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折的牺牲者

第二节　“知青”:社会转折的牺牲者

“知青”即“城市知识青年”的简称，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是特殊社会语境下的产物。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并配发编者按，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重大决定，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知识青年的人生命运。此后，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农村、边疆、草原和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知青”这一特殊社会角色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农村是中国人主要的栖息、生产场所。在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在西方现代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兴起，但是仍然摆脱不了沉重的农耕文明传统。新中国建立之后，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期，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从农业那里抽血，反哺工业，牺牲了农民利益，最后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户籍制的推行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的社会壁垒，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被人为地区隔开来，他们之间的待遇和权利差距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城市人口高速增长，养活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城市里的就业问题就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令政府十分头疼。再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最高领导者出于一种政治理想主义的考虑，担心城市的新一代青年在优裕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没有经历过社会风雨和艰苦生活的磨炼，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蚀，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所以需要把他们放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而广大的农村正是锻炼城市知识青年的理想去处，把在城市中养尊处优的知识青年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既解决了城市就业这个突出的社会难题，也对城市里的知识青年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对于涉世不深的城市青年来说，农村是他们放飞理想的广阔天空，他们心中装满了被革命热情吹胀起来的虚幻理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从积极的角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农村来说，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那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给贫瘠的农村带去了很多现代文明，从而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不过，举国上下的知青上山下乡，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这些知识青年正处于学业、事业成长的黄金时期，他们中的很多人中断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一刀切地走向农村，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会在知识和文化方面形成断档，这也是后来我国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人才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电视剧世界里，知青题材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创作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中，知青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艺术角色，这与80年代的特殊社会语境有一定的关系。大批的城市知青进入农村，长期的生活磨砺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等到他们再进入城市的时候，那些独特的阅历迅速转化为创作资源，喷薄而出，形成极大的创作冲击波，产生了盛况空前的“知青文学”。电视剧对知青的兴趣主要是受到当时文学风气的传染，因而在电视剧中出现了不少知青角色，下面我们就以《蹉跎岁月》等电视剧为例，解读电视剧中的知青形象。

《蹉跎岁月》是根据著名知青作家叶辛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它的播出曾在社会上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敏感地把握到知青这一极具历史特殊性和人文性的题材。《蹉跎岁月》并没有简单地叙述知青在农村怎样地改天换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从历史真实和人物命运出发，将知青的个人身份与其家庭背景结合起来，充分揭示知青这个社会身份背后的意义。知青杜见春是一位干部子弟，在身份社会中，干部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掌握一定的权力资本，高贵的出身成为杜见春骄傲的资本。上山下乡运动打乱了她的人生设计，她突然间被抛到农村的陌生环境中，不过，原先的家庭出生造就了她自信、热情、单纯的性格，加上良好的家庭背景，即便在落后的农村，她仍然属于幸运者。相比之下，柯碧舟就没有杜见春那么幸运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导致他们在农村的际遇也是不同的。柯碧舟的家庭出身寒微，他的性格内敛、自卑、倔强，他在农村也受到他人的歧视。他没有想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社会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但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心地善良、勤劳淳朴的山村姑娘邵玉蓉的热情照顾和无私帮助，这使柯碧舟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邵玉蓉的鼓励支持之下，柯碧舟终于走出人生误区，振作精神，努力奋斗，成为农村里的技术能手。电视剧最终被续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让在城市社会中受尽冷遇的柯碧舟成为农村的有用之才，农民接纳了柯碧舟，农村成为城市“知青”放飞理想的地方。但是，电视剧这一理想主义的结局并没有掩饰住真实的社会不公。现实中，有良好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知青纷纷离开了农村，远走高飞，而出身卑微的知青由于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只能无奈地留在农村。

《蹉跎岁月》反映的是十年动乱期间的知青故事，但主题却带有鲜明的80年代启蒙主义的色彩。如果把柯碧舟放在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他执拗地钻研技术，进行个人奋斗，一定为他那个时代所不容，但在电视剧里，主题和作者的价值取向显然是站在柯碧舟一边的，这恰恰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所赋予的。电视剧《蹉跎岁月》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柯碧舟为代表的城市知青的人生理想在农村播种、生长的过程;另一个内容则是城市知青不愿扎根农村，千方百计逃离农村的真实故事。电视剧集中叙述了前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而把第二个故事隐藏在前一个故事的背后，作为人物命运背后的影子来处理。从电视剧的故事处理上可以发现，《蹉跎岁月》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产物，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

事实上，“知青”在农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当那些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少男少女领教了生活艰辛和人生坎坷之后，他们曾经飘扬在空中的理想旗帜渐渐褪色，他们虚涨的政治热情也骤然冷却，于是，这些城市知青萌生了退意，想方设法回城。其中的幸运者，借助推荐上大学或者招工的方式，实现了回城的梦想，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人，大多数知青只能在艰苦的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终于有了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机会，返城成为这些知青人生转机的主要关口。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就把故事焦点集中在城市知青的“大返城”上，这部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孙周导演的电视剧反映了一代城市青年的蹉跎人生。故事的地点是中国的东北，十年前，40万热血青年怀着单纯的梦想来到北大荒垦荒戍边，十年后，这40万已经不再年轻的知青又纷纷回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城市，他们的身份又发生了一次转变。但他们回到城市是否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呢?城市能够接纳他们吗?当年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目的是想分流城市人口，以缓解城市日益紧张的就业压力，可如今，这些并没有在农村扎根的知青们又飞了回来，城市的就业问题又空前严峻起来。虽然政策上要求给知青以照顾，然而，城市旧病未去，又添新愁，回城的知青成为城市的包袱，这是一个沉痛的现实。

在另一部电视剧《雪城》里，我们看到了返城后知青的真实命运。在这部电视剧的回城知青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幸运儿，如姚玉慧，由于她是市长的千金，在下放北大荒的时候，她就一直受到各种优待，回城后，她仍然衣食无忧，根本不用为前途犯愁。然而，多数知青回城后，就远没有姚玉慧那么幸运了。他们为工作奔波，为生计所累，回城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苦难的终结，而是新一轮苦役的开始。徐淑芳在当年返城的时候曾使了一个伎俩，用恋人王志松“病退”的办法争取到返城名额，但返城后，生活的道路并不平坦，一大堆的烦恼堵着她、折磨着她。工作没有着落，只能够依靠家人拮据地生活，父亲去世以后，她就得生活在继母的眼色之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整日要忍受继母的薄情辱骂，度日如年。后来，她好不容易在煤厂找到一份工作，也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郭立强，生活总算有了点转机。由于继母容不下她，为有个稳定的住所，她被迫与郭立强结婚。就在这时候，她以前的恋人王志松回城了，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徐淑芳不能重新回到前男友的怀抱。在婚礼上，她收到了王志松送来的花圈，这是她和郭立强的婚礼，却是她和王志松旧情的葬礼。另一位知青姚守义回城后，工作没有着落，只好上街卖起糖葫芦。当他得知有家单位招工后，就拼命地备考，结果发现考试仅仅是为安排干部子弟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的希望被无情地戏弄了。知青曲秀娟回城后，结婚生子，生活负荷极为沉重。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她整日为生计奔波，她把孩子托给人家照料，自己去外县打工，依靠打鞋掌来维持生计。《雪城》是一部沉重的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中，大多数的返城知青都被生活的磨盘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当年，他们在农村里千方百计地找机会杀回来，但是城市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生归宿，眼前的现实十分残酷，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为生计而挣扎。虽然他们回到了城市，但是城市并不属于他们，他们成了城市的弃儿。

知青们经过一番打拼之后，渐渐地在城市里安家立业，部分人已融进城市主流，有的仍然在城市底层过活。他们分别融入不同的城市阶层之中，知青身份已经消失，但那段经历对于知青个人来说，是他们人生体验中无法抹去的记忆。哪怕知青回到城市，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得安然无事，很多知青仍然要为自己的知青历史埋单。电视剧《孽债》就叙述了一个被双重生活负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知青故事。剧中的男主人公之一梁曼诚曾是一个在边远地区下放的知青，与多数知青不同的是，他在农村成了家，并生了一个男孩。后来，他回到上海，并组成新家，在城市有了生活归宿。但是回城的他，生活得并不安宁，拮据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更让他烦恼的是，他当年落在农村的孩子来上海寻父了。农村和城市对于梁曼诚而言，是两截被锯开的人生，生活在两者之间，他的灵魂备受煎熬。这个孩子进入了父亲的城市家庭以后，打破了家庭的平静。作为家庭的新成员，孩子在生活和感情上无法与新环境沟通、融合，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正加剧了知青故事的悲剧性。在喧嚣的社会已经淡忘知青的时候，电视剧《孽债》仍然把这个被遗忘的沉重历史捞起来，它告诉人们，知青并没有成为历史，它仍然是我们当下现实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知青的苦难并没有终结，随着当事人的远去，当年的苦难更多地被转移到新一代无辜者的身上，这也许是知青的历史悲剧所在。

还有些电视剧难得地关注当年留守在农村的知青，这些少数的知青扎根在农村，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们从电视剧《山羊坡》中的苗文秀身上可以约略发现一些。与那些幸运的姊妹们比起来，苗文秀是不幸的。这位北京知青没有来得及赶上回城，就变成了农民的妻子，永远留在了贫困的农村，在寂寞、无奈中打发剩余的人生。

总而言之，“知青”这个角色具有鲜明的历史特殊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是为一个特殊时代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一代人，他们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两个世界，饱尝了双倍的痛苦。从电视剧中的知青形象看，我们发现，这些知青形象总体而言是比较单一的，我们没有看到知青们融入城市的艰难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有表现价值的。知青的根在城市里，但知青的归来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农村的经历和他们的青春梦想给予他们的回城生活以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而这些重要内容都没有进入电视剧的视野，这是当代电视剧叙事的一大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