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何以这么热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题为“游戏规则”的文章。该文指出：官场小说在中国深受读者热捧。文章的由头是中国当红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系列。这部以“当官是一门技术活”为副题的官场系列小说作者黄晓阳竟是一位毫无官场一线经验的“门外汉”。有趣的是：黄晓阳在“围城”之外的官场想象，居然赢得了那么多官场粉丝，甚至有许多高官追捧这部小说，将其视为做官“宝典”。有官员读者说，小说触动了权力学规则，作者把长期以来摆在桌子底下的一些东西，拿到桌面上来了。作者黄晓阳自己也说，几千年来，中国都把这个权力学规则藏在桌子底下，秘不示人，而他则把它摆到桌面上来了。这部当红官场小说，之所以受到空前热捧，倒不是因其皮相的真实，而是揭示了官场的技术“哲学”。

其实，官场小说在当下中国一直都是“显学”。官场是一座小说富矿，吸引了许多写手到此淘金，涌现了一大批眼花缭乱的官场小说，诸如《国画》、《人间正道》、《国家公诉》、《至高利益》、《国家干部》、《抉择》、《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驻京办主任》、《秘书长》、《组织部长》、《红色关系》、《挂职干部》、《首长秘书》、《后备干部》等等。官场小说的“非理性繁荣”说明了什么？除了因市场力量拉动读者市场亢奋的需求之外，恐怕还与中国社会某些内在的结构性东西相关联。

官场小说热销说明：权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资源。权力结构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结构。权力的密码大概是中国社会最为隐秘的文化基因了。众所周知，演习权力的主战场则是官场。官场已然是展示权力“美学”的轴心舞台。在当代中国，权力的内涵和结构、运行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为权力在民主化进程中，受到的光照愈来愈多，权力的发条也被拧愈来愈紧。但是，权力在中国社会作为第一资源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从高烧不退的“国考”热即可得到证明。“国考”报名人数由2001年的32904人，上升到2011年的141万多人，10年间猛增近42倍。一些国家机关某些职位竞争比例高达几千比一。2011年国家能源局某职位竞争比例达到4889比1。人们为什么打破头往官场里挤？这可能是由权力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决定的。人们疯狂的举动背后，其实隐伏着一种坚硬的理性：权力驱动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既然权力是撬动中国社会的第一杠杆，人们都想抓住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自然就催动了权力市场的过度繁荣。

权力不仅造成官场权力“价格”的高企，同时还带来了社会的泛权力化。在官言官，官场的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这不奇怪；奇怪的是，社会也被泛权力化了，权力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规则。社会本来应该成为稀释、抑制官场权力的重要机制。社会力量的良性发育可以制约权力的傲慢与任性。但现实的问题是，权力巨大的传染性和扩张性，造成社会的泛权力化，表现为社会对权力的过度迷恋，从而社会几乎一边倒地奔向权力，权力重心的倾斜诱致中国社会的价值偏至和结构失衡。官场小说的热销，可能也与中国社会这种超重的权力偏好有关。权力对于很多圈外的人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虽不能直接体验，可以通过官场小说获得替代性满足。正因权力的泛社会，造成了社会性的权力迷信。官场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泛权力化社会的接受期待。

中国官场智慧博大精深。这些智慧，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既有可道之道，也有不可道的“非常道”。把握这些，既要有经验垫底，也要有悟性支撑。中国官场的魅力在此，烦恼也在此。如今的官场，有多种规则并行，形成了立体、复杂的规则体系。要在这种复杂的官场规则体系中从容穿行，实属不易。即便是那些泅渡多年的好手，也不能如闲庭信步，做到无惊无险。要想把握好那些错综复杂的官场规则，核心信息是甚为关键的。但官场关于权力运作的核心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那些真正顶用的信息，更是稀缺。近年来，形形色色涉及官场规则的书籍进入市场，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这方面的信息需求。官场小说的出场，也可作如是观。

官场小说的功能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官场小说作为一种权力想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它以虚构的形式对官场进行“在场”想象。权力在现实社会中的超重诱发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想象。官场小说即是为了满足人们这方面的想象。权力在现实社会被看得有多重，官场小说可能就有多热。其次，在官场信息不透明的情境下，官场小说“假亦真来真亦假”的言说，充当了一种信息替代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力信息的功能性缺失。不难发现，从官场小说里搜求官场进阶指南的读者不在少数。既然现实生活中的这方面信息是稀缺的，那就从官场小说中寻寻觅觅吧。这种虚中求实的做法，也是行为主体的实用理性使然。问题是，官场小说不能了然揭示出神秘的权力学规则，更不能昭然破解权力密码。看得出，黄晓阳的《二号首长》比他的许多同行做得出色一些。他把为官的技术揭示得更“哲学”一些，也触摸到了一些中国官场的权力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