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传播学系

施拉姆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将其研究新领域的观点引入爱荷华和伊利诺斯时，位于东兰辛的相邻学校还被称为密歇根州立学院(Michigan State College，MSC)，而它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学术性(或者说是运动型)力量。20世纪50年代初期，密歇根州决定对东兰辛的学校进行全面升级，将其改称为“大学”，并扩大资金扶持，提升学校的目标，从而使其拥有与“十大联盟”其他领先大学相近的地位(Dressel，1987)。［16］密歇根州立大学这股上升浪潮托起了传播学之舟，也改变了这一最新学术领域的全国学术景观。密歇根州立大学雄心勃勃，把传播研究领域视为一种可喜的创新。作为政府赠地的大学，建立密歇根州立大学是为了通过教学、应用研究及其他延伸性研究，服务于密歇根在农业与工程方面的利益。它的实践性、职业化特点扩展到其他如教育学院之类的项目。传播学很适合这种实用性任务，因此很自然地成为扩张的20世纪50年代大学建设的目标(Dressel，1987)。

虽然同是州立政府赠地大学，但东兰辛的情况与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香槟(伊利诺斯大学)有着内在的不同。在密歇根州，形成与老牌常春藤大学势均力敌的高水平学术荣誉的任务留给了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然而，密歇根州立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实际已经上升到州立第二主要大学的位置。密歇根州模式与加利福尼亚州非常相似，在那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快速成长为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最初的伯克利分校的州立大学。虽然这种扩张也涉及加强文科力量，密歇根州立大学却不希望与安娜堡那些具有杰出学术实力的院系竞争，这些院系在美国公立大学的排名中仅落后于伯克利。密歇根州立大学明智地决定在强项领域里建设，这就是说，投资到实用取向院系的学术领域中。

1955年，密歇根州立学院决定成立传播艺术学院(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rts)。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学校的名称从“学院”(College)升级为“大学”(University)，传播艺术的单位也从School相应地提升为College(E．Bettinghaus，personal communication，February 8，1995)。戈登·萨宾(Gordon Sabine)被任命为首任院长(Troldahl，1968)。这个新学院的原始结构包括一个新闻学院(school)和一个演讲系(department)。［17］两者均从世纪初的英语系分化出来，但1950年在东兰辛，它们是由不同院长领导下的各自独立的院系。新合并的传播艺术学院的部分任务，就是阐明创立它的合法性。它的教学内容包括新闻学、广播技能、电视技能以及其他视听设备运用。这“其他”所指的技能教学是在那些独立的广告系、广播电影电视系创立之初就已经有了的。

但不久之后，传播学的观念就更彻底地渗透到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结构之中。1957－1958年度，研究生院通过了传播学——尤其强调语言研究——的博士研究生项目(Bain，ca．1984)。为了便于容纳新闻学、广告学和广播电影电视学项目，又建立了大众传播学部(division)。密歇根州立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也即施拉姆在伊利诺斯大学的前同事，F.希伯特被任命为大众传播学部的主任，并一直任职到1958年。1957年，全院主修的传播艺术核心课程演变为传播艺术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18］1962年，希伯特担任学院院长之后，传播艺术系的名称被缩短为“传播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因此成为全国首家如此命名一个院系的主流大学。［19］与施拉姆的构想非常一致，整个单位的名称被相应地扩展，它在1974年被改称为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施拉姆并没有直接介入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学建制化的全过程，但他的影响却很容易就可以梳理出来。继萨宾担任院长的希伯特是威斯康辛大学布莱耶的学生，也是施拉姆在伊利诺斯大学时的同事与合作者(Siebert，Peterson，﹠Schramm，1956)。密歇根州立大学着手为它新建的传播学系招聘助理教授时，管理层主要考虑的就是施拉姆取向的博士。曾在施拉姆研究宣传时担任研究助手的戴维·伯洛和熊田英也(Hideya Kumata)1956年完成伊利诺斯的博士学业后被招聘过来，早年曾获威斯康辛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M.麦克莱恩(Malcolm MacLean)也在同一年来到密歇根州立大学。作为施拉姆执教伊利诺斯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欧文·贝汀豪斯(Erwin P．Bettinghaus)1958年加盟密歇根州立大学。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都受到施拉姆观点的影响。在斯坦福，布什已经带出了一些博士，1956年，密歇根州立大学任用了布什的明星学生——保罗·多伊奇曼。曾任报纸城市编辑的多伊奇曼最初被任命为新闻学院的负责人，但不久之后就成为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这明显是在尝试复制斯坦福的传播研究所。多伊奇曼是一个与施拉姆一样的工作狂，1962年因心力衰竭病逝。在此期间，他曾有力地领导了传播学系。

具有心理学、数学和演讲学专业背景的戴维·伯洛不到30岁就被任命为传播学系的系主任。短短几年之内，就全国和国际同一领域的知名度而言，多伊奇曼领导的传播学系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内超越了其他任何院系。早年那些将在未来成为学术明星的教职员还有:杰拉德·米勒，爱荷华演讲学与社会心理学博士，他将在建立作为社会科学的人际传播研究方面贡献良多;大众传播学者布雷德利·格林伯格(Bradley S．Greenberg)，刚刚完成斯坦福博士后工作的威斯康辛博士;沃林·特罗达尔(Verling C．Troldahl)，明尼苏达的大众传播学博士;文森特·法拉斯(R．Vincent Farace)，爱荷华博士，与罗杰斯一起将组织传播建成为切实可行的学术领域，尤其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熊田英也与罗杰斯壮大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实力;贝汀豪斯，密歇根州立大学未来的传播学院院长，则成为劝服研究的领军人物。

伯洛是位精力充沛、富有远见的领导者。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伊利诺斯的博士学业，同时还在美国空军兼职服役，并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从他的系部名称里，伯洛看出了一种能够立刻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机会。他对同事们说:“没人知道传播学系该是什么样子，发明它的机会正在我们手里。”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番话激活了他们从施拉姆的教学和著作中获取的视野。

伯洛与施拉姆一样，对这一新领域的理论投入了大量思考。他主编的导论式教科书《传播的过程》(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1960)开始是一些模型，其中不少与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一书中所收集的模型相同。但在方法上，两者却有着重要的差别:伯洛的书面向低年级本科生，而不是博士学生。与施拉姆不同的是，伯洛看到的传播学的未来，不在研究生而在本科生教育。教育学院及主修传播领域任一专业的学生均被要求选修“MSU传播学入门”(MSU’s Communication 100)课程。该课程课时当然相当重，而在“传播学入门”课程中担任教学助手，则成了一大群师从伯洛及其同事的未来教授们的基本训练。

这样，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院和它的名牌系部都围绕“传播”这个中心词组织命名。每年数以千计勤奋的学生(Spartan student)跟随伯洛学习(听课或读其著作)。几个传播学系部的数百名主修学生在高级课程和研究生研讨会上钻研施拉姆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迎合学生们对传播学课程不断增长的需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综合性传播学系为此提供了一个组织模板。密歇根州立大学严格的博士项目培养的新教授在许多方面都是建设新的传播研究机构时的理想新增人选。［20］不过，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博士们经常也会在大量建设良好的新闻学与演讲学院系中找到早已存在的学术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