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群体因素相关的理论

人际传播的发生往往受到一定的群体因素的影响，即使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也会受到其他人看法、观点的影响，或者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考察人际传播的时候就要考察多种因素，以避免过分孤立地看待传播状况。我们选取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介绍：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J．G．塔尔德提出“群体模仿”的概念，在1890年出版的《模仿的法则》一书中指出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而“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这一理论充分指出了人际传播对于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模仿分为无意模仿和有意模仿，前者是个人在不自觉状态下对他人行为的反射性效仿，而后者则是基于一定的动机或目的的自觉效仿。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学习，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模仿或有意识的模仿。

在集合行为特别是高度密集的人群中的模仿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模仿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地、条件反射性的模仿。因为人们在面临突然或灾难性事件时，用常规方法很难应付局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模仿周围人的行为，由此模仿行为产生。心理学认为，模仿与人的安全本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中，每个人都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把它作为最有效的安全选择。但是，这种失去理性的相互模仿所带来的结果又可能是最不安全的。

在其他类型的集合行为中，这种非理性模仿的发生则是基于一些其他的原理，其一就是“匿名性原理”。研究人员在对一些街头破坏性骚乱中的越轨者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劣迹斑斑的坏人，相反很多人平时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因为在集合行为中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信息，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情况中，这样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社会责任感和约束力，作出了种种本能冲动的行为。

和模仿行为的“本能论”相对立的是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这一观点最初以米勒和多拉德为代表，他们以“强化理论”来说明人类模仿行为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后，学者班杜拉结合人类的认知过程来研究人类的模仿行为，认为和人类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模仿不是先天的、本能性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的。他发现，先前理论的许多确实之处在于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亦即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据于此，班杜拉对攻击行为、性别角色差异、亲社会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模仿领域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学者理查德·韦斯特和林恩·H．特纳对“群体思维”的定义是：“在群体成员想保持一致的愿望超过了评估所有可能的行动计划的动机时所采取的谨慎的思维方式。”⁽¹²⁾

群体思维的概念最初是由欧文·贾尼斯在1972年出版的《群体思维的牺牲品》（Victims of Groupthink）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当群体面临共同的目标时，大家就会服从于群体压力。这是他最初研究政府外交行为中发现的。

贾尼斯认为导致群体思维有三种因素：一是决策群体的凝聚力，凝聚力越高，就会形成越大的服从压力，让个体的观点趋于与群体一致；二是群体所在的环境具备特定的结构，其中群体受外界影响越小，就越容易形成一致，而如果决策的机制和程序不合理，就更容易使人们趋于达成一致的不合理的一致结论；三是由群体内、外所产生的压力，压力越大个体就越容易屈从于群体的结论。⁽¹³⁾

群体思维可能表现为多种症状，贾尼斯总结了其中几种，其中包括：寻求一致（而非坚持自己观点）；对群体评估过高，可能会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是完全正确的、道德完全崇高的，或出现不可战胜的幻觉；思考方式趋于封闭，群体外界的影响被选择性忽视；寻求一致的压力，认为大家都同意集体的观点，而以此为基础来审视、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

对于如何避免群体思维，学者哈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对群体进行监督和制约；鼓励成员提出反对意见；容忍反对的声音；在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之间寻找平衡。

从“群体思维”理论和“社会模仿”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几个或者更多的群体中，我们的人际传播极易受到群体的影响。尤其在网络时代，由于海量信息迅速传播，并且网络“去中心化”给每个人相对平等的发言机会，人们对公共话题有了更高的参与度，能够更好地行使公民权。有人称2008年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因为这一年的汶川地震中NGO、普通公民参与到救灾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社会公众也积极关注并参与相关的活动。而在之后诸如强制拆迁、郭美美事件、小悦悦事件等诸多公共议题中，公民有了更广泛积极的关注。但是在更积极参与的同时，由于我国网络环境还不够理性，往往导致“群体极化”的发生。群体极化指的是在群体中最终形成的意见往往趋于一致和极端，因而当最终的结论是不合理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药家鑫案就是其中一例，药家鑫显然受到了某些不公正的评论。所以由于社会模仿的存在，可以形成人人遵守的合理社会规范，但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在人际传播中应当保持独立的理性和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