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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类型分析

时间:2023-04-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吴 宏摘 要:认知语言学认为,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与其构成要素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根据这种理据性,日语人体词惯用语可分为具有成分理据性的组合型惯用语和具有整体理据性的融合型惯用语。本文试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日语惯用语的分类及其语义解释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吴 宏

摘 要:认知语言学认为,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与其构成要素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根据这种理据性,日语人体词惯用语可分为具有成分理据性的组合型惯用语和具有整体理据性的融合型惯用语。这两类惯用语因其语义结构不同,其解释模式也各不相同。

关键词:人体词;惯用语;语义类型

引言

人体词惯用语[1]作为日语惯用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惯用意义乍看上去纷乱繁杂,对于学习者来说很难记忆,但实际上这些惯用语的意义并不是无章可循的。认知语义学认为,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与其构成要素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任意的,无论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与其字面意义的差距有多大,其来源必定是有理据的。本文试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日语惯用语的分类及其语义解释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1.日语惯用语的分类及其存在的问题

虽然惯用语的意义一般不能根据其各自构成要素的意义直接进行推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惯用语的意义与其构成要素的意义完全无关。在对日语惯用语进行分类时,许多学者也都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宫地裕、国广哲弥、籾山洋介等。

1.1 宫地裕(1982、1985)

宫地裕(1985)将日语惯用语分为“固定词组型惯用语(連語的慣用句)”和“比喻型惯用语(比喩的慣用句)”。“固定词组型惯用语”是指形式上与“自由词组(一般連語句)”相似,但构成要素之间结合的紧密度高于自由词组的一种固定搭配形式,如「手を染める(着手、开始)」「電報を打つ(拍电报)」等。“比喻型惯用语”是指不仅构成要素之间结合的紧密度非常高,而且整体上具有比较明确的比喻意义,如「頭に来る(生气)」「口が重い(嘴笨、寡言)」等。

虽然宫地指出了有些惯用语同时具有“固定词组型惯用语”和“比喻型惯用语”的两种特性,但却没有明确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宫地裕(1982)在二者的具体区分上也存在不妥之处,例如他将「手を握る(握手、相互协作)」等划入“比喻型惯用语”,却将「手を出す(参与)」等划入“固定词组型惯用语”。笔者认为「手を出す」这一惯用语与「手を握る」一样,各构成要素结合十分紧密,三者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才派生出了它的惯用意义,应将其划入“比喻型惯用语”。因此,弄清惯用语各构成要素的紧密度及其与惯用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1.2 国广哲弥(1985)

国广哲弥认为构成要素之间结合的紧密度和意义的凝结度是区别不同性质词组的重要指标。根据这一指标,他将词组划分为“自由词组(語連結)”“固定词组(連語)”“惯用语(慣用句)”,并提出了按意义、形式和固定用法进行分类的三分法。根据意义进行分类时,他将惯用语分成了构成要素意义不透明型、比喻意义发达型以及文化关联型三类。

国广虽然提出了明确的划分标准,但在实例分析中却有矛盾之处。例如其所举的“构成要素意义不透明型”中包含「足が付く(找到踪迹、线索)」这一惯用语,笔者认为该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与构成要素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不透明的。在这个惯用语中,由于“足”最重要的功能是行走,走过的地方必然会留下痕迹,而人们采取某种行动后也会留下某些痕迹,这些痕迹也为查找线索提供了依据。因此,“足”的语义被映射到抽象的“踪迹、线索”意义上,进而形成了“发现踪迹”这一惯用意义。由此可见,「足が付く」的构成要素的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比喻关系,将其归为“不透明”是不准确的。

1.3 籾山洋介(1997)

籾山洋介从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与各构成要素字面意义之间的关系出发,将日语惯用语分为有惯用意义而无字面意义的惯用语和两种意义皆存在的惯用语这两类,并从比喻的角度对后者再次进行了划分。可以说籾山的分类为日语惯用语确立了一种新的体系性分类标准,特别是基于比喻关系的分类,开辟了惯用语研究的新思路。但籾山对有些惯用语的分类也有不妥之处,如他将「手を焼く」等划入各构成要素总和所构成的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无法构成比喻关系一类中,而笔者认为,「手を焼く」的字面意义是“烧手、烫手”,由于“烧手、烫手”的东西不能随便触摸,处理起来需要费一些周折,与该惯用语表示的“事情棘手、难办”这一惯用意义在“难以处理”这一点上具有相似性,应属于隐喻投射关系。

由此可见,关于日语惯用语语义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明确的地方。下面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考察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结构,并构建出这类惯用语的语义解释模式。

2.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两大基本类型

前面笔者提到,专家学者在研究日语惯用语的语义时十分关注整体意义与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分类多是以构成要素组合而成的整体字面意义和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之间的关联性为依据的,而很少考虑到各构成要素的语义扩展情况对惯用语意义的影响。虽然从惯用语各构成要素的意义往往无法直接推测出惯用语的整体意义,但这些构成要素与构成惯用语整体意义的认知机制关系十分密切。

Lakoff(1986)等通过对惯用语的系统分析,认为许多惯用语的构成要素在解释惯用语的意义时发挥着系统作用,说话者意识到惯用语的构成要素和惯用语整体意义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惯用语的意义是可以推导出来的,而非完全任意的,惯用语是有理据的,而这种理据性是规约常识(conventional knowledge)和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hpor)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关于惯用语的理据性问题,山梨正明(1995)也指出,在惯用语字面意义向惯用意义的语义扩展中,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机制和以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惯用语字面构成要素的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联系的理据性,笔者认为日语人体词惯用语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即具有成分理据性的组合型惯用语和具有整体理据性的融合型惯用语。

组合型惯用语是指惯用语的惯用意义分布于各构成要素之中,其惯用意义的生成主要是通过各构成要素的语义扩展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惯用语的整体意义是由各构成要素的比喻意义组合在一起构成的。这类惯用语的主要特点是:各构成要素语义的独立性相对较大,语义结合程度相对较弱。如表示“技术提高”义的「腕が上がる」这一惯用语,在理解其惯用意义的生成理据时,不能将整个惯用语的字面意义作为一个整体,将其理解为人体部位器官“腕”向上方移动或扩大移动范围的能力得以提高,进而从这一字面意义扩展出“技术提高”这一惯用意义,而应将其理解为惯用语的构成要素“腕”这一人体词的语义扩展到“(技术等方面的)能力”语义,进而与动词「上がる」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整个惯用语的惯用意义。另外,组合型惯用语整体上往往不具有字面意义,如果脱离了各构成要素的比喻意义,其语义就很难存在。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组合型惯用语只具有惯用意义,各构成要素组合起来的字面意义往往很难解释得通。如「顔が揃う」表示“应参加的人全部到齐”,这一惯用语的语义是人体词“顔”的基本义通过转喻扩展,形成“(应参加的)人”语义后,再与动词「揃う」组合而成的。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顔が揃う」的意思应为“脸到齐”,这一解释从语义上来讲是不成立的。

融合型惯用语是指惯用语各构成要素在意义上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其惯用意义是从各构成要素的整体意义中转化而来的。这类惯用语的主要特点是:各构成要素虽然仍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词汇意义的独立性,但整个惯用语的意义不是各构成要素意义的单纯累加,需要从各构成要素的整体意义中推导出来。由于这类惯用语的字面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存在着隐性或显性的联系,在分析时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由此来考察其字面意义如何扩展为惯用意义,并找出其中的理据关系。例如:

(1)尾崎容疑者は調べに「滑り台を壊したと言ったので、腹が立って突き飛ばした」と容疑を認めているという。(http://mainichi.jp/chubu/news/20091001ddh041040003000c.html)

(2)不動産屋と銀行が手を握れば、土地も高騰するはずだ。

(『例解慣用句辞典』)

在例(1)中,我们无法从构成要素「腹」和「立つ」的意义中直接推导出“生气”这一惯用意义,必须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深挖各构成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理据。在这一惯用语中,「腹」可被视为情感容器,而「立つ」可表示容器内情感的活动。「腹」这一容器因情感的活动,内部产生波动而导致其稳定性丧失。在隐喻思维的作用下,该惯用语义扩展为表示人的情绪失去稳定性、无法保持平静的“生气、发怒”这一惯用意义。在例(2)中,「手を握る」的字面意义是“握手”,而惯用意义是“相互协作、结成同盟”。构成要素「手」和「握る」无法单独承担“相互协作、结成同盟”这一惯用意义,这一惯用语的惯用意义来自于各构成要素组合而成的整体意义,即通过比喻实现了字面意义所表示的行为向惯用意义的扩展,字面意义的生动形象和惯用意义的抽象概括交相辉映。

融合型惯用语的另一个特点是这类惯用语很多都具有较强的形象性,一旦失去比喻意义就会变成自由词组。也就是说,根据语境的不同,这类惯用语的语义有时会游离于惯用语与自由词组之间。例如:

(3)a.飛行中に、この巨大な鳥は気流に乗って滑空し、4600メートルとい

う目がくらむような高さにまで舞い上がる。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jp/animals/birds/californiacondor.html)

b.供述によると、金に目がくらんで犯行に及んだということだ。

(『例解慣用句辞典』)

在例(3)中,(3)a的上下文决定这里的「目がくらむ」所表达的只能是“头晕眼花”,而在(3)b中语境要求其与能够使人产生某种欲望的事物性名词(如金钱、名利等)相搭配,故表达的是“利欲熏心、见钱眼开”这一惯用意义。

3.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构建

就人体词惯用语而言,不仅字面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错综复杂的语义扩展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具有相对对立性的构成要素的扩展义在其生成和理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结构,其解释模式也各不相同。

3.1 组合型惯用语语义结构的解释模式

组合型惯用语因其构成要素的字面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联系的理据性较强,必须通过激活其字面构成要素的深层含义才能理解惯用语的整体意义,因此分析组合型惯用语的语义构建过程就是分析字面构成要素深层含义与惯用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了更好分析这种关系,我们将引用Geeraerts提出的棱柱形模式,Geeraerts提出这一模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惯用语的语义。他认为,惯用语的语义是由基本要素构成的,内部语义结构具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合关系与语义组合有关,主要研究惯用语形式及语义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即语义组合和整合的过程。聚合分析与语义扩展有关,集中研究惯用语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及两者各自组成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两个概念层面之间的投射关系。这种语义投射关系用棱柱形模式表示如图1[2]所示。

图1 日语组合型人体词惯用的棱柱形模式

在图1中,组合型人体词惯用语整体的字面意义是由人体词的字面意义和用言的字面意义组合而成的。在惯用语意义的构建过程中,人体词的字面意义和用言的字面意义分别发生了语义扩展,各自形成了有别于字面意义的比喻意义,这两部分再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了人体词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也就是说,在理解组合型惯用语的语义时,我们首先要将1拆分为2和3,然后对2和3的意义进行构建,找出能够使二者组合在一起的合适的扩展义,从而推导出4的意义,即1和4之间没有直接的映射关系。换句话说,在这类惯用语中,其整体的字面意义并不能直接投射到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上,对推导惯用意义有直接贡献的是那些已经具有比喻意义的构成要素,它们在字面意义和惯用意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从而对惯用语的意义做出贡献。下面笔者以「腕が上がる」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如图2所示,「腕が上がる」的字面意义与「技術が上達する」这一惯用意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映射关系,其惯用意义4(「技術が上達する」)分别是由2(「腕」)和3(「上がる」)的扩展义5(「技術」)和6(「上達する」)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说,2和3、5和6之间构成组合关系,而1和4之间构成了概念体系上的聚合关系,字面构成要素的意义对推导惯用意义有着直接的贡献。

图2 腕が上がる的棱柱形模式

3.2 融合型惯用语语义结构的解释模式

相对于组合型惯用语而言,融合型惯用语具有较强的整体理据性,其字面构成要素的意义已完全融合为一体,我们无法从各构成要素的字面意义中直接推测出整个惯用语的惯用意义。也就是说,各构成要素的字面意义对惯用语的惯用意义的构建没有直接贡献,必须通过字面意义构成的字面场境[3]或词语的相关概念知识才有可能获知惯用语的惯用意义。这类惯用语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两个概念层面之间的基本投射关系可用图3表示。

图3 融合型惯用语的语义解释模式

下面以「足を入れる」为例看一看这类惯用语的字面意义是如何投射到惯用意义上的。这一惯用语的字面义表示的是“足”的动作行为,“足”作为主要身体部位,其动作行为也常被隐喻扩展到表示与某种行为活动之间关系的抽象意义上。如移动双足进入某一空间范围内,可引申表示某人参与某一活动。「足を入れる」的字面意义是某人将脚伸入某一空间范围内,进而隐喻参与到本没有关系的活动或领域中,形成了“介入到某一关系中”这一惯用意义。其语义投射图具体如图4所示。

图4 「足を入れる」语义投射图

当然,这类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向惯用意义的投射并不都是单纯地通过隐喻或转喻投射的,在融合型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向惯用意义的语义扩展中,还存在着隐喻和转喻的连动作用。这种连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隐喻始源域中的转喻变化上,即转喻发生在隐喻的始源域中,通过转喻使其所在的认知域的范围发生了变化,而隐喻则是建立在经转喻变化后的整个认知域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这类惯用语的语义起源于转喻的思维和语境中,其中非语言的和语言的信息相互关联在一起,为惯用语隐喻意义的构建提供了基础。例如:

(4)彼が金を盗んだことは明らかなのに、口を拭って知らん顔をして押し

通そうとした。

(http://ejje.weblio.jp/content/%E5%8F%A3)例(4)通过转喻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字面场境:一个人偷吃东西后把嘴擦干净。该场境隐喻性地投射到另一个场境——某人做完坏事后却佯装不知。在该隐喻的始源域中,转喻的认知范围发生了缩减,由于其始源域「口を拭う」的认知范围较广,而“偷吃完东西”只是“擦嘴”的原因之一,是始源域的一个次域。通过这种缩减,突显了“偷吃东西后假装没吃”这一行为,强化了始源域中与隐喻理解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进而形成“做了坏事后若无其事或佯装不知”这一惯用义。其语义投射图具体如图5所示。

图5 「口を拭う」的语义投射图

4.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语中不同类型人体词惯用语的解释模式不同。就人体词惯用语而言,不仅字面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错综复杂的语义扩展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构成要素的扩展义在其生成和理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结构,其解释模式也各不相同。具有成分理据性的组合型惯用语,因其构成要素的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关联性较强,必须通过激活其字面构成要素的深层含义才能理解惯用语的整体意义。因此分析组合型惯用语的语义构建过程主要是分析各构成要素的扩展义与惯用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具有整体理据性的融合型惯用语,因其字面构成要素的意义已完全融合为一体,无法从各构成要素的意义中直接推测出整个惯用语的惯用意义,因此在理解这类惯用语的语义时,主要以字面意义的隐喻和转喻扩展为中心,分析其字面意义与惯用意义之间存在的显性或隐性关系。

参考文献

[1]佘贤君.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J].心理学动态,1997(3).

[2]孙成岗、吴宏.影响日语人体词惯用语意义的主要因素[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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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辉,季锋.对熟语语义结构解释模式的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9).

[6]国広哲弥.慣用句論[J].日本語学,1985,4(1).

[7]ジョージ·レイコフ,マーク·ジョンソン.レトリックと人生[M].渡部昇一,他,訳.東京:大修館書店,1986.

[8]宮地裕.慣用句の意味と用法[M].東京:明治書院,1982.

[9]宮地裕.日本語慣用句用例集[M].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85.

[10]籾山洋介.慣用句の体系的分類—隠喩·換喩·提喩に基づく慣用的意味の成立を中心に—[J].名古屋大学国語国文学,1997(80).

[11]山梨正明.認知文法論[M].東京:ひつじ書房,1995.

【注释】

[1]惯用语(慣用句)是日语中的一种特定惯用表达形式,一般由两个以上的构成要素组合而成,结构固定,整体意义不等于各构成要素字面意义的简单累加。

[2]参见杨波、张辉(2008)和张辉、季锋(2008)。这里参照盖拉茨的棱柱形模式以最典型的“用言型人体词惯用语(人体词+助词+用言)”为例,构建了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分析模式。在本图中,(——)表示组合关系,(→)表示比喻关系。为了进一步区分隐喻和转喻,在后面的语义分析图中,用(→)代表隐喻扩展关系,(┈➝)代表转喻扩展关系。

[3]指根据惯用语字面形象义可直接在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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