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翻译的瓶颈

中医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几十部专著、词典和教材，在中医译著方面，几大经典著作基本都有相关的英译本，其中《黄帝内经》就有13个英语翻译版本，中医翻译研究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尽管中医翻译相比以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其发展还存在着瓶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2.4.1 尚未建立系统的中医翻译理论体系

中医翻译虽然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许多专家和学者在中医翻译理论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总体来说，存在重技巧、轻理论的倾向，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王银泉等（2014:110）把1981—2010年所发表的中医翻译的论文进行系统研究，发现73 1%的文章没有涉及任何翻译理论，仅对中医翻译的技巧进行探讨，就事论事，仅停留在翻译现象、翻译经验和翻译实践的简单归纳和总结上，缺乏宏观理论建构的研究；部分研究涉及理论，但对相关理论的运用繁杂众多，缺乏广泛认同的中医翻译理论；中医翻译理论的独创性不强，很多理论原则的应用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在结合中医语言的实际和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翻译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周恩，2008:219）。

2.4.2 尚未形成清晰的中医翻译学科定位

在中医翻译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中医翻译的学科定位问题。刘润清于1999年指出，看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一般要看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里已经有了这门课程；二是已经有了足够的文献；三是此学科可以做博士论文；四是这门学科有了自己的杂志（刘润清，1999:210）。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中医翻译界在这几个方面都还比较欠缺，学界对其学科定位也并未达成共识，中医翻译在中医药学科中还处于边缘化地带，同时也未能很好地与外语界和翻译界进行交流、合作与共融，这势必会影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王银泉等（2014:111）甚至认为中医翻译的这种学科状态，使得中医翻译成为一个被中医学、外语界和翻译界边缘化的“孤岛”，始终在“自说自话”。

2.4.3 尚未形成统一的中医术语翻译标准

近年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版了不少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比如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主持制定的《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2010年制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魏迺杰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和《英汉汉英中医词典》；谢竹藩主持编写的《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李照国主持编写的《汉英中医药大词典》和《简明汉英中医词典》等。这些多个版本，对于有的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各执一词，令人感到困惑，无所适从，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不统一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学者们对于中医术语翻译所持的观点也各不一样。所上文所述，满晰博提出“中医术语翻译拉丁化”，文树德认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保持中医原貌”，魏迺杰认为要采取“源语导向的术语翻译”的标准来翻译中医术语，威斯则认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采用“归化策略”，谢竹藩教授则坚持中医翻译“术语西医化”，而李照国教授则提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以上有关中医翻译标准的不同认识，丰富了中医翻译的研究，但同时也反映了大家对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观点不统一。

2.4.4 尚未建立高级中医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如前所述，全国许多中医药院校虽然设立了英语本科、外向型中医本科专业、中医外语硕士、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等项目，但就目前的人才培养现状来看，这些学生的主体还是以本科生为主，而且本科生由于专业和学时的限制，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中医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比较有限，外向型中医专业本科生的外语能力虽然比其他中医专业的学生要强一些，但也不具备从事专业的中医药翻译的能力。另外，在硕士层面培养的学生虽然基本能够从事中医药专业翻译，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总的来说，我国目前还缺乏既懂中医，又精通外语，同时具有较强中医翻译能力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同时也还未建立高级中医翻译人才的教学体系。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中医翻译目前面临的其他瓶颈，因为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才的问题。所以本书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医翻译能力而展开，探索培养具有较强中医翻译能力的中医药对外翻译人才，从而有效解决我国现存的中医翻译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