结”的氛围中似乎已经隐约出现了一种具有规定性的新闻叙述模式:知识分子被祖国和人民所“吸引”,因为他们的工作能为祖国建设发展出力而被“尊重”,也因此可以团结他们。这种叙述的规定性并非偶然,而是出自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关系的持久的转变。五四时期,尽管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提出了“民主”的观念,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是一种明确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是“化大众”的。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力,但在开展“大众文艺”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还是发生了某些微妙的转移。知识分子到底是救赎者还是救赎的对象,这成了日益困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结。1940年代之后,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文艺理论则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文艺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毛泽东在指导中国文化领域长达半个多世纪并依然发挥着重大影响的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明,如果知识分子不愿意投入工人、农民和士兵,无条件地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充当忠实的代言人,他们将一事无成。^[48]自此,五四时期形成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已经明确地发生了倾覆。这种关系也深刻地烙印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报道的叙述中。例如,1950年的另一篇描述留学生回国效力的报道,亦可佐证这种叙述规定性并非偶然。这篇报道末尾披露的一个背景,说明当时尚在国外的留学生还有五千余人,而回国的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一背景完全掩抑不住报道欢快自信的基调:“中国人民的胜利,鼓舞了大批热爱祖国的留学生纷纷返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49]

1950年对归国知识分子的新闻叙述中有“赞许”———回到新中国的怀抱是正确的道路,也有“期待”———为新中国建设贡献知识,这两者构成了“尊重”的前提,但却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被“教育”与被“改造”的地位。因此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稳定国家经济基础和保家卫国的任务使得执政党暂时无暇他顾,但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批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思路却是注定会实行的。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已经显露了这一点。例如,1950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长文《土改工作教育了我》,细读之后,不难发现其中充满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二元对立的叙述,并显然地以前者向后者的靠拢为解决之道。

在计划工作时,我还是像在学校里一样,讲了一大套,结果老干部都睁着眼睛,张着嘴,满屋子的人都跟着哄笑起来,羞得我面红耳赤,莫名其妙,好在有同伴同学老刘为我翻译,我才知道,并不是因为我的口音太差而他们就不懂得,而是由于我所说的话中,既不通俗,又没有内容,尽是一些学生腔,才引起了他们的疑虑。……我才知道过去所想的办法,多是一些幻想,脱离实际的“乌托邦”,难怪总是办不通。……些后在划分阶级的会上、在建党建团和冬学工作中,我都看到了群众眼光的锐利,锐利到了能分辨分寸。这叫我学过“比较宪法”的学生,甘拜下风。这时书本的知识,对于我就日渐冷淡了。^[50]

这一报道中所述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尚需假以时日而已,但作者的论述却不免“诚惶诚恐”,流露出道德和能力上都“甘拜下风”的意思。这多少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地位和处境的尴尬。正因此,当国内形势趋于稳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被提出后,知识分子的政策日益偏向“教育”和“改造”的方面,要求知识分子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做出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判断,并对知识界掀起了一次次的批判运动。

继1951年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已经彻底改变了学术论战的性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纳入政治轨道的大批判运动”^[51],而1955年的声势浩大的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对胡风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无限上纲,从“口诛笔伐”到行政干预直至被捕入狱,伤害了一大批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更是一次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新闻媒体在这一时期充当了大批判的平台,如从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三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配发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和社论,迅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清查运动。这场全国性运动的后果是不仅打压了知识分子,同时造成知识界内部的分裂和防范。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胡风遭到首都文艺界人士猛烈批评的情况:

发言者从各方面揭露了胡风反动集团一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行为,指出胡风集团的分子假装革命,打入共产党、军队、机关团体,进行阴谋破坏,他们是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中国人民的阴险、恶毒的敌人。发言者都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反动分子再混在革命阵营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致要求将胡风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并对其反革命阴谋活动加以必要的制裁。

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地驳斥。

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团结、教育、改造”之“团结”摇摆到“教育、改造”,并以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猛烈的抨击为终结,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转变。尤其是,胡风作为在革命年代左联的一员干将,因其文艺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念不合即被逮捕下狱,同时株连了文艺界知识分子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对文学创作观点的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实际上也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无多少思想自由的空间。在这样一种贬抑知识分子的氛围下,除了批判文章外,新闻媒体很少出现对知识分子的正面报道,这与当时大量涌现工农兵典型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2.短暂的春天———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

批判胡风运动的狂暴时期过去之后,经过数次政治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俯首称臣,但同时也造成了知识界的普遍消沉。基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判断,党的主要领导开始转而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重在重新唤起知识分子的热情和主动性。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主题报告,认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要求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给予知识分子应得的信任以及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52]。毛泽东在会议结束之际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53]1956年2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全新结论,即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由此到反右斗争之前,新闻媒体对知识分子的报道有过一段短暂的正面表现时期,尤其是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建设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尊重。

《人民日报》先是在1957年2月4日刊登了一篇描写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一家如何过春节的通讯《在华罗庚家里》。报道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华罗庚的家人和陆续来拜年的客人,表现出一派温馨。次日,又刊登了长篇通讯《科学家的春天》,报道了更多的著名科学家过春节的情景。很显然,这是媒体一次有意识的“新闻策划”,通过细致描摹高级知识分子过春节时家庭温馨、高朋满座的景象,传达出一个重大的“隐喻”———知识分子的春天到了。

客人们不仅是来给科学家祝贺春节,同时也是来为他们庆祝在科学上的丰收。数学家华罗庚答应客人们的请求,把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函数论专家马尔库舍维奇的贺信读给客人们听。……钱学森是杭州人,他每逢回到家乡,总要到西湖的西泠印社去看看清末名书画家吴昌硕写的一幅篆字对联。现在,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美术丛刊等书籍,据钱学森自己说,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还学过国画呢!人们很赞誉他这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钱学森说:我们的华罗庚先生对京戏也很内行。我们在访问华罗庚时,又听到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戏剧迷,其中主要是京戏、昆曲和越剧。这些爱好,正是这些科学家们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54]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春天”不仅意味着生活上的优待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在于能够从思想压抑的氛围中“复苏”。1956年4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量的有关知识分子向党建言的报道。确实是一派“百花齐放”的春光。例如,《文汇报》在鸣放时期关于马寅初谈人口问题的报道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报道通过记者和马寅初的一问一答,阐述了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的观点,虽然也有一些犀利的批评,但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的建言态度是相当诚挚的:

“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马寅初先生在接见记者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常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正是我们的骄傲条件之一,现在怎么倒成了问题呢?

我们的老教授说:“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死亡遍野,乞丐满天下。”

……他说:“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陈云同志是管米的,他当然对这个问题很清楚,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

马寅初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过去不谈,教条主义从中作祟也发生了影响。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小组会议通不过,有人说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他那篇发言稿子一直到今天还压在那儿。……他说,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在场的科学家都赞成,非科学家有人反对、有人守中立。他认为不管赞成或反对,只要有道理,可以听。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马老很气愤地说:“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员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马老非常兴奋。他同记者谈了两个小时,他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英明。自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以后,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谈了,可以想见今后学术界的繁荣和兴旺,他愿意把这个问题摊开来,提供给大家研究讨论。^[55]

可以说,1956年春到1957年春的“双百方针”的实践阶段,绝大部分建言献策的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而不是搞“阴谋”,要“变天”。这一时期新闻媒体不仅积极为知识分子提供发言平台,在报道倾向上也支持和鼓励知识分子,甚至不发言者还要被记者“将军”。例如,《光明日报》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一篇采访记即在开篇点出了当时媒体与知识分子“互动”的情形:

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言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界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56]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对这一时期所营造的知识分子的“春天”是起了重要的推促作用的。但是新闻界和知识界在乐观之余,似乎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一方面,希望知识分子发挥专业所长,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疑虑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视为对立的二元。在这样的期望与疑虑之中,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经常性发生调整和摇摆。在这样的情势下,知识分子的“春天”势必还有波折。

3.严冬来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

1957年夏,形势陡然发生了逆转。《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短短几个月,就发生了从鼓励“大鸣大放”到反右乃至反右扩大化的转变,海内外不少研究者都曾试图揣摩和分析过个中的原因。尽管观点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主要领导人始终存在着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疑虑。因此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诱因刺激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就发生了“左”的逆转。

从1956年的反右运动开始,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做出了“纠左”的努力,如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我国知识分子仍然一直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提法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光明日报》在反右时期的一篇报道《老作家们的新旧生活》中提到:

解放以前中国作家们过着痛苦的生活。那时候,作家的劳动不值钱。生活贫苦,政治上也饱受国民党的迫害。全中国解放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统治迫害的作家们欢欣鼓舞地从旧的生活跨入了新的时代。作家的劳动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今年春天,文艺界一些右派分子疯狂地叫嚣什么今不如昔,创作不自由,作家生活比解放前降低了。到底是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一些经历新旧两个时代,饱尝辛苦的老作家的生活遭遇,就是一个明证。^[57]

同样是报道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但这篇报道与几个月前的《科学家们的春天》已经明显不同,从敬仰羡慕一变为教育甚至训斥的口吻,俨然含有要知识分子们“知恩图报”的意思。而这种截然的新旧两重天的划分,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有部分知识分子可以依靠稿费和版税,过得相当优渥。虽然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因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但报道中以政治分期来简单对比“新”与“旧”,已经显露出知识分子报道中武断粗暴的端倪了。

反右运动还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跃进”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大张旗鼓的反知识分子的姿态。群众和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受到赞扬;知识分子和个人的知识与威信则被贬抑”^[58]。一方面是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表述上,益发贬抑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鄙视以往的科学和人文知识成果,将之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新华社1958年在报道“大跃进”的“第一面红旗”———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事件时,第一个小标题即是“甘拜下风”:

江西医学院教务长程崇圯教授:“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务工作16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哪里曾经根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如今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那些过去认为“外国人不敢做,中国更办不到”的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现在也心悦诚服和甘拜下风。

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的过程。1956年春天,中共余江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勇敢地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苦战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掀起了全面歼灭血吸虫病的防治运动,运动开始后,有的人没有看清这种巨大的变化,就断言“这个计划是吹牛皮”;某些科学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工作,也有悲观论调。他们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20多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把它消灭;别的国家的科学家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弄出个好办法,难道共产党能赤手空拳把血吸虫病消灭掉?”余江人民的实践结果是,他们不但把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干起来了,而且也干好了。

……在治疗工作上以革命精神打破常规,大胆采用新法治疗。陈旧的三月疗法、二月疗法、20天疗法,都为新的三日疗法和二日疗法所代替,没有药品,用土办法;病床不够,就化整为零,深入社、队、组、户进行治疗。有的医学专家迷信课本上的长期疗法,硬说三日、二日疗法会死人。事实是最好的答复:这里治疗过的四千多个轻、重病患者,除三个重患者外全部治愈。^[59]

除了文中简略提到的“三日疗法”、“二日疗法”之外,这篇报道中看不到更多对消除血吸虫病的治疗方面的介绍。可见,这篇报道的“立”并非是建立在对治疗方法的详细阐述之上,而正是建立在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破”的基础上的。因此才需要在报道余江县人民消灭血吸虫病成就之前,就让“那些过去认为‘外国人不敢做,中国更办不到’的学者”,都甘拜下风。至于破了“反动”学术权威之后,新方法是否能在道理上自圆其说,则不在报道的叙述框架之列。因为,至此,社会对某事物的认可已经完全打破了过去由知识分子主导的评价体系,而代之以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为评价标准的新体系了。

在“大跃进”期间,这类通过贬低知识分子旧权威来凸显工农群众改天换地豪情壮志的报道模式屡见不鲜。如当时社会掀起的工农写诗运动,正是要表明,劳动人民不仅能做而且能写,这显然比不能做只能写的“秀才、举人”要高明得多了,正所谓“肚里文章千万篇,写得李白也发呆”^[60]。

这种“反智主义”在“文革”时期更是达到了极端,不仅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连一般性的科学知识也被视为毒草。如《人民日报》在1969年报道说:

旧物理、化学课,内容陈腐不堪,严重脱离实际,十七八世纪的落后的东西,充斥理化教材,不能适应我国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旧理化教材崇拜死人、洋人,追求成名成家,向学生散布大量毒素。^[61]

甚至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也不能例外。如1968年《人民日报》报道一位贫农接生员给医学院学生讲授“平产接生”课时,就有如下话语:

她认为,只要接生员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难产可以变为平产,要是没有一颗红心,平产也可以变为难产。她这种急贫下中农之急的无产阶级感情,旧教科书里找不到,所谓医学文献里也查不到,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不能理解的。……林淑芬讲的这堂课,使革命师生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们称赞说:林淑芬同志把平产接生的业务课,讲成了政治课;她不是讲技术,而是讲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只学过五天新法接生,当了十年农村接生员的林淑芬,登上了新贵阳医学院的讲台,表明了新贵阳医学院遵照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教导,在教育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决心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62]

4.新的春天: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与稳定

幸而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荒诞的东西终会被人类的理性所抛弃。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次实现了历史性转变,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1977年,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就自告奋勇地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首先在科教战线上打开了拨乱反正的局面。他在1977年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事实上否定了此前对知识分子的不正确评价,为党重新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1977年《人民日报》通过邓小平会见访华的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教授,传递了这一“复苏”的信息:

邓小平副主席今天在会见美籍生物学家时说,中国人民是聪明的。我们的人民、干部、党员是有觉悟的。尽管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我们在科学发展上损失了一些时间,但只要方向对头,努力赶超,损失的时间可以抢回来。^[63]

此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于即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报道、恢复高考和各高等院校的报道、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的报道等,虽然都很简短,但确定无疑地显示出新的春天即将来临的迹象。1978年,邓小平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到此时,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多年的政治归属问题才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把“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依靠力量”最终写入宪法则显示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严肃、恒定的。

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主要内容包括:(1)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2)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3)明确把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变为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4)逐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5)实行人才合理流动和激励的机制。^[64]“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由邓小平首先提出,后经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落实发展,贯彻始终。即便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没有改变。江泽民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即明确表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的这一基本观点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也不会因为不久前发生的政治风波而改变。”^[65]

可以说,新时期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闻媒体对知识分子的建构就趋于稳定。恰恰相反,报道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依然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的动力已经由此前的政策导向转为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对知识分子报道的影响

1.从拨乱反正到再次启蒙

由于在“文革”期间,知识界受到的打击最大,所以在结束“文革”混乱后迅速而有效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既是现实所需,也是民心所向。因此,“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工作首先就是从知识界开始的。不过,颇有意味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平反”又恰恰淡化了知识分子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委屈,而仅仅突出新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重用。比如,在1977年底至1980年代前期,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报道,出现最多的是“伯乐”形象。《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述评《大家都来做“伯乐”》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中分析了“四人帮”的流毒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认为这导致不少部门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上过于保守。因而,文章呼吁:“我们应该打破清规戒律,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人才。科技部门的政治工作者,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认真想一想,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那个单位,到底有没有千里马?有没有还伏在盐车之下,至今没有被发现的良骥?要使这些千里马解脱羁绊,驰骋千里,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让我们都来做无产阶级的‘伯乐’!”^[66]因此,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报道,实际上是从报道“伯乐”开始的。当时一些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干部,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如“才迷”张襄祺、“知识分子的知音”刘振东等。

而作为被“重新发现”的知识分子,也是满怀着对“伯乐”、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如1984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长篇通讯《主人翁的信念———访九三学社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回顾了安振东在从一位工程师到当选黑龙江省副省长的过程中,为党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受到各级党组织的照顾培养的经历。这篇通讯虽然是访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官员,但其重点却是讲培养、帮助安振东的党支部书记陈秀云。用安振东在报道中的话说就是:

“不要写我,也不应该写我,你们应当写哈尔滨整流器设备厂党支部书记陈秀云,写培养、教育我的各级党组织。没有党,哪有我的今天!”当我们将要结束访问时,安振东这样坚持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安振东激动地说:“你们看,不应该好好地写党吗!”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同安振东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党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离不开党!^[67]

可以说,80年代是知识分子形象整体高大的年代。但新闻报道几乎回避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因受到普遍性压制而表现出的困惑、迷茫和屈从,而重在表现他们热爱真理、热爱人民的高度自觉和重获新生的喜悦。例如《人民日报》的报道《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中说:

作为一个理论家,孙冶方被人称为“不怕下地狱的人”。1963年底当康生、陈伯达要对他下手时,有人劝他风声紧要小心点,他回答说:“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1975年4月,他被监禁7年后出狱的时候,立即宣布:“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观点!”^[68]

表现知识分子在浩劫中的铮铮铁骨和为了真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气节,成为新闻媒体在建构知识分子与以往历史的关系时带有普遍性的表述模式。除了热爱真理外,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另一个高大之处是对人民的深厚的爱,这种爱使得他们不计较以往的屈辱,不计较眼下的得失,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并视之为坚定的精神追求。如悼念丁玲的报道中提到:

在北大荒,在狱中,在太行山,丁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默默无闻地工作着,送走了20多年宝贵的光阴。然而,谈起往事,丁玲总是说:“我受难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在受难”,“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找不到更多的抱怨。”^[69]

再如1983年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报道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73岁的农业专家林孔湘不顾自己患了胃癌的多病之躯,瞒着家人,悄悄立下遗嘱,远行广西治疗柑橘“黄龙”病。这种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要将知识贡献给祖国建设事业的高尚情操在这一时期影响更广泛的蒋筑英、罗健夫报道中亦可看到。当然也有一些报道在赞美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同时,含蓄地表达了社会给他们的物质待遇太低的批评,典型的如《王老师的小屋》,记者报道了一个身居陋室而诲人不倦的教师,但在结尾却提到:

王老师的小屋,是许多教师住房的一个缩影,这小屋,是他们生产精神财富的场所。我们歌颂王老师的小屋,却并非歌颂他屋子之小。我们希望那些肩负教书育人重任的老师们,能够不再住这样的小屋。^[70]

回溯历史,我们自然知道,一个高压的政治环境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窒息和精神伤痛绝不仅仅是好人受坏人欺压,最终好人获胜坏人失败那么简单。然而新闻媒体选择的是与历史“切割”的报道框架,淡化过去、着眼未来,这对正在展开的经济建设来说起到了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的功效,但也因为对历史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而留下了遗憾。比如,80年代知识分子报道普遍带有的无怨无悔的色彩,使人们减弱了对相关制度和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反思。

新的时代,除了带给知识分子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重新让知识分子获得了话语权。推行改革势必首先在思想领域清除过去的错误观念,这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智慧,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全国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而马上要进行的经济建设,更是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贡献他们的专业才能。在这样的氛围下,从1978年起至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又重现扮演起启蒙者的角色。知识分子一洗此前的郁悒甚或屈辱,获得了空前的尊重和话语力量。例如被多家新闻报道集选录的《经济学家赶集》看上去不过是经济学家薛暮桥逛农副产品市场的小事件,实质上却是借经济学家之口传递了肯定商品经济的大声音。而选择经济学家来传达这种时代呼声,一方面是对他们经济学知识的信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知识精英话语力量的认可。

总的来说,80年代的知识分子报道是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第一次全面而彻底的重写。一方面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描写凸显了知识分子的光辉,使知识分子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榜样。另一方面,因为对知识的尊重甚至崇拜,也进一步凸显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重要性。由此,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里,迅速从“文革”时期的受害者转变为新时代的启蒙者。这种重新书写,固然有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大影响,但是与前相比,政策的影响已经退为前提,已经开始了的社会转型对知识分子报道框架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正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这场改革,一开始是从体制内部发动的,而且是在权力中心进行的,因此带有明显的自救性质。”^[71]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既是迫在眉睫,又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情势下,既无时间反思过往,又无空间思忖当下。而新闻媒体对知识分子的建构也体现了社会结构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思变、欲变、急变的特点,知识分子报道迅速完成了与历史问题的切割,有能力且带着道德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成为新时代最被人尊重的对象和最重要的社会话语力量。

2.从“化大众”到“大众化”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报道的整体高大和启蒙色彩是与社会环境的开始变化分不开的。而吊诡的是,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作为这场变革的肇始、推动和呼吁者的知识分子反倒被边缘化了,丧失了社会话语中心的地位。因此,相比于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报道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写”。

一方面,清贫不再是知识分子道德优越的证明,靠科学技术知识而获得财富的专家、“知本家”成为人们心目中新的英雄。例如,1992年《羊城晚报》报道珠海市委重奖高级工程师的消息时,我们似乎能感到对这一新事物人们多少还带有些诚惶诚恐:

当高级工程师迟斌元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从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手中接过价值29万元的奥迪小汽车的钥匙、三房一厅的产权证书和26.7184万元的奖金时,他的眼睛湿润了。^[72]

几年后知识分子获得的报酬千百倍于此时,人们反而表现得更为平静了:

(口播)今天是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第一天。早市开盘价为27.98元,尾市收报40.37元,按收盘价计算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持有的250万股隆平高科市价已超过一亿元。袁隆平院士因此成为科学家中首位拥有亿万财富的知本家。(配音)……1998年,湖南四达评估事务所评估“袁隆平”品牌价值1008.9亿元人民币。人们也许曾对这一评估心存疑虑。但是当袁隆平院士同意将他的名字用于上市公司冠名和股票简称而得到巨大的回报时,大家对科学家品牌和知识创造财富的现实意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73]

而经济类媒体中对于越来越多的“知本家”致富传奇的描述,使这些既有尖端科技知识,又有经济头脑的人才成为时代新宠和社会偶像。相比之下,那些描绘知识分子无私奉献的报道尽管在情感上表现得更加细腻感人,但正如报道对象大多集中在偏远地区的教育工作者身上一样,这些报道似乎难以再像80年代那样占据人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大潮对象牙塔的冲击,知识分子的迷惘、困惑甚至是道德滑坡也逐渐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如《光明日报》在1992年的一篇报道《第一职业怎么了》中,对知识分子下海现象进行了耐人寻味的描写,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心态:

文人“下海”是第二职业热潮中的新动向,教授卖馅饼则是其中一大新闻。为此,有人称之“斯文扫地”,有人赞为“国之幸矣”。然而,更多的人恐怕还是难以理解。……南开大学一位整日关在书斋里的“老夫子”接受采访时说:“其实,这事的背后有诸多因素:或待遇太低,迫于无奈出此下策;或人才‘撞车’,闲来做出此番举动;或那位仁兄本来就是经商的材料,错安了地方。说到底,还是第一职业出了问题。”……“任何社会都需要一批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的人来搞研究、做学问,国家肯不肯拿出钱来养这批人?我们也不是清教徒,也不想永远清贫。”“老夫子”发了一通感慨,依然去做他的学问了。

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知识分子报道中批评和置疑的声音逐渐增多。例如2001年获中国新闻二等奖的报道《曹县一中:高考替考已成为公开秘密》颠覆了教师教书育人的传统形象,用报道中一位学生的话说就是:“我本来以为学校是块净土,但现在看到学校的种种黑幕,真叫人失望。”^[74]有研究者在对2001年至2004年有关大学的热点报道进行了分析后甚至得出了“大众媒体中的高校形象是负面的,而且媒体中有关高校的负面报道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的结论。^[75]此外,学术腐败、科学家为商家当“托”等负面新闻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典型的如2003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这是在宣扬一种什么文化?———走进“京西灵水第二届举人金榜文化节”》,报道发现所谓的“举人文化节”不过是在弘扬民族文化、弘扬教育的幌子下进行的一场商业炒作的闹剧,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居然还有堂堂资深院士来为此捧场。从记者与院士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记者提问中的批评意味和院士在回答时的避重就轻,牵强附会:

中科院院士吴传钧、国务院参事杨士基等专家和领导和蔼地坐在主席台上。年事已高的吴院士显得比较激动,当众记者在主席台上围住他的时候,他的讲话缓慢而声音颤抖。……“您觉得有必要举办这样的活动吗?”“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在农村能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文化节还是很好的,可以激发大家学习。”“科举制度是一种没落的科考制度,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吗?”“应按历史的观点来看:过去是通过这个选拔人才的,它也有它进步的一面。”“说是要给他们刻碑立传,您觉得合适吗?”“哈哈,我认为广义来讲也未尝不可。”就在吴老与记者谈话的时候,主席台右侧一群着装艳丽而时髦的姑娘们早早等候着上台献艺。站在台下的两位充做“轿夫”的高中生,当记者问他们愿不愿意成为“轿中人”而非“轿夫”时,他们茫然地摇了摇头。^[76]

再比如,2005年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评论《“院士崇拜”不可过度》也是把矛头直指那些站在知识分子金字塔塔尖上的人。评论中引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院士周光召的话说,大家现在把院士抬得太高,不仅学术上不敢争鸣,不少地方还到处为院士塑雕像、建纪念馆,远远超出了当初设立院士制度时,政府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初衷。周光召坦率地表示,“院士崇拜”之风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并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改掉这股“不正之风”。^[77]如果说这篇评论对“院士崇拜”之风中院士自身角色的批评意味还不那么浓烈的话,那么次年另一篇也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讨论院士问题的评论,就显得更为犀利了。评论作者张显峰针对此前社会上几十名两院院士先是受骗上当,当了“中国管理科学院”的“院士”,而后又通过两院学部声明辞去这一所谓“院士”称号的事,认为:

原来,这些堪称学界圭臬、人中精英的院士之所以上了贼船,无非是那个无须担什么责任的名头害的,“轻信”了他人的美言,转而变成了人家钩上的鱼饵。要说这等把戏应该是入不得这些学界名流的法眼的,稍加盘问也许就穿帮的,可偏偏就这样冠冕堂皇地诓了几十名院士。这也足以说明有些人很看重这个名,很在乎头顶那点光环。选择的出发点不是社会精英所承担之责任,而是惟名惟利。因此,但凡有这等“好事”便迫不及待地搂来再说。我这般言论,决不是要将这些“勇于回头”的院士打入“另册”。只是当下知识界浮躁之气,已然不可小觑。^[78]

显然,作者言下之意是,面对名利,即便是很多院士也不能免俗。进入新世纪之后,院士话题成为媒体上一个讨论的热点,这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语境,这里姑且不论。但至少在对“院士评选风波”、“院士代言风波”和“院士崇拜”等话题的报道中,“最高级别”的科技知识分子亦成为新闻媒体可以多元书写的对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在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中,政治、道德、理想开始退位,经济利益、社会声望等物质性因素走上前台。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褒或贬,钦羡或鄙斥无不由此而生。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道德榜样和话语中心的地位退为社会实践中的一员,从80年代启蒙教化的“化大众”的形象,一变而为90年代以来的“大众化”形象。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诉求,本身就蕴含了很强的功利精神和现实理性。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直都有倚重其知识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味,但因为政治运动的波诡云谲,这一意图并没能在现实中稳定地实现。改革开放虽从1970年代末实行,但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全社会尚在为这一变革积聚力量、进行调试和准备,知识分子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观念阐述和思想启蒙的作用。而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改革终于成为社会的最强音,并进入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至此,知识分子为改革所做的启蒙工作已告结束,他们自己也不得不从推动者、建议者的角色转为市场大潮裹挟下的一员。

由此造成的知识分子形象转变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分化,或者说职业化。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国家化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非知识分子化过程的开始”^[79]。如果说,这个国家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意味着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纳入“单位”和一场场政治运动,从而挤压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空间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市场需求对日益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专业化。具有人文色彩的“知识分子”一词逐渐淡出,形形色色的“专家”则成为媒体的新的重要消息来源,而那些不愿意被“专家”化,而依旧以启蒙理想自居的知识分子则不可避免地被媒体边缘化了。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没落”了。从媒体报道来看,这句话应该改为:以人文理想自许的知识分子和搞基础理论的知识分子“没落”了,但掌握应用知识的知识分子则越来越“热闹”。在80年代,他们是给别人带去财富的“财神爷”,而到了90年代,他们中的一部分变成了亲身参与经济弄潮的“知本家”,另一部分则变成了以专业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专家”。不过,越“热闹”,这“看热闹”的目光也就越混杂。因此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报道也就呈现出钦羡、尊重、批评、反思等多重视角。

此外,民间力量的崛起和传媒的变局也导致了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书写。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知识分子面对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大众,而当代知识分子则是大量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民众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知识分子也不再具备“化大众”的位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大众中的一员。加之新闻媒体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体制变革造成了媒体的多元格局,商业主义诉求在一部分市场类媒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部分追逐商业利益但又未完善专业诉求的媒体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更侧重“名人效应”和“眼球效应”,追求报道内容的“可售性”,把知识分子新闻当做“媒介事件”来炒作。^[80]

•两种建构模式下的媒体选择

从新中国初建至今,新闻报道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说是几经转折。纵观这种变化可见,8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报道的影响最大;而在此之后,社会结构的转型则成为对知识分子报道影响最大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决定知识分子报道的选择性力量中,存在着政策导向和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两种建构模式,而且在80年代起发生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

80年代之前,中国的情况是:政治活跃而社会稳定。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国家政策几经调整反复,但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领域,社会结构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而80年代之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中心。政治性因素趋于稳定,而社会性力量日益活跃,深层的结构性变革开始酿动。而从知识分子报道的变动上观察到的新闻选择的嬗变力量,恰好契合了这种改变,表现为以政策为主要建构力量向以社会结构转型为主要建构力量的转变。这两种不同的建构模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媒体新闻选择机制的运行。

政策导向的建构模式下,知识分子报道呈现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从“团结”过渡到“教育、改造”,还是在1957年短短的几个月间,从“百花齐放”的“春天”,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知识分子报道的基调常常大热大冷,忽而春风化雨,忽而风刀霜剑。这种剧烈变动最直接的原因是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长期不统一,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偏差。而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新闻报道的前后反差也说明了当时在政治性因素和新闻实践之间不存在缓冲和转圜的空间,新闻媒体自身的专业性基本消失。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新闻媒体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报道的同时,新闻工作者自己也因归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经受了一次次的运动。如在反右运动中,新闻媒体中的重灾区《新湖南报》,当时不过140多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就有54人,报社的新闻力量立时空虚。再如,毛泽东在50年代和60年代对《人民日报》多次批评,先是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职务的邓拓被调离,而后接任者吴冷西也在“文革”前夕被夺权。《人民日报》这份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级党报已不再掌握在新闻工作者手中。

社会结构转型主导的建构模式下,知识分子报道呈现的最大特点则是多元。从80年代具有道德表率和启蒙象征的知识分子报道,到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报道,表面上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是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与政策导向之下新闻选择的割裂式变化有根本的不同。随着知识分子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动员和启蒙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尚待论证的理论问题,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的90年代淡出中心的地位,有其必然的原因。90年代之后,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媒体格局自身的转变以及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报道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变得日益复杂、斑驳、多元。既有以孟二冬教授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正面报道,也有不少与学术造假等有关的负面报道。社会结构的转型客观上扩大了社会生活的空间,也扩大了媒体的专业空间。可以想见,在政治生活继续秉承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媒体的新闻选择将继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