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创造的联络无间断时代

8.3　手机创造的联络无间断时代

那么，手机的使用又给人类的社会关系资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领域的实证性研究几乎为空白状态。但是正如之前我们介绍过，手机多用于好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根据这个实际使用状况，不少研究者认为由手机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往往局限在狭小的熟人圈内，而与来自不同交际圈的他人（又称“异质性他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和互惠性则具有相当的难度。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正高信男通过以日本女高中生为实验对象进行的研究发现，与互不相识的第三者一起完成游戏任务时，平日使用手机的这一部分女高中生相对于平时不使用手机的女高中生，出现出卖队友行为的人数比率更高^[26]。因此这个实验的结果，经常被当做证据用以说明手机的使用可能造成用户对他人的信任度降低。但是，在这个实验里，不仅存在实验对象的选择不够科学以及参加实验人数过少的问题，而且在因果关系的方向性上尚存疑点。例如单纯从实验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原本很难与他人构建信任关系的人群更热衷于使用手机这一可能性，因此不能断言是手机破坏了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对此，辻大介针对更加广泛的人群进行了验证研究^[27]。他在2001年调查了对象人群的手机使用频率，并在两年以后测定同一人群对他人的信任度是否出现下降趋势，利用时间差克服了因果关系方向不明的问题，以此验证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最终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在手机使用和对他人的信任度这两者之间显示出任何关联，因此上述正高的实验结果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关于手机使用与互惠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尚未得到科学的证明，但是有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使用对于扩大交友圈只能起到一部分局限性的作用。例如桥元研究小组于2002年实施的全国调查其结果显示，有23%的日本国民在使用手机以后“开始结识到更多的朋友”，但是两年后追踪调查的结果却未能证实发送手机信息能够起到增加朋友人数的作用^[28]。宫田等人的调查也证明发送手机信息的次数与朋友圈的范围大小没有关联，但是可以促进朋友圈的多样性^[29]。此外，辻大介对日本东京地区16～17岁人群的调查、也未能用统计学的方法证明手机通话和发送信息的频率与朋友人数之间存在有意的关联性，表8.3.1为对该调查数据进行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的详细结果^[30]。

表8.3.1　手机通话和信息发送频率与朋友关系之间的关联性

注: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后的β系数（显著性系数:^＊＊＊p＜0.01，^＊＊p＜0.1，^＊p＜0.5）

从表8.3.1的结果可以看到，选择使用手机的通话功能还是发送手机信息，体现了该手机用户对不同类型朋友关系的期待。其中，从统计学观点来看，与手机通话频率之间存在有意关联性的是“希望改变现有的关系状态”这个项目。由此发现，在必要的时候愿意积极与他人交往的用户，更加频繁地使用手机和朋友通话。也就是说，手机的通话功能其实是充当着“遥控”的角色，来回切换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可选关系”。

另一方面，与手机信息的发送频率紧密相关的是希望表达的亲密度，即希望与朋友之间保持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的用户，往往选择发送手机信息。发送手机信息所要承受的心理负担要远远低于手机通话，因此在传达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表达心情的时候，与用手机直接通话相比，更多人愿意选择发送手机信息^[31]。在本章第1节中提到的传呼机带来的自我满足型交流，如今由手机信息继续承担起这份任务，在确认双方亲密关系的同时也将这种关系维系下去。

“可选关系”

目前，世间普遍认为当今社会人际关系淡薄，尤其是年轻人之间，但是根据政府以及各大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并没有确凿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对此，日本学者松田美佐认为，与笼统的“人情淡薄论”相比，人们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对朋友关系作出选择，从这个角度着手研究更为妥帖。除本章中介绍的调查案例以外，也有其他不少研究证明手机使用与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朋友关系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性，甚至有调查结果显示这种“可选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的世界里。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年轻人当中，即使同为身边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与和家人相比、手机在和朋友的交往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例如上述辻大介的调查中，有48%的人回答通过使用手机加强了与朋友之间的联系，但是当联系对象变成母亲（父亲）时回答率下降到12%（5%）。小林哲生等人的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在15～39岁的人群中间，有94%的人认为手机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只有67%的人选择在与家人的联系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32]。

当然，上述结论只适用于日本国内，海外其他国家的情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小林等人在调查报告中介绍，在手机普及率超过日本的手机先进国芬兰，对于同样的问题，即有关手机的使用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的作用，选择朋友与选择家人的用户同样高达90%。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手机的使用状况以及产生的影响也将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存在于各个家庭之间，中村功根据采访调查的结果发现，手机使用将使家庭成员的联系更加紧密还是更加疏远，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家庭原先家庭关系的左右^[33]。

小林哲生等人通过国际间的比较还发现了有趣的一点，那就是与芬兰国民相比，日本国民的手机通话频率没有显示出太大差距，但是手机信息的发送频率却远远高出对方。这种倾向在日本年轻人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有99%的15～19岁人群和92%的20～24岁人群表示每天发送手机信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日本年轻人来说，通过发送手机信息制造的无间断联络，无疑是维系人际关系、尤其是朋友关系的至关重要的手段。

中村通过对日本东京和爱媛县松山地区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经常使用手机发送信息的人群中，感到孤独的人群比例越低。但是在发送手机信息这一行为的背后，其实潜藏着更多容易演变为孤独感的不安情绪，例如发送手机信息频率越高的人，更容易感到“无法一个人吃晚饭”、“想与他人一直保持联络状态”、“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以及“害怕被他人排斥”，等等。桥元研究小组在2004年的全国调查中对年轻人的分析结果也得出了与上述一致的结论，并且证明，手机通话和PC邮件的使用与上述这些不安情绪之间几乎不存在关联。

当接收不到新的手机信息时，用户的这种潜藏的不安情绪就会爆发出来。根据小林等人在日本的调查结果，有大约44%的人表示会在接收不到新信息时感到不安，其中有7%的人群甚至表示总是伴随着这样的不安情绪，并且这种倾向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这种不安情绪强烈的人群，即使没有手机铃声提示收到新信息也会自己主动频繁确认，就像尼古丁中毒的人总是不自觉地把手伸向香烟一样，这种行为已经相当接近“手机依存症”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遗憾的是在芬兰进行的比较调查中没有涉及这个方面的数据，但是林和伊特利两人在采访挪威的年轻人时听到下述的想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我希望一直和大家保持联络，所以即使是洗澡的时候，如果收到新信息那当然是要看的。如果我发出信息后不能立刻收到回信，那就太悲惨了。”从这样的发言里可以看到，即使在程度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全世界的年轻人具有这种特点几乎是共通的^[34]。

重视发展更加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2004年的“日本人的意识调查”里，询问了日本国民有关生活目标的问题，在给出的4个选项中，选择“与身边亲近的人安稳度过每一天”这一选项的人数，从1973年的31%到2003年的41%，出现了最大增长，目前相较其他3个选项位居第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手机带来的无间断联络为人们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同时在“间断”的缝隙里也埋藏下了对孤独的恐惧。

如今，无论是手机还是网络，作为信息媒体的同时，更是上升到了“关系媒体”的层面。今后在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中，关于信息技术与人际关系，还有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需要提高重视，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内容。

图8.3.1

最后给读者留一道思考题。在本章第1节里我们介绍过，PC邮件和手机信息的发送对象往往存在差异。现在给出这样一个案例，假设你与A、B和C这三个人相识，并且经常联络，那么在你们四个人之间的关系网如图8.3.1所示存在两种情况，（i）A、B和C三人也分别相识；（ii）A、B、C三人互不相识，且没有任何交往。在这样的两种关系网络里，PC邮件和手机信息将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做一个调查。

【注释】

[1]译者注:“Mobage梦宝谷”是由日本DeNA株式会社运营的、面向手机用户的门户网站兼网络社区。2006年2月“梦宝谷社区”一经推出市场，在短短6个月内吸引了超过100万的用户，现在该公司的服务涉及PC和手机两个领域。参考http://mbga.jp/（日语），http://www.denachina.com/index.html（中文）。

[2]译者注:又称电子公告板，Bulletin Board System，简称BBS。

[3]译者注:血缘指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地域缘指因地理位置相近而结识的朋友。

[4]参照本书第5章。

[5]吉见俊哉、若林幹夫、水越伸，《作为媒体的电话》，弘文堂，1992。

[6]参照本书第1章。

[7]译者注:日本杂志，主要内容为个人买卖、交友信息和艺人访谈等，发行期间为1995年11月至2000年6月。

[8]参照本书第1章1.3节。

[9]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参照本书第10章。

[10]桥元良明、石井健一、木村忠正、辻大介、金相美，《有关网络悖论的验证》，出自《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调查研究纪要》18号，2002。

[11]Granovetter，M.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1973.
池田谦一、小林哲郎、志村诚、吴国怡，《网络社会与日常世界》，诚信书房，2005。

[12]Kraut，R.，Patterson，M.，Lundmark，V.，Kiesler，S.，Mukopadhyay，T.and Scherlis，W.，Internet Paradox，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3－no.9，1998.

[13]Kraut，R.，Kiesler，S.，Boneva，B.，Cummings，J.，Helgeson，V.and Crawford，A.Internet Paradox Revisited，Journal of Social Issue，vol.58－no.1，2002.

[14]参照本书第10章。

[15]译者注: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即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基金会支持文化、教育、环境、健康、公共政策和宗教等7项事业的发展。

[16]Howard，P.E.N.，Rainie，L.and Jones，S.，Days and Nights on the Internet，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5－no.3，2001.

[17]桥元良明、石井健一、木村忠正、辻大介、金相美，《有关因特网使用影响的追踪调查》，出自《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调查研究纪要》21号，2002。

[18]Putnam，R.，Bowling Alone，Simon ＆Schuster，2000.

[19]但是帕特南将电视推为罪魁祸首的理论也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反对，参考辻大介《社会关系资本与情报行动》，出自东京大学大学院情报学环编《日本人的情报行动2005》，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Horrigan，J.，Garret，K.and Resnick，P.，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ebate，http://www.pewinternet.org/pdfs/PIP＿Political＿Info＿Report.pdf，2004.

[21]Norris，P.，Social Capital and ICTs，presentation paper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Social Capital for Economic Revival，2003.

[22]Uslaner，E.M.，Trust，Civic Engagement，and the Internet，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21，2004.

[23]同样参考辻大介（2006）。

[24]宫田加久子，《联系情感的媒体》，NTT出版，2005。

[25]池田谦一、小林哲郎、志村诚、吴国怡，《网络社会与日常世界》，诚信书房，2005。

[26]正高信男，《使用手机的猴子》，中公新书，2003。

[27]辻大介，《手机交流与公·私的变化》，出自《放送媒体研究》3号，2005。

[28]同样参照桥元良明等（2002、2004）。

[29]宫田加久子，J.Boase，B.Wellman，池田谦一，《移动化的日本人》，出自松田美佐、岡部大介、伊藤瑞子编《手机的某些风景》，北大路书房，2006。

[30]辻大介，《有关年轻人的朋友、家人关系与交流活动的调查研究概要报告书》，出自《关西大学社会学部纪要》34卷3号，2003。

[31]中村功，《手机信息的交流内容与年轻人的孤独恐怖》，出自桥元良明编《讲座社会言语科学2 媒体》，HIT UZI书房，2005。

[32]小林哲生、天野成昭、正高信男，《移动信息社会的现状与将来》，NTT出版，2007。

[33]中村功，《手机与人际关系网络的变化》，出自川上善郎编《情报行动的社会心理学》，北大路书房，2001。

[34]Ling，R.and Yttri，B.，Hyper－coordination via mobile phones in Norway，in J.E.Katz ＆M.Aakhus eds，Perpetual Conta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