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心的命运

施拉姆大力倡导将研究所模式作为推动传播研究在大学里发展的建制化工具。他认识到已经存在的院系会坚持它们的传统定位，但他相信传播研究能够另行赢得激发其研究力量的东西。因此，他每到一地就会在传统的院系之外建立从事传播研究的中心:担任爱荷华新闻学院院长时，他在其中建立了研究中心;担任伊利诺斯传播学院院长时，他建立了传播研究所;在斯坦福，是跨系的传播研究所;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是东西方传播研究所。我们重复这个清单是要指出，所有这些机构没有一家长期像施拉姆任职期间那样作为独立的、非部门性实体保留下来。在爱荷华，研究中心是新闻学院内部一个实质性的着重点，而不是学院的主导学术取向。在伊利诺斯，研究所承担博士培养的重任，并有终身职位，所发挥的功能更像一个系。斯坦福的研究所(与新闻学和纪实电影生产一起)成为传播学系的一部分。在东西方中心，施拉姆的研究所经过一系列重组，如其名称所示的轨迹那样，逐渐消失了:先是“传播”，然后是“传播与文化”，然后是“文化与传播”，本书写作的时候则已经是岌岌可危的文化研究所了。

在推动传播研究建制化的早期努力中，把研究功能剥离出来放进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一种惯例。施拉姆追随的是他视为成功模式的德国大学(美国研究性大学的观念正是来自这里)和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其他传播研究学者则追随着施拉姆。然而，这些看起来独立的研究机构今天很少超过两三位教授和几位特约研究员的规模。由于研究性教员已经成为美国高等研究的常态，以及传播学博士项目有了历史、法学、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及社会行为科学等多元化取向，所以这些机构更多地是在提醒我们回忆起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观念。

同时，那些由常春藤大学的杰出人物，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拉扎斯菲尔德、耶鲁大学的霍夫兰等人建立的早期传播研究中心也被解散了——今天这些大学都没有从事传播研究的后续单位(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常春藤大学能够找到专业新闻学单位，却几乎都没有建立施拉姆所称的传播研究)。哥伦比亚和耶鲁的早期研究项目的确是施拉姆构想建立的基础，但这些机构本身却并未牢固地存在下去。只有施拉姆和他一些新兴大学的同事们仍紧紧抓住传播研究，以增强他们的学术声誉。

今天，尽管在我们看来很有些混乱，传播学的“系”或“学院”却成功地完成了施拉姆设想由“研究所”和“中心”来完成却未能完成的传播研究建制化任务。现代大学里，系(department)是代表一个学科的基本单位。系聘请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并在其任务完成良好时报以终身教职和任内晋升。大学对系里人员进行质量控制评估:谁应该受聘或晋升、应该开设什么课程并由谁来授课、学科朝哪里发展以及系里为此该做什么?对于这些目标而言，系的意见可有可无，但总体而言，它依然是一个基本单位。传播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主要是在既有的教学单位有其位置，并在一些新扩张的大学里建立了一个新系。然而，就本书写作时而言，传播学在老的、有声誉的大学里却并未获得多少立足之地——它们既没有建立，也没有感觉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本书写作时，传播研究的地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巩固了。虽然做传播研究的某些人会认为它是社会科学，但是既有的老学科却并不这么认为。例如，对刊物论文的引用分析显示，传播学学者经常引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的新发现，但这种援引却不是相互的(Reeves＆Borgman，1983;Rice，Borgman，＆Reeves，1988;So 1988)。表明这个领域不安全地位的另一个指标是，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内部没有一个像那些传统学科一样代表传播研究的研究团体。大学的组织章程倾向于把传播学划分为一个身份独特的学院，与教育学院、护理学院相似，也就是将其看作一种更为通用意义上的学术院系。

因此，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领域的建制化已经充分实现了。但是，通过施拉姆及其他人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些先驱基础上所做的工作，通过一些人在大学结构中的组织性努力和勤奋研究，建制化的第一步却的确已经迈了出来。今天，对于一般传播过程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半个世纪之前。尽管目前存在着多种局限，传播研究依然是美国高等教育20世纪建立起来的极少几个学术新领域之一。作为在传播研究中度过自己学术生涯的人，我们很遗憾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继续讲述这个领域需要感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