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板踏开新思路

脚板踏开新思路———《浙江日报》青年记者贫困县调查活动纪实

1985年11月———

万山丛中的永嘉县八亩乡，逶迤曲折的山径忽上忽落；趟溪水，攀陡坡，累得小沈汗流浃背，腰疼腿痛。一条羊肠小道横挂在山崖上，他小心翼翼走过去。山风从身旁呼啸而过，刚才热乎乎的背脊忽然冷得直打颤。山回路转，又是下陡坡，又要过溪水。这样赶山路，对于生长在水乡城市的沈海涌来说，确是平生第一遭。记得上中学时，一次去看望在农村插队的哥哥，走了10里平坦路还累得够呛，今天要走的是80多里山路呀！清早出发，还没走一半路程，两条腿沉得不听使唤了。他抬头望着伸上山去的小道，真想坐下来歇口气。向导看出他的心思，说：“赶山路，累了是坐不得的，坐下来就走不动了。宁可走慢些，或者让身子在树上靠一靠……”小沈笑着接过向导递给他的树棍，一步步登上山去。

也是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在满目荒山野岭的磐安县仁川乡，那条通向下石岗村的陡峭小道上，迟全华、过自幸在吃力地攀登着；在景宁县沙湾区白云深处的高山顶上，杜方文、章新民在考察一片经济林；在泰顺县海拔800多米的夏卢乡，刘宇、王郁走进一幢岌岌可危而又阴暗潮湿的破房子，那是当年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打游击时住过的地方；在文成县东头乡的山间小径上，万刚、蔡景富二人一溜小跑，他们发现前面有三个农民赶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小猪，多么生动的山区民情，快赶上去打听打听……

在5个贫困县，9名浙江日报的青年记者，在赶路，在察访民情，在调查研究，在思索山里人脱贫致富的门路。

年初，这5个贫困县的领导干部曾应邀来报社作客。但青年记者们的贫困县之行，不是通常礼节性回访，而是编委会精心组织的一次旨在锻炼青年记者工作作风的社会调查活动。出发前，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两项任务、三个要求。两项任务很明确：每人写一篇“供省委参阅”的内参稿和一篇“贫困县纪行”的新闻稿。三个要求不寻常：调查时间为20天至一个月；调查地点要选择不通汽车、干部很少去的穷乡僻壤，至少走30里山路；要蹲在一个山村里，住7～10天。一次组织这么多青年记者到贫困山区去调查，又提出这样的任务和要求，这在报社30多年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也是“师出有因”。这些年来，青年记者队伍在扩大，给报社带来了生气和活力。但有些青年记者在采访中满足于摘录工作简报、会议材料；有的把采访对象叫到招待所、宾馆谈话；有的只找干部谈情况，不到群众中去听反映；不少人只跑先进的、交通方便的地方，不到后进的、交通不便的地方去采访。青年记者们采访作风不深入、不艰苦的状况，使总编辑郑梦熊深为忧虑。他常用报社老记者们的成长过程去启发他们，一再讲：当记者要自觉地“沉下去”，有意识地“自找苦吃”，这是记者的基本功，也是成为名记者的必由之路。经他提议，编委会决定组织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社会调查活动。

11月底，这9名青年记者带一身泥土气息，风尘仆仆回到报社。一篇篇报道山区商品经济初兴的“贫困县纪行”，陆续出现在报纸版面上。一份份难得的内参稿送到省委，其中反映了这些贫困县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也记录了记者们的真情实感———

来自磐安县仁川乡下石岗村的报告说：农民人均口粮300斤，其中50%是玉米、番薯。记者说：“我们的心感到一阵阵痛楚。”

来自永嘉县潘坑乡的报告说：全乡90%的小学办在破烂的祠堂里，乡中学的37名住校女生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斗室里。记者吁请领导关注山区教育事业，“尽快改善住校学生的住宿、卫生条件。”

来自泰顺老区夏卢乡的报告说： 1984年这个乡人均收入仅37元，口粮309斤。群众反映：“共产党打游击时看重我们，现在不管我们了，36年了，我们经济上还没有解放。”记者写道：“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很难过。”

来自文成县东头乡的报告说：这里有一种奇特的婚姻现象———典妻，卖女现象也很普遍。记者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封建包办，而是穷困所迫。”报告中引证一位退伍军人的自述：“我并不想包办女儿的婚事，可爱人生病没钱医……只好这样做。”

来自景宁县郑坑乡的报告说：这里的“年报”有虚假成分，抽样统计是“取高弃低”，未出栏的隔年猪两年连算两笔账。记者说：“统计浮夸是上面（县、乡）叫出来的。”

在12月23日的汇报会上，青年记者们谈到那几天行路、食宿的种种情景，都视为自己新闻生涯的不寻常的一页。难忘那几夜：住在农民家的破屋子里冻得整夜睡不着，一被子跳蚤，数也数不清。难忘那几天：走进贫苦农民家，主人盛情留吃饭，端上来的是一盘腌山蕨草和橡子面。进村头两天，挨家挨户走访，第三天就有群众主动来反映情况，诉衷肠的竟接连不断，有的滔滔不绝，有的眼泪汪汪。他们把记者叫做“同志人”，那是当年老根据地群众对共产党干部的亲热称呼啊！上山时，对报社领导要求在村里至少住7天不理解，下山时完全理解了：两三天了解不到多少真情实况，要听到群众心底里的话，非住六七天不可。

如今，坐在这窗明几净的报社会议室里，耳畔还回响着山区群众的肺腑之言。万刚思索记者的真正价值这个问题。他说：“党报记者的价值，就体现在他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之中；没有这种联系，是当不成记者的。”过自幸的感触也很深，他说：“过去常常为自己写的稿子有观无感、有事无情而苦恼，现在认识到是没有深入下去的缘故，把自己同群众的关系仅仅看成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

总编辑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说：“记者同采访对象的关系，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你同人家接触，不能光是想着从他那里挖材料、掏情况，这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你是为他们办事的，是‘自己人’。这样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才会把情况告诉你。”他赞扬青年记者们在调查期间为群众办了实事。当有记者说到今后还想到那里去看看时，郑梦熊欣喜地说：“这就是建立了感情！允许你们每年去一次。”

一年后的一天，迟全华又到磐安县，再登下石岗。他心头特别记挂的，是村里那四孤儿一家子。18岁的小青年曹正传，父母全都去世了，他背着一身债，拖着三个弟妹，苦度光阴。四兄妹盖的是一条破被子，吃的是一日三餐杂粮。一年前，他向县里汇报情况，县长听他讲到这四孤儿的境况时坐不住了，急忙把县民政局长叫来，第二天就亲自上山慰问这孤儿之家。一年来，这四孤儿的境况改善了吗？

一见面，曹正传拉着这位记者朋友的手，使劲地摇呀摇，激动得一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慢慢地，他告诉记者，县府、省府的领导同志先后来看过他，县医药公司资助他种药材，县民政局破例招收他的弟弟到杭州一家工厂去工作。他家情况登报后，杭、嘉、丽、台、湖等地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国外友好人士给他寄钱来。他拿出一叠信给迟全华看，指着一封信说：“这位青田人，一年两次给小弟弟寄学费来……”啊，这一家境况变了，正传一年前的愁容消失了，小妹、小弟的脸上也都有了笑容。

“我下山了，正传还是那样，拉着我的手臂直摇，对我说明年要种多少药材，要收多少粮食……”迟全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握起那双粗糙的、与年龄不相称的大手……不用再说什么了，留待明年我看你时，我们再围着那冬夜的火炉，细细地说说你们充满希望的今天和明天……”

一个记者，每天握在自己手中的是笔杆子，倘若每年都能握到那些“粗糙的大手”，是要有勇气，要有真情实感的。记者的情感是什么呢？迟全华已经悟出来了：“是社会责任感……”

（刊于《浙江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