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基本性质

第四节　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基本性质

中国新闻传播业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这是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特色。

一、基本性质与特点

中国的新闻传播媒体除少数由各民主党派所办的报纸外，绝大多数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媒体的基本性质: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基本特性决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媒体的宗旨、格局、宏观管理模式和运行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体系。

(1)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最高宗旨: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群众，促进现代化建设。

(2)自觉地接受共产党领导，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

(3)新闻传播媒体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工作路线。新闻传播媒介要努力宣传党、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满足群众的需要;同时，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支持新闻传播媒介。

(4)新闻传播业是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品种、多层次媒介并存的格局。党报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传播信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5)新闻传播业属于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开承认的私营的新闻传播媒介和集体股份制的新闻传播媒介。

(6)新闻传播业基本上实行“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运作方式;在宣传报道上严格按党性原则进行;而在经营上，各新闻传播媒介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

党的新闻传播业的基本性质早在党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正式出版时就确定下来了。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目前新闻体制的理论基础和雏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实践，尤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基本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体系。

二、新闻传播业的党性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说，党性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一切有关政治问题和政治事件所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无产阶级坚持党性原则，并公开申明党性原则，因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就有了“坚持党性原则”的说法。尤其是党报，更是如此。

最早提出党性原则并对之作了具体完整表述的是列宁。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办报实践中已经提出了诸如“党报必须遵循党的纲领和党的策略原则”、“正确处理党报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开展党内批评是党报的任务”、“党报必须旗帜鲜明”等一些无产阶级党报的基本原则。列宁继承了马、恩的思想，并根据现实情况，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一著名文献中明确阐述了党报党性原则，即“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出版物应受到党的监督”、“党的出版物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8]

三、新闻传播业的社会性

如果说党性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的鲜明特征，那么社会性无疑是新闻传播业在各个社会环境中都具有的共性特征。新闻传播业面向整个社会和所有受众，与社会有紧密的联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不同的新闻传播媒介虽然有不同的服务目标和社会目标，但报纸一经出版，广播、电视节目一经播出，任何人只要具有购买能力和阅读、视听能力，就可以接受新闻信息，或拒绝接受新闻信息。

新闻传播业传播的内容也具有社会性。新闻传播业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受众，受众的多层次决定了受众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新闻传播内容必须丰富多彩，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大事到琐事趣闻，都可成为新闻传播的内容。

新闻传播业从业人员的活动也具有社会性。记者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记者必须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收集信息、传播信息。

目前，我国对新闻传播业的社会性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新闻传播屡屡陷于被动。传播是社会关系的结果，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它之所以产生并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需要”。事实证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们需要传播新闻的必然性。

学者介绍

童兵，男，1942年11月26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和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0年被聘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11月被母校复旦大学引进。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国家教委表彰为“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次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成果

撰写出版教材专著21部，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比较新闻传播学》、《新闻理论》、《中西新闻比较论纲》、《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等;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九五”课题《中西新闻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现正主持国家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与操作机制研究》、复旦大学课题《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

主要观点

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认为我国的新闻业具有人民属性，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新闻业人民属性的认知历程: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自觉的回归，经济振兴和经济对新闻传播业的推动。

思考题:

1.认识新闻传播媒介的两种含义。

2.我国新闻传播媒介双重属性的实质和外在形式。

3.新闻界对“双重属性”这一问题达成共识的意义?

4.如何理解报纸、广播电视节目的商品性?

5.认识媒介产品商品性的意义。

6.理解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基本性质。

案例分析

中国责任论的实质是什么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　张勇

时下有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畅销书，作者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和重大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丁·贾克。书中依循“中国威胁论”，向世人提醒，中国的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含义与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相反，当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恢复以后，中国文化的辐射力量将再度展开，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称霸两百多年的“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主义”，恐将因中国的“文明崛起”受到严厉挑战。今年三月美国《新闻周刊》以这本书为话题发了一篇专稿，标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不过寄居其中》。这篇报道列举了一系列的最新发展，说明中国正在改写全球的贸易、能源、货币、气候与信息的游戏规则。

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被人们忽视，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客观地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捧杀”和“棒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部分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所谓责任，就是要各尽其责。从中国经济来看，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内涵。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这种贡献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发展好了，就等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这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的探索，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社会实践，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进步，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一种新的选择。第三，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沉着应对、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调控水平，实现保障民生。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中国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热土。

从全球治理来说，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外延。即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必须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经济总量、资源总量、消费总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被13亿人口基数一除，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93%，日本的9.25%。在农村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城镇有2000多万人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每年还有2400多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近650万人之多，几年下来仅需要安排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就要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列的“中国责任”清单中，一方面许多诉求已明显超越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很轻松地忘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正如美联储前高官维森特·莱恩哈所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这是一种典型的“瓦漏怪椽子稀”的做法。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国际新秩序。事实上，中国对待善意的中国责任论，一直坚持和践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理念。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的“国际责任”，中国积极承担。例如，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减免非洲债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参与维和、反恐等。但是，中国责任决不是一种被强加、依附于别国的所谓责任。中国的责任明确而清晰:共担责任、责任均衡。它既是维护和保障中国核心经济安全和核心利益的责任，又是推动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责任。这种均衡责任观是中国智慧下的一种和谐，一种天道。绝不是佐利克先生曾在2005年大谈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所必须肩负的那种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战略责任”、“外交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和“政治责任”，其实质是期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节奏纳入其主导的战车，为其全球的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

链接

中国责任论的由来

2005年9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正式提出中国责任论。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责任。此后“中国威胁论”演进为“中国责任论”，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新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后，部分西方媒体、学者和政府，不切实际地、不合理地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其实质是期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节奏纳入其主导的战车，为其全球的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

——《光明日报》2010年9月2日

分析:结合前面所讲内容以及你自己课下所学，运用发散思维方式，谈谈这篇评论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对世界说真话，说想说的话

“中国融入世界!”

上周六，在“中国舆论与世界变迁:《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十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绝大多数中国最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选择了这个答案，用来概括过去10年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最大成就。

10年前的7月23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创刊。那是中国人普遍困惑的时刻。之前的两个多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到了北约的野蛮轰炸。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的关系处在悬念重重的十字路口。

“走出去改造，还是站出来对抗?”是第一期“论坛”版“编者按”中针对当时中国与世界关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在当期刊登的文章《中国外交要面对现实》中，作者阎学通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战争和霸权将会长期存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中国不可能置身于这个国际体系之外。”

10年后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融洽度，是当年很少有人能充分预见的。中国人没有孤立于国际体系，而是一边规避与美国霸权的正面冲突，一边不断加强自己参与改造和建立国际规则的能力。

尽管如此，这依然可以称之为中国与外部磕磕碰碰、爱恨都“欲罢难休”的10年。有无数因素引诱中国与世界对抗，中国的迅速成长带来了大国位序的敏感变化，尤其令很多人不适和不安。这10年，西方对于中国的猜疑是全方位的，从国家政策的善意度，到网络黑客的真实身份，大量中国人听上去目瞪口呆的质疑和批判从境外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

对于西方来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在人们不经意间突然出现的巨人。世界看到这个巨人的微笑，也看到他身上越来越结实的肌肉。无论中国如何谦卑，他都被怀疑或者被故意说成不怀好意，笑里藏刀。

由此看，中国如何向世界表达崛起的善意，劝说世界一起参与并分享中国崛起的过程，将长期考验着中外的耐心。

要说清和看清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对与错、正与反、方与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中国学者袁鹏的话说，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中国继续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判断，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崩溃。2002年，中共首次实现了全面、整体、和平的领导层权力交接，美国得出结论，中国政治不可能崩溃。2008年后，美国开始信服，中国的社会不会崩溃。

可见，中国讲述自己与世界判读中国，既像是一件事，又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要想让中国在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感受中成为大体一致的存在，需要大量事实的堆积。

10年来，中国民间力量与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一起崛起，民间舆论介入中国外交的进程，令世界感到惊讶。民间声音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必像官方声音那样瞻前顾后，反倒可以直抒胸臆。它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丰富度，也让世界看中国找到了更具原生态的观察点。

10年来，一些压抑了许久的真话在“国际论坛”版上流淌出来。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民的愿望以从未有过的坦率和透明公开在世人面前。1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在寻找阵地，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无论在时间长度还是在内容宽度上都保持了难得的纪录。这10年，环球时报本身也被评说，我们受到大量鼓励，也受到过批评和质疑。对这一切我们一直都在倾听，因为我们的真诚愿望是，未来10年，我们要把《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办得更好。

——摘自《环球时报》2009年7月24日《中国舆论与世界变迁》专刊

《环球时报》在2009年《中国舆论与世界变迁》的专刊中提出并探讨一系列关于国家发展、国家力量、国家形象等与新闻传播关系的问题。请同学们查阅相关资料并思考:

1.我国的新闻媒介定位对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2.如何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提升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认可?

【注释】

[1]［美］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4]［加］文森特·莫斯可:《传媒政治经济学》，胡正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5]邵培仁:《媒介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6]喻国明:《中国传媒市场化趋势》，《经济世界》，2003年第6期，第54页。

[7]喻国明:《拐点中的传媒抉择》，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04页。

[8]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载《新闻工作文献汇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