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第三节　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一、新闻职业道德外部建设的缺陷

马克思告诉我们：“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闻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起最后决定性作用的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内在信念。然而，为世界各国采用的制定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建立新闻职业道德评议组织等举措，就其性质而言，均属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建设，即旨在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外在的道德关系，制约新闻从业人员的外部表现行为，并未深入到新闻从业人员的内在道德信念的层次。特别是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无论规定得多么详尽与完整，均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无力为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提供明白无误的答案。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这些词不达意的条文规定，而这些理解多半曲解了原意，甚至与原意大相径庭。因此，“社会责任论”问世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虽然已广为世人所认识与承认，但是其实际效果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新闻自由观念强烈的美国很不理想。许多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有些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于是乎，新闻职业道德的内部建设也悄然出现，在各国中数美国起步最早，举措最多。

二、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

在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的具体措施，一是开展“新闻评论”运动，通过形成一个有利于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社会舆论环境，以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内在道德信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代》杂志开辟了取名《报界》的专栏，专门发表检讨新闻媒介及其活动的文章。40年代后，《纽约客》杂志也步《时代》的后尘，在该刊的显著位置开辟利布林主撰的专栏，发表针砭报界流弊的文章。此外，《新闻周刊》、《星期六评论》等杂志也曾发表过一些批评新闻媒介的文章。但是，这些对新闻媒介的批评之声极其微弱，根本形成不了一个有利的舆论。“社会责任论”问世后，情况大为改观，新闻界内外赞成以各种方式批评新闻媒介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新闻媒介及其活动的批评文章日益增多，至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声威俱壮的“新闻评论”运动。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创办《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评价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工作的表现，指出其缺点和力量所在，并协助确定或重新确定新闻工作的正直无私和认真负责的准则。”⁽⁶⁾该刊物为季刊，头几年的发行量仅有9 000份，但不久后即因其敢于针砭新闻界的时弊而大受人们的欢迎，1982年时发行量已增至35 000份，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经济也臻于自立。在《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创刊后，又有10多种旨在评价新闻媒介的刊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先后问世。这些刊物分别在芝加哥、费城、休斯敦、圣路易斯、巴尔的摩等城市出版，大部分由对新闻报道现状不满的年轻新闻从业人员创办，以自我批评为天职，富于战斗性。由于经费有限，这些刊物大多为小型月刊，也有不定期出版的，且不支付稿酬。其中《芝加哥新闻学评论》最为著名，自1968年创刊至1975年停刊历时7年，发行量最高时达1万份，为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批评新闻媒介的战斗阵地。例如，当时芝加哥几家报纸的负责人成为一家从事可疑业务的银行的股东或董事，该刊闻讯后立即予以披露与指责，迫使他们退出这家银行。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多闻》和《华盛顿新闻学评论》。《多闻》于1971年在纽约创刊，销量约2万份，其产权曾两度易主，1978年为《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所收购。《华盛顿新闻学评论》于1979年创刊，曾戏弄《华盛顿邮报》，调查该报从业人员对自己所在报纸的看法。但是，这些新办的、以“新闻评论”为己任的刊物，大多经费不足，旋起旋辍，至1978年时仅剩6家刊物还在继续出版，一股强劲的“新闻评论”大潮渐渐变成了一脉涓涓细流。

二是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新闻从业人员以及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不少学术性的基金会增加了有关新闻伦理问题研究的拨款，新闻伦理问题研究会、座谈会与讲座日益增多，专门研究新闻伦理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心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新闻与传播院校、系科开设了新闻伦理课程。据统计，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半以上的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已开设了这一课程，其中不少单位还将这门课程列为必修课。据另一份资料的统计，1977年时全美200多个新闻与传播专业仅68个设有有关新闻伦理科目，至1984年时已增至117个。当然，这些有关新闻伦理的课程还不够成熟，大多停留在经验教训的总结阶段，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是不少学者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重点转向潜在的新闻伦理意识方面，且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例如，美国传播学者、心理学家劳伦斯·考尔伯格在潜心研究了新闻职业道德行为的内在因素后，提出了新闻职业道德意识的7种境界，即把新闻职业道德意识由低向高分成7个层次，以期揭示出支配新闻从业人员道德行为的内因。第一种境界，即最低层次的新闻职业道德内在意识，是对惩罚的惧怕：“我的上司说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我不想被解雇或给自己惹麻烦。”处于这一境界的新闻从业人员，支配其行为的是儿童时期常有的怕受惩罚的心理，对其行为的是非曲直浑然无知。第二种境界是对名誉的追求：“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得到普利策新闻奖。”其心理虽不同于第一种境界者，但仍不在乎其行为的是非曲直。第三种境界是迎合社会的价值取向：“我不能把这些东西写进报道中，因为我不想惹恼了广大读者。”处于这一境界者已开始考虑是非问题，但自己心中尚无一定的价值标准。第四种境界是遵循规章制度：“这是报社的规定，我必须服从我的主编的旨意。”处于这一境界者，同前者一样没有自身的价值标准。第五种境界是出于社会功用的考虑：“我发表这篇报道，是因为这篇报道有助于改进这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处于这一境界者往往信奉实用主义的原则。第六种境界是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与责任心：“我必须坚持我认为是正义的原则。我要说真话，我不能失信于读者。”处于这一境界者的行为受其意识所支配，已有了自己衡量是非的标准，不再可能作出出卖灵魂的丑事。第七种境界，即最高层次的内在意识，职业道德原则已融合于个人意识之中：“我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有道德原则的人。”处于这一境界当然最为理想，但修炼成道德的化身又谈何容易。考尔伯格区分法的具体内容也许可以商榷，但其意义在于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指出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