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现代汉语结构容量的变化

采用7.2.4节的语料提取方法，本节基于类比语料，尝试通过类比分析找到汉语结构容量扩增的主要语言手段，并分析汉语语言结构容量变化的翻译因素。

观察汉语结构容量在字串长度和结构复杂性上的历时变化，需要提取主导这些变化的主要语言因素。为此，我们基于类比语料分析翻译语言与汉语历时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本研究使用的类比历时语料来自表8-2。

表8-2 现代汉语历时类比语料库(库容使用Ant Conc计数)

(续表)

根据表8-2，构成类比的语料库为汉语原创语料库(单语语料)和汉语翻译语料库(双语平行语料)。汉语原创库由多个子库构成，其中的LCMC是当代汉语平衡语料库(2003)，其他两个子库为新建语料库。汉语翻译语料库有北外GCEPC (2004)，和新建的1919—1930年代英汉翻译子库。

8.2.1 汉语大容量结构内部构成的历时变化

本节先分析现代汉语结构容量的历史变化，然后分析其内部构成特征，并将分析结果与翻译语言进行类比分析。

结构容量的历时变化

根据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关注两个变量:一是线性长度；二是结构复杂程度。前者能通过词数计算，但后者不能，需要另寻办法。我们使用的办法是提取封闭结构，根据2.1节的分析，提取了方位短语、数量 名词短语、指示代词 名词短语，得到了频次数据，见表8-3、表8-4所示:

表8-3 介词 方位结构的容量的历时变化

(续表)

表8-4 介词 方位结构的容量的历时变化的或然性分析

注:0是指没有词插入中间的表达形式，如“在外”。

我们把容量为0～1个词的结构列为小容量结构；而把容量为3个词以上的结构称为大容量结构。因为3个词就可能包含多个修饰语(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或者内嵌修饰语(在泪流满面的妈妈面前)结构。表8- 3显示，在汉语方位结构中，容量为0和1的是主体，分别占总数的78%(1911年前汉语白话文)和48%(当代汉语LCMC)。我们还发现，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汉语方位结构的容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8-4)。小容量结构的比例在下降，而大容量结构的比例在显著上升，由9%上升到28%；平均容量也明显增长(从1.08词到1.71词)。

同样，汉语的“指示代词-量词-名词”结构的容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8-5、表8-6)。小容量结构的比例由94.2%下降为87.2%。而大容量结构的比例则由3.3%上升到6.3%。平均容量也扩展了近一倍(从0.23词扩展至0.41词)。

表8-5 “指示代词-量词-名词”的容量的历时变化

表8-6 “指示代词-量词-名词”的容量的历时变化或然率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汉语在过去的百年里其结构容量显著扩增。小容量结构的比例趋小，而大容量结构使用频率增大，这一显著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动因需要进一步探讨。

汉语封闭结构的构成特征

结构由词构成，观察结构的构成特征就是观察词和词的组合，因此，我们首先把观察对象确定为词和词性。

为了解词和各词性的分布，我们先观察高频词和高频词性的分布状况。表8- 7是对历时语料分析的结果。

表8-7 封闭结构构成的历时比较

① 使用的正则表达式为:\b[^把｜给｜让｜被｜连｜照]/p\b\s(\b\S+/[^nd]\b\s){2}\b\S+/(nd｜nl)\b\s

② 使用的正则表达式为:(\b[^\x00-\xff]+｜r]\b\s){1}\b[^\x00-\xff]+b\s(\b[^\x00-\xff]+vl]\b\s{1，}){1，17}\b的b\s(\b[^\x00-\xff]+-z]+\b\s){0，5}\b[^\x00-\xff]+b\s

从高频词和高频词性的排序上看，对应于汉语封闭结构容量的扩增，汉语封闭结构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变化集中表现在“的”、词性“u”和动词“v”的使用上。无论从词性还是从词上看，助词“的”是容量扩增的主要手段；而“v”的高频使用意味着内部构成中含有复杂的短语或小句。我们依据这些数据分析汉语结构在构成上的变化。

8.2.2 白话文封闭结构的历时变化

旧白话(1911年前)封闭结构的构成特征

根据表8-5，“的”已成为现代汉语封闭结构主要建筑材料，“的”的高频使用和封闭结构容量的增大同时出现，说明汉语结构容量的增大有“的”这一语法手段的支持，即，结构容量越大，“的”的使用就可能越频繁。

我们先看1911年前较大容量方位结构的构成，先检索含有4个以上的词构成的结构，检索到的数据表明，1911年前受外语和翻译影响极微的汉语在方位结构的容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

1)多重异质修饰成分已经开始出现。如:

(31)当院一张八仙桌儿上(地点+数量短语+名词)

(32)在六马路他的姘头大姐老三小房子里(地点+名词短语+专有名词+形容词)

2)已开始使用小句性质的定语，通常只有单纯的成分。但也有比较复杂的内部构成，如例33中的小句变为带有时间副词的偏正结构，中心词前还有指示代词+量词短语。

(33)在方才安太太坐的那个坐褥上

在早期白话文里，也检索到比较复杂的定语，如，在例34中，小句性定语(也可以说是同位语)和指示代词 量词短语并用，修饰成分在结构上的一致性被破坏。不过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一时期很难见到这样复杂的大容量介词 方位词结构。

(34)在他救我的孩子的这桩事上

1911年前的“指示代词+名词”结构的构成有以下特点:

1)很少使用动词短语，一般为名词或者形容词作定语。如:

(35)几篇笔歌墨舞的文章；

2)广泛使用并列成分作定语，如:

(36)一条又粗又大的辫子。

3)偶尔发现较长的定语，这种定语稍微复杂一些，有的为主谓结构，有的则是动宾结构。如:

(37)一双才貌心性色色出众的佳人。

(38)一位认真有些心胸见识的幕友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指示代词+名词”结构的构成主要为名词或者形容词，极少使用动词，相应地，极少使用小句性定语成分，所以构成简单，复杂度低。总的说来，1911年前旧白话的结构容量小，容量扩增的主要手段是增加修饰成分，但句法结构简单。

当代汉语

我们使用同样的方式对当代汉语语料库(LCMC)中检索到的大容量“指示代词名词”和“介词**2■方位词”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当代汉语大容量封闭结构内部构成更为复杂，主要特点如下:

1)多重修饰成分中的定语不再追求凝练，副词常常出现，容忍表述松散。如:“一位相貌并不惊人又特别厉害的老师”。类似的还有“一首十分不重要的十分不起眼的小诗”。由于副词和动词的铺张使用，汉语里的定语成分在构成上比早期白话文明显复杂。

2)使用内嵌介词短语的多重定语成分。如:“那股真挚而又像火一样炽热的激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定语成分中含有丰富事件信息。如“一位长着大胡子的50多岁的教授”中的定语带有体貌词“着”；还有比较句所用作定语，如“那张与其他牌的方向不一样的牌”。

3)动词短语构成的修饰成分频繁使用，复杂动词短语用作定语更是现代汉语突出的特征，这在以往白话文里是极为少见的。如“在四间还是60年代建的十分简陋的旧房里”中的动词短语。当然，最复杂的要数动宾短语构成的定语中内嵌复合性动词短语修饰成分了。如:

(39)在认识许多共同发挥作用决定家庭规模的因素的基础上

上述特征说明，当代汉语在结构容量上的变化表现为容量扩增，也表现在结构内部构成成分的复杂性上。从微观角度看，现代汉语结构内部的容量扩增主要表现在定语性成分的频繁使用，如非平行性多重修饰成分、小句定语、内嵌定语、多动词短语、副词，等等，这些成分的大量使用导致结构构成复杂，并最终造成结构容量扩增。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变化在方式上缺少继承性，并非汉语自身渐变的结果，这就驱使我们从语言外部寻找成因。根据谢耀基(2001)，国语运动前后，语文工作者在写作、翻译以及语法研究等方面大量模仿、借用外来成分，对汉语语法的发展，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鉴于此，我们可以从汉语翻译语言中寻找影响汉语变化的因素，先从1919—1930年代英译汉翻译语言谈起。

8.2.3 汉语翻译语言封闭结构的构成

陈平原认为，“从翻译角度来探讨汉语的特点、民族心理与东西文化的交汇碰撞，大有文章可作。”(钱理群等，2001:78)。我们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要谈汉语的急速变化，研究汉语容量的扩展，就有必要观察来自翻译语言的影响，我们先谈1919—1930时期的英汉翻译语言。

词和词性的构成

表8-8 1919—1930年代翻译文本中的词和词性分布

从表8-8高频词和高频词性的使用看，与1919—1930年代时期的汉语白话文翻译语言在封闭结钩中开始大量“的”字，无论是方位短语还是指代短语都高频使用“的”修饰语，与“的”对应的词性助词“u”也是高频使用的词性。与表8- 7的早期白话文相比，“的”构建封闭结构成分的能力更强了；而与表8- 7的当代汉语相比，“的”字使用频率的位次几乎一致。“的”和词性“u”的高频使用在当时前所未有，这意味着汉语翻译语言封闭结构已经出现了未曾经历的容量扩增。我们还发现，无论是数量短语 名词结构还是介词 方位词结构，当代汉语和早期汉语翻译语言在容量上的分布基本一致，但当代汉语和1911年前的旧白话文在结构容量上已经相去甚远(表8-9、表8-10)。

表8-9 1919—1930年代翻译文本数量短语名词结构

表8-10 1919—1930年代翻译文本“介词方位词结构”

(续表)

统计显示，当代汉语和早期汉语翻译语言在各容量结构的分布上相近，在较大容量结构的使用频率上更为相近，这说明汉语变化和1919年后的汉语翻译语言有某种关联。要证实这种可能，还需要更多证据。

翻译语言内部构成的句法复杂性

可以设想，翻译语言对目标语有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只从结构容量和结构复杂性上寻找证据。分析时，我们同时使用1919—1930年代的汉语翻译语料和当代翻译语料，以便找到充分的例证来探讨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根据检索结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a)修饰成分结构不平行

在汉语翻译语言中，前置修饰成分多，且异质成分(不同语法性质)并列，常使用小句性复杂修饰成分。如:

(40)a.In the 1990s，this career has declined into a story of poor performance on the field，drug-taking，abuse of football officials， being banned and finally facing court action in which he has had to defend charges of shooting at several journalists.

b.到90年代，他的足球生涯已经颓败，成了一个场上表现拙劣、吸毒、辱骂足球官员、被禁赛以及最终不得不对簿公堂对指控他向几名记者射击进行辩驳的故事。

在旧白话里，这种多重的、异质的多修饰成分几乎不用，也看不出有这样的发展趋势。但自五四以后，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突然增多起来，应是受翻译影响。如:

(41)这是交通不便的往昔的到浙江省城的唯一的重要的道路(阿英《盐城杂信》)

即便如此，与(40)相比，汉语原创文本例(41)在多重修饰语的使用上还是比较克制。修饰成分虽不同质，但比较短，一般不用长度差异很大的修饰成分。

b)介词短语作定语

在现代汉语里，内嵌介词短语的前置修饰成分很少见。比如，在CCL现代部分检索“一种#6的对于#4的”时，原创汉语里只有7条结果(如“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而在古代部分则没有发现任何实例。但在汉语译文里，这种用法却很常见。如:

(42)a....，without the control of reason，but still without being able to divest itself of anin describable sense of present suffering.

b.……。失去了理性的控制，然而还是解脱不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对于当前的痛苦的感觉。

(43)a.In addition to all these conflicts of signification，there is the superstitious conception of genius，referred to in Chapter I，as something semi divine，mysteriously superhuman.

b.除掉这些彼此冲突的意义之为外，尚有一种关于第一章中的天才迷信的概念。

这说明，这种用法在汉语里是新兴的，其来源与翻译有关。而类似于(43)那样的内嵌式介词短语目前只在译文里发现。这说明，汉语会有选择地接受汉语译文对它的影响。

内嵌小句

我们在4.2.2.2节里指出，汉语内嵌小句或者动词短语的修饰成分在1911年前的白话文里没有，只在现代汉语里出现。这似乎不是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因为在1919年后的汉语翻译语言里这种用法才频繁出现。如:

(44)a.which is，simply，that characters are interesting to a crowd only in those crises of emotion that bringthem to the grapple.

b.……，只是在能令他们紧张的那些情绪的危机里……

(45)a.This is polywater，made by exposing very fine glass capillaries to a saturated atmosphere of water vapour，was very viscous，dense and had a refractive indexsimilar to that of glass.

b.通过将非常纤细的玻璃毛细管放在饱和的水蒸气中产生的这种“聚合水”的黏滞性和密度都很大，其折射系数与玻璃的相似。

应该说，内嵌的小句性修饰成分使汉语结构内部复杂性增大，所幸汉语发展到今天也没让类似(45b)的那种介词短语内嵌长句成为常态。

在译文产出过程中，译者多少受源语形式的掣肘，源语中某些频繁出现的语法特征可能高频出现在译文里。在汉语翻译文本中，多重前置修饰成分的使用大多是在处理源语后置修饰成分时产生的。然而，本节的例证显示，虽然汉语译文中使用多重前置修饰成分在英汉翻译中产生的，但多重修饰成分前置并不是英语本身的特征。恰恰相反，英语能够通过关系代词和介词短语等后置手段巧妙地避免多重修饰语前置。这样说来，“欧化”大多是译文过度拘泥于语法范畴对等(如定语对等定语)造成的，并非欧语特征的借用，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欧化。实际上汉语一直在选择性地接受翻译语言的影响，如允许使用多重异质修饰成分，但并没有接受过长的内嵌式修饰成分，更没有在中心词之前插入大量复杂的修饰语。汉语的典型特征是，即便使用大容量结构，其内部依然是结构紧凑、节奏感强、结构相对简单。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经历了结构容量的扩展过程，结构内部成分变得复杂，构成大容量结构的成分主要有非平行性多重修饰成分、小句性定语、内嵌性定语、多动词短语、介词短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变化缺少继承性，亦非渐进变化，而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发生的急速变化，与当时知识界在翻译、写作和语法研究等方面大量模仿、借用外来成分密不可分。结构内部容量扩展就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并在汉语中逐渐稳定下来。可以说，是翻译引发汉语结构内部构成的急速变化。但需要指出，汉语只是选择性地接受翻译语言的影响；而且，翻译语言中的“欧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西化，许多前置成分在线形关系上与欧语并无关联，只是过度利用了汉语本身的结构张力而没有充分调用汉语的表达手段。因此，汉语自身的表达规律和表达手段应该进一步挖掘、利用并得到尊重，这样才能把握好汉语发展的方向。

8.3 “被”字句语义特征和结构容量的演化

“被”字是汉语被动句的语法标记，其句法功能主要是与动词构成被动句的谓语部分，使受事名词位于句首(李临定，1986)，或在句中引进动作的施动者(吕叔湘，1980)。“被”字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汉语有标记被动结构的主体，是最具代表性的被动结构。“被”字结构一直是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一般认为，“被”字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其意义来自它的动词意义之一“蒙受、遭受”。因此，现代汉语“被”字句通常用以表示对主语所代表的事物来说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王力，1957:430436；丁声树，1999:99)。有研究认为，自“五四”来，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被”字句的传统用法逐渐被打破，使用频率和范围都比从前有所扩大(王克非，2002；Li & Thompson，1981)。这一结论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也有基于类比语料库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数据支持(如Xiao et al.，2006；郭鸿杰、韩红等，2012)。贺阳(2008)认为，汉语演变产生的语言变异一方面来源于语言外部的影响，是异质的，另一方面又与汉语固有的语法资源有关联。那么，“被”字句语义与句法特征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源语的影响？ 我们尝试通过对“被”字句语义特征和结构容量的历时考察，探讨“被”字句语义与句法功能的变化，并尝试对其做出解释。

8.3.1 研究方法与语料构成

基于历时语料的研究不仅能有效观察现代汉语的历时变化，还有助于考察特定时期外语通过翻译对汉语产生的影响，洞察源语、译语与汉语原创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对语言变化做出解释。本研究的翻译语料主要源自1919—1930年代译本(简称TCT1，与原文共约109万字/词)和1980年以来当代译本(简称TCT2，与原文共约92万字/词)。体裁上既有文学(小说)文本，也有文化科学、新闻、科技等语体；其中，非文学语料在各汉译语料中的比例大约为60%。用于比较分析的原创汉语语料主要包括20世纪初期(1911年之前)白话文(简称OCT1)和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LCMC)。其中，1911年之前白话文主要收入5本清末白话文小说(1903—1907)和取自1904年《安徽俗话报》的新闻语篇，共约150万字。使用该语料的原因是“五四”革命前的早期白话文受西方语言影响较小，可以较好地反映现代汉语的原貌。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LCMC)则取自1989—1993年的出版物，涉及新闻、小说、宗教、传记等15类语体，共100万词(Xiao et al.，2006)，能够反映较近的汉语发展状况。

出于检索需要，所有汉语文本皆进行了词语切分，两个翻译文本库与对应的源语文本库实施了句对齐。本研究的检索对象是“被”字句的语义特征与结构容量。对于“被”字句语义特征的检索统计，我们在对“被”字句进行索引检索(concordance)的基础上，对提取的数据进行识别与归类。对“被”字句结构容量的检索，我们主要以词为容量的计数单位，以句子标记和逗号、冒号为句段的切分标志，对句段长度进行了检索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容量变化的句法动因。

8.3.2 “被”字句语义特征的变化

“被”字句通常具有“不幸”或“不愉快”的语义指向。李宗江(2004)认为，被动义的原型语义或者说是最核心的语义应该是“使主语代表的事物受损”，并指出，表“有损”义的被动句在任何语言里都应该是最典型的、最自然的，或者说是无标记的。然而，受翻译西方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中被动式也可表示愉快的事情，即凡西文能用的，汉语就能随翻译而跟着用(王克非，2002)。郭鸿杰、韩红(2012)的研究也证实:英汉语言接触之后，表示积极或中性语义韵的“被”字句显著增加，这与本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如表8-11所示，1911年之前的白话文中，汉语“被”字句以消极语义为主，表示积极语义的“被”字句极为少见。而其他几个语料库中，“被”字句的消极语义特征逐渐减少，中性或积极语义特征显著增加，就LCMC而言，中性和积极语义特征所占的比例与消极语义特征近乎持平。而最近的翻译汉语中，消极语义则大幅减少，表示中性语义特征的“被”字句超过了60%。

表8-11 “被”字句语义特征分布

胡显耀、曾佳(2010)和郭鸿杰、韩红(2012)的研究发现，汉译文学文本中，具有负面含义的被动句超过50%，也就是说，虽然具有中性与积极语义的“被”字句增幅明显，其语义特征有所扩展，但“被”字句并未完全脱离其语义原型的束缚。然而，统计显示，在1980年以来的汉译文本中，具有消极含义的“被”字句远远低于50%，不及中性含义的一半，“被”字句似乎有冲破其语义原型束缚的迹象，这与基于汉译文学语料库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对近期译本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被动结构的使用上，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有明显的差别。

表8-12 1980年—翻译库“被”字句表义特征分布

如表8-12所示，在非文学语料中，“被”字句的总体使用频率偏高，其中中性含义的比例高达78%；表示损害义的“被”字句多见于文学作品，常用以表达作者或作品人物的主观意向，富有浓厚的评价色彩；而中性含义多见于非文学体裁，常用来对场景或事物进行客观描述，这时该事物的领属者或相关者通常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如:

(46)这种程序逻辑表示一部分程序将被重复执行直到满足特定的条件。

(47)小型的隐秘的扩音器被用于少数代表性的受训者来参与培训项目的制定。

“被”字句的语义表征从有害义向非有害义扩展，通常认为是语言接触的结果(Li & Thompson，1981)。双语检索的结果也显示:非文学文本中“被”字句语义特征分布的变化，究其原因，是受原文高频使用的被动语态影响的结果。Xiao et al. (2006)研究发现，英汉语被动句语义特征差异显著，英语中表示消极意义的被动句仅占15%，而英语信息型文本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小说体裁，官方文件与学术语篇尤为如此。英语的被动语态通常用以标记客观正式的、非人称(impersonal)的表达风格。因此，受翻译的影响，“被”字句的损害义减弱，中性语义增强，这表明在非文学翻译语言中，语义韵对“被”字句使用的制约已大大减弱，这也是“被”字进一步语法化的重要标志。

除总体语义特征分布的变化外，研究还发现:各语料库中不同类型的损害义在分布走势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根据李宗江(2004)对被动句的表义特征的概括，“损害”义可以细化为3个层次:①谓语动词具有“损害”的语义特征，常见的有“毁弃、推翻、烧、侵占、绞死、驱除”等；②主要动词没有“损害”的语义特征，但整个谓语对受事主语来说有不好的影响，如例(48)；③无主语或主语并非谓语动词的受事，与主要谓语动词无直接的语义关系，但整个“被”字句对说话者或某个句中或句外的相关对象构成了不利影响，如例(49)。

(48)整整一个冬天，我从床上被叫醒，不得不为别人从早到晚地工作。(《小妇人》，1999)

(49)四五天的时候，茧里头有些变动，此时倘碰着天气太热，必要将房门关的紧，不要被外面的热气走进来。(《安徽俗话报》，1904)

以此分类为基础，表8-13统计了各语料库中“被”字句3种损害义的分布情况，其中N1、N2、N3分别代表上述1、2、3类损害义。

表8-13 不同类型损害义的分布

(续表)

分析显示，第1类损害义(N1)在3类损害义中占比重最大，即具有损害义的“被”字句以受损受事主语和损害义动词为其典型表现形式；其他两类比重偏低，皆在20%以下，尤其是N3类比较少见，属于损害义“被”字句的边缘形式。从历时的角度看，变化比较明显的是第1、3类。N1类“被”字句比重呈上升趋势，在1919—1930年代翻译中的比例明显高于1911年之前原创语言；而N3类比重稳步减低，它在当代汉语中极为少见，在当代译本中更是一例皆无；相对而言，N2类没有明显变化。由此可见，损害义“被”字句的使用范围在逐步缩减，谓语动词由广义向损害义动词集中，零主语或非受事主语等边缘形式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被”字的语法功能主要在于使受事居于句首(李临定，1986)、引出施事(吕叔湘，1980)或表示被动(张斌，2001)。若以此作为标准判断一个“被”字句是否构成被动句的话，非受事主语的“被”字句显然不符合上述标准。那么，在形式与功能无法对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边缘形式的“被”字句逐渐被摒弃，并逐渐淡出汉语语法系统之外，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8.3.3 “被”字句结构容量的演变

汉语是以意合为常态的语言，连词、介词等连接成分数量有限(王力，1945:239)。因此，与英语相比，汉语缺少将修饰成分后置的语法手段，倾向于向左扩展，小句的句尾封闭性较强。由于这一原因，汉语对于结构容量非常敏感，句式结构紧凑，言简意赅(秦洪武，2010)，结构内部难以容纳过多的信息。若以句段长度作为衡量结构容量大小的分析单位(秦洪武，2010)，则句段越长，结构容量相应越大，反之亦然。

汉语中除了介词结构、定中结构和动宾结构等常见结构外，“被”字结构对容量也比较敏感。“被”字作为被动结构的语法标记，其重要功能之一是用以引出施事主语，然而，受汉语的左扩展特点影响，“被”字后面拖挂的施事主语内部容量通常有限；此外，尽管汉语被动句通常必须有施事主语(王力，1945；吕叔湘、朱德熙， 1979)，还是有研究发现，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现代汉语长短“被”字句分布比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被”字句越来越倾向于省略施事主语，造成短“被”字句比例大幅增加，尤其是在翻译汉语中，无施事的短“被”字句的比例明显超出长“被”字句的比例(Xiaoetal.，2006；郭鸿杰、韩红，2012)。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断，汉语“被”字结构的容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句段的长度。然而，我们对包含“被”字结构的句段进行检索发现，现代汉语中“被”字句句段长度(以词数w计)的分布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

图81 “被”字句句段长度分布

如图81所示，早期原创汉语中，“被”字句句段长度大多在10词以内，超过10词的句段比例仅占12%；然而与此相比，其他三个语料库的句段长度分布比例大有不同，且差异主要体现在6词及以下的短句段和10词以上的长句段的比例上:短句段比例大幅下降，长句段比例显著增加，而6～10词的中长句段比例相对而言变化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被”字句句段长度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施事主语的容量增大所致。图8 2显示了长“被”字句中施事主语的容量分布情况。总体而言，各时期的汉语文本中，“被”字句施事主语以1词为主，尤其是早期原创汉语中，该比例高达77.6%，然而，在其他三个语料库中，“被”字句的施事主语容量有明显变化，长度为1词的施事主语比例明显下降，而4词及以上的长施事主语增势显著，尤以两个汉译文本库最为明显。

定性分析发现，施事主语容量的扩展主要由其定语修饰语的容量增大所致。包含2～3项修饰语的施事主语数量明显增多，且修饰语结构类型趋于复杂化，不再限于常规的名词或形容词作为修饰语，其句法结构多呈短语或小句形态，常见的有动宾结构、以动词为中心词的偏正结构、主谓小句和动补结构等。基于对应语料的检索显示，译文中多数长施事都是由原文本中“名词+后置修饰”的施事形式对译而来。如以下两例，施事主语各包含3项定语修饰语，尤其是例(50b)中，译文“被”字句的施事主语容量长达34个词，且修饰语的结构复杂，其中第二项修饰语译自原文的关系分句，其句法形态体现为因果主从复合句。

图82 长“被”字句施事主语容量分布

(50)a.Such rumours and stories are started by persons who from bravado will swear that they have seen this，that，and the other，in order generally to be the centre of their astounded listeners.

b.这种谣言和传说却是被(那些)(因为喜欢做夸张的行为因此就发誓说他们曾经眼见过这样、那样和其他各样)(不外乎要想做他们的惊讶的听众的中心人物)的人们所制造出来的。(TCT1)

(51)a.For in its later stages art is overlaid by modes of life and manners that are not of its essence.

b.因为艺术到了最后的几个阶段就完全被(一些)(不属于它的本质的) (生活及体裁的)形式所遮掩了。(TCT1)

汉语中3个以上定语修饰语连用通常被视为“长定语”，但由于汉语的左扩展特点所限，通常一个中心词所能承受的修饰词语数量有限，两个以上稍长的修饰语会使结构显得“负荷过重”(连淑能，1993:67)。因此，英译汉过程中，源语较复杂的后置修饰成分，在译文中通常以其他的表达方式体现，或拆分原句、结构重组，或将其剥离单独成句，以避免内嵌成分过多造成结构臃肿，容量过度扩张。然而，以上两例直接将其对译为前置修饰语，大幅扩张了“被”字结构的容量，偏离了汉语的常规，往往造成译文行文晦涩，可读性降低，且嵌入成分过长易导致记忆负荷增加(秦洪武，2010)。

此外，“被”字句句段长度的增加，究其原因，除“被”字结构内部成分容量扩增之外，与“被”字结构句法功能的变化也不无关系。一般来说，“被”字结构在句中主要充当谓语成分，也可作为定语、状语、主语或宾语使用，但其充当非谓语成分的频率很低(参见郭鸿杰、韩红，2012，Xiaoetal.，2006)。而据我们观察，“被”字结构充当定语修饰语的比例，在翻译汉语和原创汉语中都有明显增加。如图8 3所示，这一比例在两个时期的翻译汉语中皆超过10%，尤其是在早期译本中，该比例高达17%，超出早期原创汉语8倍多。

图83 “被”字结构充当修饰语的比例

“被”字结构句法功能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被”字句句法结构复杂化和结构容量的整体扩增。根据Xiao et al.(2006)的研究，95%的英语被动结构用作谓语，因此，根据“被”字结构在汉语文本中的句法表现，我们难以断定其句法功能的扩展是语言接触影响所致，还是语言固有资源发展的结果。为此，我们对结果进行了双语检索，发现源语影响并非主要诱因。以1919—1930年代译本为例，在92例以被动结构作定语的“被”字句中，仅有不到17%的“被”字结构是由充当定语的英语被动结构对译而来的，其他多数情况下，则是译自隐含被动意义的分词修饰语或动词派生的名词。例如下例中，原文用assassination一词来表述事件，不仅语言简洁，而且名词化手段增加了语篇的抽象性，使信息密度增大；而译者根据具体语境，采用被动结构，将原文隐含的动作过程及参与者信息还原，减轻了阅读者的理解负荷，也体现了翻译文本语义与语法的“显化”趋势。

(52)a.Stories of the assassination in Sarajevo were carried，as a matter of course，in American morning papers of the 29th

b.当然，29日早上美国各报都刊载着奥太子在塞拉耶伏镇被暗杀的消息

8.3.4 研究结果讨论

Baker(1996)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遵从或夸大目的语的典型特征，体现了常规化(normalization)或保守化(conservatism)的趋势，这一观点与Toury (1995)提出的翻译标准化原则(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类似。常规化特征在翻译文本中具体可以表现为过度使用典型结构、标点符号规范化和异常搭配减少等。然而，本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而言，“被”字句语义特征与结构容量同时存在常规化与非常规化(denormalization)两种趋势。以其语义特征为例，“被”字句语义传统逐渐被打破，不再限于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尤其在近期译本中，“被”字句语义原型的制约力已大大削减。然而就损害义“被”字句而言，动词的语义指向逐步向典型的、常规的损害动词集中，边缘的结构形式削减，又体现了常规化的趋势。非常规的、变异的语言特征，经过语言接触的催化，逐步渗入原创汉语，促成了现代汉语“被”字句语义与语法特征的扩展。因此可以认为，常规与变异作为相互矛盾的特征，有如一个延续体的两端，往往共存于翻译文本中(Xia， 2014:10)。常规化特征的存在，体现了翻译文本趋于保守化的倾向，而非常规特征的存在往往是源语干扰的结果，两者的并存是归化与异化之间张力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Toury(1995)提出的翻译标准化原则与干扰原则(the law of interference)同时作用的结果(武光军，2011)。

对于现代汉语“被”字句的变化究竟是语言欧化的结果，还是汉语自然发展的一种趋势，我们难以一概而论。语言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其内部机制的发展需求与来自外部的语言接触的催化相辅相成。例如损害义“被”字句使用范围缩小，边缘形式逐渐削减，固然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却也与语言接触的影响不无关系:英语缺乏与非受事主语“被”字句相对应的结构形式，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少用或弃之不用。随着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逐渐渗入原创汉语，这种边缘化的“被”字句也逐渐失去其应有的活力，直至从语言系统中消失。同样，“被”字句结构容量扩张，一方面是由于借用或模仿外来语法成分引起施事主语容量增大所致，另一方面，“被”字结构句法功能的复杂化扩展了结构容量，这有利于更精确地表达较为复杂的思想，也体现了汉语语法逻辑显化与严密化的要求。

语言发展中产生的变异不能无视语言结构的内部规律。贺阳(2008)认为，汉语言演变产生的语言变异不能脱离汉语传统太远。也就是说，语言内部机制具有自动过滤使用者的语言选择的强制性力量，过于偏离常规的语言变异，难以融入语言系统并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尽管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影响不容忽视，“被”字句结构容量的扩张仍以汉译语言为主，原创汉语(LCMC)中，10词以上的长句段与4词以上的长施事比例与早期汉语相比虽有明显增加，但与翻译汉语相比，结构容量的变化相对比较温和。容量过大不仅偏离常规，也会受到人类信息处理的认知限制，被语言系统自动过滤。

综上所述，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常规与变异的界限并非绝对的，在语言系统与认知机制许可范围内的变异能够得到语言使用者的认同，并逐渐融入目的语原创语言，进而对推动语言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变异一旦成为固化的表达，则转化为常规。反之，一旦变异试图超越语言内部规律的约束，则可能成为“昙花一现”的语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