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听同等重要视角的必要性

认知派的“自我中心观”不但对传统语用交际模型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促使语言学研究更多关注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素。我们认为，构建包含一般性和个体性的交际模型必须同时关注说话者和听话者，即说－听同等重要视角。下面从言语交际的本质出发，讨论确立说－听同等重要视角的必要性。

Searle(2002)认为: “传统的言语行为理论有一个严格限制的主观规定，即言语行为的场景是由说话者‘S’和听话者‘H’两个主角组成的，其工作流程是S向H发出一组语音，假如所有的适合因素都得以满足，假如说话者的声音注入了意图并且所有的规则都起作用，则该言语行为是成功的有效的，除此之外就是静穆，没有其他。”Searle的观点是立足于对传统言语行理论(语码理论)的批评上，但同时也提出了一般言语交际的共性，即复杂性和说听双方的差异性。首先，在言语行为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其次，传统的言语行为大体上是限制在单个言语行为上，但是在真实交际中言语的序列更长，更连贯，更多的是说听角色的互换。如同下棋时每一步都意味着一个相对合适的对手棋，在交谈中每一个言语行为都创造一个可能的合适的言语反馈。我们赞同Searle对传统交际观的批判，同时主张听说双方的差异性不但包括Searle意义上的话语产出和理解的不同过程，也强调说听双方对于同一个话语诠释的个体差异性。SCA认为语言形式和概念之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此通过语言形式来表征说话者意义与基于同一个语言形式理解听话者意义并不能达到完全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说听双方不同的个体经验。当然，共有知识和参与者的监控在某种程度上能使言语交际达到一种和谐的和合作的态势，但仍然有部分词汇和话语的凸显义是如此之强，从而冲破语境的干预形成自我中心表象。这不但是话语交际中出现错误甚至失败的原因，也是本书所强调的个体差异性所在。同样地，Van Dijk(2008)的“语境模式”也充分肯定了这种个体差异性。他(2008)认为，情境(语境)模式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型，意义是与参与会话的说话者和听话者关联的，但说话者意义显然与听话者的意义不是完全等同的: 他们可能有重叠的地方，却是不同的模型。换言之，说听双方对于同一个话语以不同方式来诠释，语言的使用者需要根据自身和交际的其他因素来构建自己的模式，从而从日常经验的微观模型(micromodel)发展并形成宏观模型(macromodel)。进而言之，交际主体的思维模式是唯一的、个体的和主观的，同时该思维模式又受客观因素限制，如交际者对事物和他人的物理特征的感知和对空间组织和情境的感知等。思维模型是我们经验的认知表征，有关心理学研究证明个体经验及表征个体经验的思维模型主要是储存在短时记忆中，部分储存在长时记忆中。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思维模型并不仅仅只反映和表征主体所看到的客观事实，同时也体现为观点和情绪。

听－说差异性是本书提出构建说－听同等视角的基础和出发点。一方面传统语用模型基本上基于听话者视角，另一方面个体差异要求分别从说话者视角和听话者视角来探讨言语交际。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类似的交际模型。廖美珍(2009)曾对诸多交际模型进行过归纳分析，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符号学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语码模式”、受行为主义理论影响的“刺激－反应模式”、(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丁提出的“言语行为交际模式”、格赖斯的“合作(会话含意)模式”、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模式”、Verschuren的“顺应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模式”、珍妮·汤姆逊的“互动模式”、顾曰国的“三维分析法”以及廖美珍自己提出的“目的原则”等。在众多的交际模式中，没有一个涉及交际个体的“自我中心”现象。

本书强调“合作”与“自我中心”都是言语交际不可或缺因素，揭示两者及两者融合的操作机制，从而重新审视言语交际过程。鉴于以往交际理论偏向从听话者视角来构建整个交际模式，因此要真正全面真实地反映言语交际过程，建立涵盖全面而解释力较强的交际模型，采取说－听同等视角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下面将分别从说话者视角和听话者视角来探讨话语输出和话语理解的实质，以及交际主体和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为构建新交际模式做铺垫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