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与报纸业务改革

第三节　民报与报纸业务改革

一、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的应用

诚如上述，新文化运动之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白话文报刊，但当时的白话文报刊在社会上还未形成很大影响，也未引起社会的重视。白话文被封建士大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办白话报也受到轻视。《新青年》创办前，整个社会的报刊、教科书、应用文，可以说整个文化界还几乎全部盛行使用文言文写作。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掀起文学革命运动后才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新青年》最先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身体力行，逐渐把自己改成了全部用白话文的刊物。《新青年》为白话文在新闻领域的推广打开了通道，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在它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一些全用文言文的大报，如《国民公报》、《晨报》、《东方杂志》等也开始部分采用白话文。

随着白话文的广泛采用，文章结构形式也作了重大改革。过去报刊上文章不分段，也无标点，只在句读处加圈，或者用空一格的办法表示句读，看起来很不方便。随着白话文的采用，也由《新青年》等刊物带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新式标点符号，为许多报刊所采用。《新青年》从第4卷起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第7卷第1号公布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公布了供统一使用的标点符号共计13种，此后报界相继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的广泛使用，使报刊宣传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二、副刊改革

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期刊首建奇功，但报纸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配合期刊宣传新文化运动最为得力者是报纸的副刊。新文化运用促使以往或刊登黄色文字，或是鸳鸯蝴蝶派重要基地的副刊进行革新，改变了副刊的庸俗面貌和低级趣味性质，成为介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并出现了颇有影响的所谓“四大副刊”：

(1)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学灯》副刊创刊于1918年3月4日，是副刊改革中最早的一个，它完全抛弃了消闲的内容，而把几乎全部版面用来介绍西方新文化新思想，在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方面很有影响。

(2)北京《晨报》的副刊《晨报副镌》。1919年2月7日，《晨报》宣布将副刊版(第七版)改版，刊名《晨报副镌》，由孙伏园主编。该刊注重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新文艺，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提倡新文学、发展新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在国民党报刊史上，上海《民国日报》是继《民立报》之后的又一种影响较大的报纸，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英士)在1916年1月22日创办的。1919年6月16日起，《民国日报》出版宣传新思潮的副刊《觉悟》，由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各种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一家副刊。

(4)北京《京报》的副刊《京报副刊》。《京报》是1918年10月5日由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创办的，该报副刊于1924年12月5日创刊，是《京报》十多种副刊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孙伏园主编。该刊积极支持群众爱国运动，抨击军阀专制政策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同时提倡进步文化，批判封建复古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该副刊于1926年4月24日随着《京报》被封以及邵飘萍被害而停刊，共出477期。

在四大副刊的影响下，各地报纸副刊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园地，同时也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编辑副刊经验，在新闻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三、报刊文体创新

除了白话文的使用和副刊改革之外，这一时期报刊文体的创新也是报刊业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政论文的创新。报刊重视政论，是我国报业的传统，但是在袁世凯当政之后，却一度中断。《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后，报纸政论传统得到恢复，政论重新受到重视并有新的发展。各家报刊广泛采用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多种形式发表论说，打破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报刊政论的战斗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并出现了一些如“述评”这样新的报刊政论文体。

其次是新闻通讯的改革。民国之后，黄远生使通讯这种新闻文体在名称和写法上得到了固定，但由于“远生通讯”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文中出现大段大段的时事分析。“五四”时期，为了及时报道爱国群众运动，出现了一种“小通讯”。这种“小通讯”的基本特点是既尊重新闻性，又适当地运用某些文学手法。

最后是“报刊杂文”的产生。这种文体是将文学的手法与新闻评论的内容结合起来，是文艺与言论相结合的一种体裁，又叫“文艺性的评论”，当时常以“随感录”名称出现于各种报刊上，它以凝练犀利的文字，对现实生活中的病态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做到艺术性与思想性、战斗性的结合。它取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短小、活泼、犀利、隽永等特点，以批评时事、世事为主题，为时人所关注。杂文问世后，就成为报刊上一种常见的、独立的文体。

此外，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其他新闻体裁也有新发展。从总体上来说，“五四”时期是我国报刊新闻体裁发展繁荣的时期。

总之，于民报史而言，“五四”时期是一个应该大书特书的大时代。这一个时代是以“新闻专业主义兴起”和“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成为办报主体”为标志的，揭开了民报史的新篇章。

【注释】

[1]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9页。

[2]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3]参见李彬、涂鸣华《百年中国新闻人》，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4]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页。

[5]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6]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见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7]原载1929年4月24日《京报特刊》，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4页。

[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3页。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

[10]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11]原载1929年4月24日《京报特刊》，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4页。

[12]《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京报》，1924年6月25日。

[13]方汉奇：《纪念邵飘萍——在邵飘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http:// www.fanghanqi.com/Article.asp？id=23。

[1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7页。

[15]方汉奇、林溪声：《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报界先驱》，《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9期。

[16]方汉奇、林溪声：《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报界先驱》，《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9期。

[17]《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18]胡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19]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0]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5月。

[2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