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新式印刷出版业兴起的过程中，土山湾印书馆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该馆从1867年设立印刷所起，至1958年公私合营，前后持续了90余年，后属徐汇区大华中心厂领导，并随中心厂并入上海中华印刷厂。该馆偏重西文印刷，但中文出版物也曾在全国教会出版系统中独占鳌头，20世纪30年代，创下了印刷品总数达53万种的记录。(1)在全国29家天主教出版机构中，曾占天主教出版物总数达32.3％的份额。(2)然而，由于中文资料的相对稀少和西文资料开发的有限，关于土山湾印书馆至今仍存在有许多盲点，该馆究竟何时创设，该馆的名称及其与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土山湾印书馆在印刷技术方面引进了哪些新式印刷技术，该馆有哪些主要的出版物，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澄清。本文利用目前所见的有限资料，在尝试解答上述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该馆所从事的印刷出版活动对于近代上海印刷出版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意义。
1849年天主教巴黎耶稣会士在青浦县横塘（现松江县息安骨灰堂）的天主堂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咸丰五年（1855）迁至蔡家湾，孤儿院让孤儿学习包括雕版印刷在内的各种手艺，为孤儿院有印刷活动之始。此一时期“印刷工场”的负责人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夏显德神父(3)兼任。太平天国战事期间蔡家湾孤儿院一度迁至董家渡。同治三年（1864），位于徐家汇肇嘉浜中段一转弯角的土山墩被“削为平地”，同年冬天建造了第一排房屋，蔡家湾孤儿院正式迁至徐家汇土山湾，定名为土山湾孤儿院。(4)一些美术史论著似乎都认为早期土山湾并不存在印书馆，印刷活动只是作为土山湾美术工场或土山湾画馆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的。如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一书称：“育婴堂实即一美术之工场也。……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画、照相、冶金、细金、木工、水雕、泥塑、玻璃制作等。”(5)其实印书工场实际已经萌芽，但其时规模很小，印刷品单一（大多为明末清初汉文西书的重印），且发行范围有限，因此，确实尚算不上是独立的出版机构。
根据法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从那时起，“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着一件杰出的工作，那就是它的印书馆。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在1869年，它至少已拥有‘七十种作品的木版，都是有关宗教和引人热心的圣书，或为教外归化，或为圣教辩护，或为训导培养教友虔诚精修’。其中大部分是十七、十八世纪由利玛窦、柏应理、李玛诺、南怀仁、艾儒略、潘国光、庞迪我等旧耶稣会神父的优秀作品的再版；后又增加了李秀芳与晁德莅两位合著的《圣母月》和李秀芳著的《若瑟月》”。(6)根据这一段材料，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两年内已经能够印制出70种关于天主教教义和圣教辩护的木版书，没有一个专门运营系统的印书机构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土山湾印书馆在1867年应该在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中，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由“印刷部”、“发行部”组成，但早期印书馆在对外使用的名称上尚不稳定，由于孤儿院内有慈母堂，因此早期出版物多称“土山湾慈母堂藏板”，所出版的书目也以“慈母堂”为名，(7)之后或称“徐汇书坊”、“土山湾天主教孤儿院印刷所”、“土山湾育婴堂印书馆”、“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土山湾印书房”等；至20世纪初起，大多在出版物的版权页上标注“土山湾印书馆”。二是与墨海书馆类似，尽管土山湾后来一直被视为西方近代印刷术东传中国的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但早期该馆缘于客观条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因此，土山湾印书馆事实上是在印刷术领域实施中西印刷技术对话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土山湾印书馆不久后成为上海印刷出版业采用西方新式印刷术的引路人，是与该馆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该馆初创时期就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木版印刷术翻印了大量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汉文西书，在装订技术上也利用了传统古籍的装订样式。
为早期土山湾印书馆培养印刷技术人员做出过重大贡献者，是法国耶稣会士苏念证神父（Hippolytus Bosuiau，1824—1886，又作苏念澄，字清渠）。他1865年来华，1866年至1879年间主要担任上海洋泾浜若瑟堂院长。1870年前后他买下了一套铅铸中国字，一向置于洋泾浜大堂东之洋楼内，于1873年夏秋之间搬至土山湾。在法国耶稣会士严思愠（Stanislas Bernier，1839—1903，字慎斋）尚未接手印书馆前一两年，他就“已安排一土山湾孩、蔡家湾出身名陈阿弟（克昌）与钱斐理（江湾大场人，系汇学生，进小修院而未成者），遣此二人往上海虹口望益纸馆印书房去学习排铅字，为预备江南省设印书处，为传教之用。”同时在该馆印书房学习排字的还有后来回到土山湾的顾朗如和陈鹿门。虹口望益纸馆印书房系葡萄牙富商、后来出任过上海葡国总领事的Carnai所开设。(8)
1870年土山湾印书馆成立不久，即盘入上海一家外国印刷所，买进一些印刷机和外文铅字模，又添置了一些中文铅字模，成立了铅字部。(9)据《江南育婴堂记》稿本，同治十三年（1874）出任土山湾首任“管帐”先生的是严思愠，1866年来华，后兼管铅版和印书事务。严思愠负责印书馆期间正式以活字印刷出版的第一本西文书，可能是1873年出版的天文台推算的附有日出日没时刻表的《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Bulletins des Observations de Zi-Ka-Wei）；用活版排印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是教徒们望弥撒用的《弥撒规程》，(10)为土山湾印书馆从印刷工场向出版机构过渡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当时土山湾仍然使用蔡家湾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并逐步用新的木版来代替正在使用的旧雕版。他“兼管铅板印书事务。铅字印书架子装在堂前西夹壁两间”，并起用曾在美华书馆工作过的宁波人徐某“帮助布置铅字架子等”，“印手”有南京人钱某、陆关荣等三人，他们属于“土山湾印书房之开手人也”。(11)可见1874已开始有了活字铅版印刷。
1874年之后实际主持印书馆的是法国耶稣会修士翁寿祺（Casinirus Hersant，1830—1895，字锡眉）。他1859年来华，堪称是一个技术天才，“精于修理钟表，兼晓医理，善待病人，常在汇院任司病职，兼修理钟表，亦善拍照。当时之拍日照，其法尚未成全，盖照片药水件件必须自行配合，拍一小照，又须历时颇久，翁相公行之，颇得其法，当时知拍照者甚稀，所拍之照，作为珍奇，而徐家汇院房并诸位老神父遗像，及江南初起遗迹，至今存留不少者，是皆翁相公之劳绩也”。(12)初起他“自己学习排字，兼管石印”。1876年严思愠调任张泾本堂，印书馆由翁相公接手，他嘱咐陈阿弟（克昌）查核印书馆所缺少却又为印书馆所不可或缺的“应用之件，一一开帐，至法国添办，渐臻完美”。(13)翁寿祺主持该印刷所长达22年，直至其去世。(14)1875年印刷所的第一本西文书目共著录出版物180种，1889年的《土山湾孤儿院印刷所出版图书目录》著录共221种。工场后来屡经扩充，印刷工具也不断增加、改进，1898年装置了发动机，有工人100名，学徒40名，承担了中文圣经、中西文教会出版的刊物、宣教小册子、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法租界当局的文件、通告和报表，有关气象、地质、地震、水文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地图、挂图、圣像和宗教画片等印制任务。(15)
有文章称土山湾印书馆存续88年（1870—1958）间，(16)前后共有20名负责人。其中法国籍10名、中国籍7名、西班牙籍2名、意大利籍1名。该馆后期主要负责人为法籍耶稣会修士潘国磐（Xavier Coupé，1886—1971，字金固），他是土山湾印书馆，乃至土山湾孤儿院中后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潘国磐1910年来华后便被正式分配到土山湾孤儿院担任五金工场主任一职，1923年起又改任印书馆主任兼画馆主任。他多才多艺，除了雕刻之外，懂得土山湾传授的几乎所有技艺，管理和负责过包括乐队和医务室在内的土山湾所有机构。他尤善丹青与印刷，管理印书馆时间长达20年。在他任职土山湾印书馆主任期间，土山湾不论在中文印刷还是在西文印刷方面，都产生了一些名著，出版物不局限于宗教，还有大量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作品，如内容涉及宗教、文学、艺术、历史和地理等的《汉学丛刊》。其间还大量印刷光启社、震旦大学和其他天主教机构，包括天文台、气象台等编撰的书刊。(17)
20世纪前半期土山湾印书馆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印刷部分石印、铅印、五彩印等，所印中西书籍，特别是科学报告享誉海内外。(18)该馆接受各界各种印刷品，如中西书籍、杂志、月刊、学校简章、文凭、公司商店发票、收据、信纸、信封、名片、医学说明书等。该馆附设的照相馆是上海最早开办的照相馆。除为学校、团体、顾客摄影外，兼制铜锌版，以供印刷界之应用。发行部分装订、贩卖二部。凡装订书籍，中式线钉，西式布包、皮包，力求精工，式样新巧。书面金字非常美观，字体颜色可任凭选择。出版物涉及面颇广，并代售各地天主堂出版的书刊。(19)
上海开埠后，墨海书馆和土山湾印书馆堪称基督教和天主教引进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土山湾印书馆在上海近代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方面，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徐汇纪略》在介绍“土山湾”时专门列出一条介绍印书馆：“印刷所分石印、铅印、五彩印等名目。所印中西书籍，久已脍炙人口。”(20)
所谓石印术（lithography）是指在石板上印刷的技术。“Litho”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它是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创制的，是平版印刷的一种方法，平版印刷技术是用图文与空白部分几乎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印版（平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包括石版印刷、珂罗版印刷和胶版印刷三种印刷方式。石印术由德国巴伐利亚音乐家阿洛伊斯·塞纳费尔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4，又译“施纳菲尔特”、“逊纳菲尔德”或“施纳飞尔特”）于1796年发明的，塞内费尔德也因此被世人尊称为“石版或平版印刷之父”。石印是在具有多孔性、善吸水、质地细密，且能较长时间保留水分的石版石上，用脂肪性物质直接描绘、书写图画和文字，再经过化学腐蚀而制成的印版，直接放到石印机上进行印刷，优点是随意放大缩小，使用灵巧，废除了雕刻工的中间环节。塞纳费尔德曾采用石印术印刷了著名画家丢勒画插图的马克西米利安的《祈祷书》。1816年该技术传到法国巴黎，1820年印制的《古法国的浪漫与迷人之旅》一书，成为这一技术的里程碑之一。(21)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一文中称：“中国之最早用石印术者，为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之土山湾印书馆，时在清光绪二年（1876）间。”(22)这一段叙述显然是不准确的，既有研究已经证明，最早在1830年至1831年间，石印术已开始在南洋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使用，1832年底麦都思曾在广州设立了两个石印所，并出版了一些小型出版物。(23)如在巴达维亚石印有《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神理总论》、《福音调和》、《新遗诏书》、《论语新传》、《养心神诗》等，也印刷过史学译著，如《东西史记和合》。1843年底麦都思抵达上海创建了墨海书馆，也曾采用过石印，如1844年石印的《祈祷式文》，1846年石印的《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24)但不久即放弃石印。苏精解释称石板的供应有问题，或是巴达维亚的石印工未随来的缘故；更大的可能是此时铅铸中文活字大有长进，伦敦会自铸的数量虽然有限，但麦都思通过改动用字一样可以出版，石印的必要性渐低，1847年第一部滚动式印刷机运抵上海，石印就完全停止。(25)
韩琦指出，之后历经约30年，即直到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使用石印后，国内书商才纷纷设局，石印本盛极一时。上海出现了近百家石印书局，各类石印书籍大量出现，甚至远销全国各地，大大推进了西学的传播。(26)但是，韩文在叙述早期石印术传播的过程时，却没有对土山湾印书馆具体展开讨论。中国近代石印出版的高峰形成于上海，笔者认为在沪石印术的传播链上，土山湾印书馆是重要的环节。考虑到墨海书馆的石印术基本没有传承的事实，土山湾几乎堪称石印技术在华传播真正的先行者。或认为该馆设立石印印刷部在1874年，(27)或以为在光绪二年（1876），(28)土山湾印书馆率先使用石版印刷技术，由翁寿祺和华人邱子昂主其事，设立了石印部，专门印刷天主教宣教读本，如1879年3月16日（清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创办的《益闻录》半月刊即由该馆石印出版，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最早出版发行的报刊。该刊自十一期起改为周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1907年更名为《时事科学汇报》，1908年简称《汇报》。(29)其他中文刊物有《圣教杂志》（3000名订户）和《圣心报》月刊（5100名订户）等。(30)
珂罗版（Collotype printing）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俗称“玻璃版”。珂罗版的印刷原理是以玻璃为板基，然后在玻璃上涂上明胶印刷质，在上面通过照相制版，把图像反映到胶质上，再通过采用水墨相斥的着墨原理，然后用无网点印刷的方式，把这一印品印出来。1869年由德国慕尼黑工艺师J·阿尔贝特（Joesph Albert，又译海尔拔脱）以玻璃版基用于实际印刷生产，被认为是珂罗版的发明者。珂罗版的优点是以精致细腻著称，适合印制名人手迹和书画作品。1875年该技术由土山湾印书馆任职的安相公(31)率先引进，并购买了圆盘机等印刷机械，用之印制耶稣、圣母像等图片。其时在上海采用珂罗版的还有英国别发洋行，由于此法印刷甚为精美，不久上海有正书局聘用日人龙田来华从事珂罗版印刷，教授华人学习。1902年文明书局的赵雪鸿也实验珂罗版获得成功。商务印书馆1907年始有印刷精美的珂罗版，(32)时距土山湾印书馆引进珂罗版工艺已经三十多年了。
照相铜锌版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的产物，主要包括照相铜版和照相锌版，由法国人稽禄脱（M. Cillot）发明于1855年，应用这一技术摄制印版，其精密明晰，可与照相无异。1882年德国人麋生白克（Meisendach）创制了照相网目版。“吾国之有照相制版术，当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为最先。光绪二十六年（1900），该所夏相公首先试制，始得成效，并将这一技术传授给华人顾掌全、许康德（进才）。之后采用照相铜锌版的书局多少都与土山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顾掌全后来进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摄制铜锌版，而许康德则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进入商务印书馆摄制教科书照相锌版。而许康德的摄制照相锌版技术直接来自土山湾的安相公。由于一版之成，需要经过六七日之久，对于制造颇为迟缓，于是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引进日本技师，一方面将许氏摄制锌版之法加以改良，并进一步聘用美国技师，使照相铜锌版技术日臻完善。”(33)
土山湾印书馆对于西方石印术的引进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影响至为深远。或认为“石印书籍之开端，最先为点石斋”。(34)其实，1876年由英国商人美查（F. Major）创办的点石斋印书馆所聘用的石印技师邱子昂是来自土山湾印书馆；邱子昂“颇有才能，十余年间，助翁相公管理印书房相帮不少，于1899年至大德油厂，助朱子尧经理全厂事务，颇著成效，复助子尧等开创图书公司于上海小南门外教场地”。(35)1884年点石斋印书局首用石印术印行《圣谕详解》、《康熙字典》及考场所需袖珍本工具书，《康熙字典》第一批4万部，不几个月就售完；第二批印行6万部，不几月又售完，开创了出版界的新记录。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每月出版三期，用连史纸石印，随《申报》附送，由于绘影绘色迎合了市民心理，销路大畅，清末行销广远长达三十年之久。(36)点石斋所印具备“精雅有用”和“获利之巨且易”的好处，于是光绪七年（1881），广东人徐裕之（鸿复）、徐润（雨之）在上海创设了同文书局，这是由中国人出资兴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则“购置石印机十二部，雇佣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斋书画谱》等书尤其著者”。(37)由于点石斋石印出版的巨大成功，使“见者悉惊奇赞叹”，1887年李盛铎在上海开设石印书局蜚英馆，规模很大，内部分工细致，备有当时先进的石印火轮机（即蒸汽机）十余部，馆内分设总帐房、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抄书处、描字处、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房、积书处、装订处等，门户分别，井井有条，出版过《正续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段氏说文》等。(38)
石印术翻印的古书，文字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画清楚，在科举时代，颇得考生欢迎。“上海之外，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处，亦相继开设石印书局”，而“日本之石印术，初得之于我国之上海，继自研究，乃转青胜于蓝。”(39)仅上海一地，张秀民列出者有大小石印书局56家，而韩琦等增补至90家以上。(40)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刊有《上海石印业之发展》一文，称当时“上海石印中国书籍正在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中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籍销行全国，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需要这种书籍。”上海的石印书局一般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个工人，每一架印刷机需要三个印工，大部分印的书字体都很小，但却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这些石印书局在北京琉璃厂、重庆、广州等地都设有分店。(41)土山湾印书馆所用之石印架，系木料制成，形如旧式凸版印刷机，用人力攀转，印刷异常费力。于是点石斋印书局在其基础上改进创制了转轮石印机；唯其转动以人力手摇，每架八人，分为二班，轮流摇机。一人添纸，二人收纸，手续麻烦。以后采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务印书馆聘用日本技师木村今朝男指导创制了铝版印刷机，以轻薄的铅版代替重厚的石板，用转轮原理增加速率，每小时能印1500张。(42)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也处在成长的过程中，近代上海石印技术的引进和改良是一个不断累积改进的过程，在这一近代西方新式印刷技术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土山湾印书馆充当了重要的引路人角色。引进的石印术不仅传播到了沿江沿海的中国城市，甚至远传日本。
土山湾印书馆印制的天主教读本有不少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汉文西书的重印本，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引义》和《涤罪正规》、高一志的《教要解略》、柏应理的《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朱宗元修订阳玛诺译的《圣经直解》和《轻世金书》、潘国光的《天阶》、孙璋的《性理真诠提纲》、冯秉正编译的《圣年广益》等。至1869年止，用木版重印了70种。(43)介绍天主教教理的论著，如白多玛的《圣教切要》，讲述天主教教义及戒规等，包括经文、天主十诫、圣教四规、圣事之迹、万民四终等。陆安德著《真福直指》分上下两卷共10章，包括享世福不能得真福、天主十诫成人得享真福、天堂永福略讲等。人物传记方面重印有丁志麟介绍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杨廷筠的传记《杨淇园先生事迹》一书。
当然，土山湾在重刊旧版天主教典籍的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如1904年重印土山湾的慈母堂本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方豪曾经将之与较早出版的燕贻堂校梓本相对校，发现有一系列严重的“挖改”，多达100多处，旧版中的“上帝”和“天”的概念被“天主”、“上主”、“主宰”等概念所取代，书中对李之藻重刻序言，修订版行文风格上已有较大变化，修改本《天主实义》用于论证的中国古代经典，只用《周易》一种。(44)庞迪我撰述的《七克》，1931年8月有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第八版《七克大全》的重印本；1857年上海土山湾还出过沙勿略顾校订的白话本《七克真训》，1932年已出到第6版。1926年该馆出版有《道原精粹》一书，该书原是崇祯八年（1635）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根据1592年耶稣会司铎拿竹旦利所著的插图本耶稣事迹译述的，其中有56幅画像，出版后“为时人所推许”，“不胫而走”。(45)后江南主教倪大司牧重辑译拿竹旦利所著的插图本耶稣事迹，并嘱修士刘必振率领慈母堂小生画像300幅，出版后颇受书界重视，认为“是土山湾生产的最大型的一种图像书”。(46)
新版的天主教教义书则更多，如沈容斋译斯顾拔著《地狱信证》分8章，包括地狱公论、地狱真道、地狱之刑、地狱之思等。该馆出版了不少上海著名的天主教神甫李问渔的作品，如《天梯》讲述圣母的品德和敬圣母的方法，该书是摘译圣利高烈的申尔福解；《奉慈正义》是论玛利亚圣洁本性；《砭傲金针》逐条陈述谦逊之道；《心箴》包括“救自己灵魂你用心么”等24篇。李问渔译高德尔的《三愿问答》，以问答体阐述了耶稣圣训“三愿”之义，包括发愿总论、论三愿别类、论德与愿的分别等。土山湾还出版了不少教理的上海方言本，如《方言圣经》是用上海方言翻译的圣经；管宜穆著《圣教要理问答注解》一书，讲述领洗问答、告解问答、圣体问答、坚振问答4部分，每部分都附有以上海方言写成的问答；其他还有凌云译、戴尔第著《方言教理详解》。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土山湾印书馆出版过不少天主教人物的传记，如1861年出版有黄伯禄编译的《圣女斐乐默纳传》，是根据1802年在罗马出土的圣女斐乐默纳墓志编写的，1914年由该馆又重印。1917年出版有圣心报馆译《圣女日多达小传》。1921年出版有《刘董二位致命真福合传》，收录《刘司铎方济各·克来小传》和《董司铎若望·加俾厄尔·玻亚尔小传》，两人均为在教案中殉难的天主教传教士。1930年出版有《圣伯辣弥诺小传》，记述意大利天主教教徒伯辣弥诺的生平事迹及灵修生活。1931年出版有法国天主教徒《圣女玛加利大传》、法国辣柔尼著的讲述一位名叫奇年（Anne de Guigne）的小女孩至死信奉天主的故事《奇年奇行》，以及伍应枫译述的邱多廉著《修院奇花秦秋芳修士小传》。1934年出版有杨寿康译的《善牧会创始人真福贝勒蒂修女事略》、谷云阶译林辅华著《李修善牧师传》。1936年有张之盐所著介绍爱尔兰天主教徒马特·塔尔博特（Matt Talbot）的小传《一个模范的工人》。1937年出版有杨寿康译《公教进行会女宗和徒弗隆物洛夫人传略》、李问渔译《福女玛利亚纳传》。1939年出版有隆德里编《张雅各伯司铎行传》。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所著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甘第大（Candida）一生事迹的传记，1927年有许采白译本《许太夫人传略》，1938年有徐见希译注的《一位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传略》等。另外还推出过“圣体军小丛书”、“公进小丛书”等，如金鲁贤译、戴尔华著《天上珠儿》，曾编入“圣体军小丛书”，也是介绍小女孩奇年（Anne de Guigne）的事迹。
该馆比较注意出版若干天主教史方面的资料，如光绪八年（1882）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有黄伯禄纂辑的传教士与清朝官吏间往返公牍《函牍举隅》，共计十册。书中多为江南（包括安徽、江苏两省）教区各堂之函牍，以供全国教堂参考，其中一部分为祝贺、拜会应酬函件，但大部分与教案有关，是研究咸丰、同治年间教案的重要资料。为了谨慎起见，每册之首都有倪主教于1883年1月3日刊出的拉丁文通告，不获特许不准出售，亦不准赠送，甚至规定不能任意供人阅读。(47)1926年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了徐宗泽的《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介绍了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南怀仁、李之藻传略，还分别介绍了这些人对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炮术、神哲学初期传入中国的贡献；1938年该馆还推出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该书第1章至第5章，论明以前的景教与聂斯脱里异教的东传，第6章至第10章是有关明清两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第11章是中国圣教掌故拾零。该书至今仍是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重要参考论著。
土山湾印书馆除出版印刷宗教书刊、承印法租界当局的各种文件、报表、通告外，还出版有若干汉学论著。这一点已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在《法国汉学研究史》一文中指出，19世纪中叶起，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有两个出版中心，一个在北方的河北献县，一个在上海的徐家汇。他注意到“在徐家汇，耶稣会士们拥有另一所印刷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汉学研究成果是1892年由光启社编辑的《汉学论丛》（Variétés Sinologiques），这套丛刊总数多达70种。该丛刊由夏鸣雷神父创办，(48)至1914年5月，《汉学论丛》共计出版了38种，是该馆出版的第一套西文丛书，内容涉及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历史和地理等，其中法国耶稣会士晁德莅的《中国文学课程》、董师中的《中国官话指南》等五本获法国儒莲汉学奖。夏之时的《法文中国坤舆详略志》、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ier，1852—1930）的《长江上游地图》获巴黎地理学奖和科学学术奖。(49)《汉学论丛》以后继续出版，第59种为1932年至1934年由该馆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于1886年撰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S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ê wê）一书，收入1552年至1773年的耶稣会士共467人，书目约800种，是后来研究西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最为重要的文献目录。《汉学论丛》收录夏鸣雷的主要作品有《崇明岛志》、《安徽省志》、《天主考》等六种。
一些中国耶稣会士也参与了《汉学论丛》的撰写，如黄伯禄（1830—1909）精通法文和拉丁文，其法文著述《中国产权研究》（Notions Techniques sur la Prppriété）、《从法律观点看中国婚姻》（Le Mariage chinois au point de vue légai）、《盐之公卖研究》（Expose de Commerce public du Sel）、《行政杂记》（Mélanges Sur l'Adminstration），先后编录《汉学论丛》第11、第14、第15、第21种。黄伯禄一生著述甚多，共计35种，其中中文19种，法文10种，拉丁文5种，全部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50)他最重要的中文基督教史著述是《正教奉褒》，主要依据中文文献，并参照部分西文资料，精加校雠，按照年代顺序，起自唐朝，讫于清朝道光年间，详细介绍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该书1894年、1904年分别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每次都略有增改，是一部被学界反复引用的编年体天主教史著述。(51)1905年该馆还推出张璜编《欧亚纪元合表》，参考了166种中外文献，书中除将以东亚世界为中心合并中西时间绘制对照表外，还附录中国年月日时异称表、天干地支异称表。
在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汉学研究论著中，法国耶稣会士禄是遒（Henri Dore，1859—1931）所著《中国迷信研究》（Researches sur les superstitution Chiinoises）特别引人注目。作者出生于法国，在勒芒神学院预科毕业后，于1882年晋铎。后去苏格兰加入耶稣会。1884年来华，在上海学习中文口语和写作，然后去安徽传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问题回到上海。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部进修、疗养一年后，又赴江苏各教区传教。法国耶稣会士的“民间宗教”研究，继承了明清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比较扎实。他们一般有定点的传教区，禄是遒神父一直在天主教法国耶稣会巴黎省负责传教的“江南教区”乡村活动，前后“扎根”工作了三十多年，因此“田野调查”的功夫非常突出。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调查中国民间迷信习俗的过程中，禄是遒收集了大量包括中国年画、符咒、神像、庙宇，以及迷信崇拜场面在内的民俗图片资料，留下了丰富的文献。1918年后因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愈下，他就留在上海耶稣会徐家汇住院专事研究工作，直到1931年12月去世。1912年开始出版的法文本《中国迷信研究》，在他去世前已完成了16卷本。他去世后不久的1932年初，16卷本全部出齐。该套书涉及中国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生礼俗、岁时节庆、占卜星相、风水择日、符咒禳除、佛道神祇、诸神传说、民间巫术和崇拜仪式等。除了作者的田野调查资料之外，还包含有很多中国古籍文献资料，其中也不乏文献考证。在法文版面世的同时，爱尔兰籍耶稣会士甘沛澍（Martin Kennelly）和芬戴礼（Daniel. J. Finn）二人就将这部多卷本的著作译成英语本（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合为10卷本，并对书中引用的中国古籍作了大量的修订、注释，该书堪称集中国和西方学者早期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之皇皇巨著。(52)
土山湾印书馆还非常重视出版中国本土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果，1883年至1950年先后刊行有36种高质量的研究上海方言的著述，如用接近法语读音的字母记录了天主教系统的上海方言音系的《松江方言练习课本》和《法华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词典》；1889年出版有Anonymous根据吴启太、郑永新的《官话指南》用上海话编译的《土话指南》，及全面阐述上海话语法的蒲君南的《上海方言语法》和系统记录上海话在开埠以后近百年中大量社会生活新名词的《上海方言课本》。这些高质量的上海方言著作，系统地记录了近代上海话迅速变化的真实面貌，为今人研究上海方言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53)
提供给中外学生学习中西文化的教材读本、出版教会学校用的课本、簿册和工具书等，也是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一个特色。有关西方科学的教材主要有：刊印汇报馆的译本，如《形性学要》、《几何探要》、《代数问答》、《透物电光机图说》、《公额小志》、《墨澳觅地记》等。地理学方面的著述，如蒋升的《五洲括地歌》。外国学者编译的自然科学教材，如法国人罗爱弟著《物理推原》等；Carlo Bourlet所撰《几何学》（平面几何）由中国学者戴连江译，1913年初版；Carlo Bourlet所撰《代数学》则由陆翔译出，全书厚达393页，附录各章演习问题；四位尾数之对数表；四位尾数之真数表；法、英、华文名词合表，该书1910年初版，1928年再版。艺术教育方面的教材有教授五线谱的《风琴小谱》（1908年）等。一些启蒙读本和教材还有不短的生命力，如蒋升《五洲括地歌》采用“使稚齿易读、易记、易悟、易解”的七言韵语形式，按总说、亚、欧、非、美、澳洲五洲顺序，叙述了55个国家，“取其一句可该一地”，后附“五洲地名中法合表”，按部首、汉文地名、所在洲、法文地名四列排列。该书1898年初版，1901年和1903年再版；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馆编刊的德佘宾王撰《代数问答》，1904年初版，至1923年还在印刷第三版。德佘宾王还撰有《数学问答》、《量学问答》，分别出版于1901年和1902年。(54)该馆还出版过《扬子江上游图》、《江苏省份图》等，不公开出售，制成后寄往国外有关机构。有影响的西学读本还有李问渔译著的《西学关键》和《哲学提纲》(55)、徐宗泽的《哲学史纲》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90年代刊印的一部重要的地理图说《五洲图考》。(56)
《五洲图考》先后有题名徐家汇印书馆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铅印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铅印本。全书分六卷，二十四年（1898）铅印本有汪康年、李杕和许彬三位的序言；二十八年（1902）铅印本仅保留李杕、许彬两个序言。全书六卷四册。第一部分为地理总论。包括地体浑圆、地为行星、测量地球、形势释名、天下高山、天下大川、五洲方域。之后分洲叙述依次为亚洲、墨洲、斐洲、澳洲和欧洲。亚洲部分由总论、日本、琉球、台湾、朝鲜、越南法属、暹罗、缅甸英属、廓尔喀、不丹、印度、俾路芝、阿富汗、东俄罗斯、波斯、阿剌伯、东土耳其、如得亚（或称犹太）组成。每个国家或地区一般都单独成为一章节，文字前多配有该国的或地区地图，依次为：亚细亚全图、日本全图、台湾图、朝鲜全图、越南暹罗缅甸合图、印度全图、俾路芝图、东俄回部、亚洲俄属图、欧亚通铁路、波斯阿剌伯合图、阿剌伯、美索不达迷亚图、如得亚图、耶稣降生后白路撒冷城图。图说部分一般先介绍各国的历史沿革、行政区划、国体、政体、风俗习惯、山川物产，其中还有对各地动物的介绍，如亚洲东部的猿猴，印度暹罗的象为兽中之王，西藏的麝鹿，北冰洋海马、海牛、海象，以及犀牛等。欧洲部分包含地理位置、国家、海洋、岛屿、山脉、大河、气候、大国、人种、政事、宗教。指出“今欧洲各国称雄者凡六：曰英吉利、曰日尔曼、曰俄罗斯、曰法兰西、曰奥地利、曰意大利亚”；“欧洲政事，今分三等：曰君主国、曰民主国、曰君民参治国”。依次介绍罗马、意大里亚、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荷兰、比利时、瑞典那威、丹国、日尔曼、瑞士、奥地利亚、塞尔维、罗马尼、蒲加利、西土耳其、希腊、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其中对欧洲的文化、艺术、建筑成就赞不绝口，特别对天主教和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予以很高的评价。美洲部分包括总论、加拿他、米利坚、墨西哥、中亚墨利加（中墨五国）、安地群岛、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及英、巴西、秘鲁、波里未亚、智利、银国、巴拉圭、乌路圭等国家和地区。亚非利加洲部分介绍埃及、的黎波里、努比亚、阿比西尼亚、都尼斯、亚尔日里、摩洛哥、撒哈拉、苏丹、斐洲西境、斐洲南境、斐洲东境等国家和地区。澳削尼亚洲，即澳洲包括南洋群岛、东南洋群岛、太平洋群岛三个群岛。其中对美洲、非洲和澳洲一些国家的西化过程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美洲和非洲的土著居民原本浑浑噩噩，风俗愚蛮，与禽兽类似，对神灵的信仰也愚昧可笑，有各种荒唐的祭祀活动，直到欧洲人到来才改变了这些落后的民族，突出了欧洲人所传播的基督教信仰。全书所有的纪年均采用中国皇帝纪年。该读本曾在晚清有相当的影响，如王先谦所编的《五洲地理志略》就引用过其中的很多材料。
较有学术价值的西文教材是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的5册本拉丁文著作《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该书也是《汉学论丛》之一，五卷本，凡五巨册。其实该书也可视为给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的教材读本。如第一册最低班用，主要为家常话，包括应酬语、短篇故事、俗语选录等。第二册低年级用，称“文言研读”，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第三册为“经书研读”，包括《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等。第四册题“文章规范”，内容为序文、诗选、尺牍、古诗、尺牍文体、文章典故等。第五册为“诗与文”，包括八股文、时文、歌赋、骈体文、歌谣、对联等。或全译，或不全译。有学者认为该书“虽体例芜杂，然拉丁文译中国文学，此为最富”。(57)
由于土山湾印书馆有着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法国传教士活动的背景，因此除了翻印大量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外，其新出西文书籍主要来自法语系统，据张晓依统计，在目前所能发现的土山湾出版的外语书目中，法语最多，占66.2％，拉丁语书次之，占27.1％，两者相加已经占93.3％。其余为英语、德语、西班牙语。(58)该馆所编印的教材大多为震旦大学院的课本。法语教科书有法汉对照的《法语进阶》，由法国耶稣会士董师中（Henri Boucher，1857—1908）编写，书前有1885年序言，该书是震旦大学院法文科第一年课本，至1924年还在翻印出版。1898年出版的还有法汉对照《法文初范》，该书为法文文法书。其他还有《字文释例》、《修词初级》、《法文菁华》、《修词大成》、《法文观止》、《官话指南法译》、《法文中国坤舆详志》、《法文中国坤舆略志》、《中国地舆志略附图》、《皇朝直省地舆全图》、《最新五彩十八省地图》、《（华法文）通史辑览》等。20世纪20—40年代流传较广的法语教材，不少都是土山湾出版的，如1924年出版的法文文法书《法文初范》、1944年出版的褚永泽编著上下册共计60课的《法语初步》。重要的英文教科书也有不少，如《英语捷诀》、《英语进阶》、《英文中国坤舆详志》、《（华英文）通史辑览》、《华英文十八省全图》等。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非常注意刊印拉丁文课本，如1898年前就刊行有《辣丁文规》、《辣丁文字入门》；以后马相伯在土山湾从事拉丁文教学，编译《拉丁文通》一书，(59)在其影响下，土山湾印书馆还出版有其他拉丁文教科书，如1908年前后有《辣丁文进阶》和张省机编著的《辣丁文津》，后者分造句浅法、文范名词、新经约选等部分。拉丁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在文艺复兴以后，已被欧洲各民族的语言所代替，但由于拉丁文和拉丁文化有着强烈的共存关系，欧洲语言中的医学、药学、动物学、植物学、化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新术语，仍然使用拉丁语的词根作为构词基础。拉丁文不仅曾是历史上记录、传播和发展西方文化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西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拉丁文教材，为国人了解西学精华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上述材料可见，土山湾印书馆不仅在中文印刷出版方面是上海近代出版文化的引路人，即使在西文教科书出版方面，也是重要的推手。
土山湾印书馆是孤儿院教区“一件杰出的工作”，(60)堪称一所培养孤儿生存技能的职业养成所，从1867年设立印刷所，至1958年公私合营，前后持续了90余年，成为在沪基督宗教系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社，不仅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出版史上，而且在堪称中国出版“半壁江山”的上海，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早期土山湾印书馆接续墨海书馆而起，从19世纪60—90年代末，它与美华书馆并列，分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沪并列的两大出版中西文书刊的书局。20世纪上半叶的天主教文字出版事业规模非常可观，各种定期刊物，如周刊、月刊、半月刊等约有30多种，除中文外，还有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各国文字。这些天主教出版机构先后出版的书报刊物都不下数十万种，其中位居首位的即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有53万种。(61)它虽然偏重西文著作，但中文出版物亦有不少，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教会出版物中曾独占鳌头，在全国29家天主教出版机构中，土山湾印书馆曾创下过占全国天主教出版物总数1/4到1/3的记录。(62)即使在上海一地宣教类出版物方面，也不逊色于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等基督宗教的出版机构。
晚清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1843年英国伦敦会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是急先锋。该馆系近代上海最早拥有铅印设备的印刷机构，以“铁制印书车床”铅印书刊，有大、小英文铅字七号外，并刻有中文活字多种，由于没有蒸汽机动力，所以只能以牲畜（老牛）来拉动铁制印刷机。(63)该馆虽然也曾首先在沪施行石印术，但不久即放弃，且该馆在19世纪60年代后停业，继之而起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方面却贡献卓著，成为西方印刷新术在华传播的重要引路人。19世纪70年代中期，该馆先后使用德国人发明的石版印刷术和珂罗版技术；又引进大石印机及大型凸版印刷机和铅印圆盘机等现代印刷设备，1900年引进照相铜锌版技术。至20世纪初，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海关印刷厂、美灵登印刷公司都已采用机械排版，使用外文铸排机等。1930年进口西文浇铸排字机1台。之后规模进一步扩大，工人多至130人，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百余种，成为上海乃至当时中国天主教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正是在土山湾印书馆的引领与带动下，石印术在中国沿江沿海的城市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甚至远传日本。土山湾印书馆的印刷部分为石印、铅印、五彩印等，该部还接受各界各种印刷品，如中西书籍、杂志、月刊、学校简章、文凭、公司发票、商店收据、信纸、信封、名片等。该馆的发行部分装订、发行二部，除以中西式样装订书籍外，发行部还代售各地天主堂出版的书刊。这种经营模式是否对后来兴起的商务印书馆集编辑、印刷和发行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产生过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土山湾印书馆位于上海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区——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是一个奇特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多元文化组合。而作为孤儿院一部分的印书馆，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即显示出近代上海出版文化由多种元素形成的复合性特点。在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之前，该馆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传统中国的雕版印刷，用木版印刷技术翻印了大量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汉文西书；之后土山湾印书馆成为西方新式印刷技术输入中国的重要据点之一，在土山湾我们看到的是苏念证、严思愠、翁寿祺、潘国磐、邱子昂、顾掌全、许康德等中外印刷技术人员，在该馆进行着中西出版文化与印刷技术知识之富有意义的对话。土山湾印书馆不仅在印刷技术的使用和引进上采纳了东西方多种元素，而且在印制文献的内容方面，也显示出这种多元性，如该馆不仅出版反映上海方言的《土话指南》等著述，也印制晁德莅、禄是遒、董师中、马相伯、李问渔、黄伯禄、张璜等中西学者的西文汉学著述和中文学术著作；不仅印制中法合璧本的教科书，还印制英文、中英合璧本教科书，以及拉丁文本的教科书，“所出中西圣学文学诸书，可谓各处传布，四海闻名”。(64)多种元素的复合性较之单一性的文化有着更大的文化优势，土山湾的优势在于文化的多元性，土山湾印书馆同样是通过自身的多重构型，以自己的复合型成为在中国传播近代西方知识、思想和学术的重要据点之一，也在近代中西出版文化与印刷技术交流的格局中，创造了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附记：本文初稿部分内容2008年6月20日曾提交由徐汇区文化局、复旦大学宗教学系等主办的“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并作为演讲稿发言。承李天纲、吴仁宏诸学者提议重新进行修改增补，文中所述几位法国耶稣会神父的译名和生卒年，承上海图书馆张晓依小姐提供。修订稿提交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7—8日），并在会上报告，承周振鹤、顾友信、内田庆市等与会专家的批评指正，特此一并致谢！修订稿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34卷）第3期，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0年第11期全文转载。全文后又经过修订，收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和出版博物馆编《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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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再版，第103页。
(2) 据1946年《上智编译馆馆刊》所载《近十年来我国天主教出版书籍总目》的统计，1937年共出书57种，土山湾占15种；1938年42种，土山湾14种；1939年66种，土山湾15种。转引自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3) 夏显德（Francisco Giaquinto，1818—1864）字懋修，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849年来华。
(4) 参见古闽林驺署签《徐汇纪略》（十三·土山湾），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该书无页码。
(5) 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中华书局，1940年，第163页；或称1867年土山湾孤儿院建成第二排房屋，其工艺工场（又称土山湾孤儿院美术工场）包括缝纫、制鞋、木工、金属制品、绘画、雕塑、印刷等工场，才开始全面授徒。参见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
(6) ［法］ 费赖之《1869年的江南教区》，转引自［法］ 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3—294、296页。
(7) 1898年该馆发行有《慈母堂经书价目》，收录各类中文书籍259种。参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44—554页。
(8) 《江南育婴堂记》稿本，作者不详，载［比利时］ 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五），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下简注《江南育婴堂记》），第2505—2507页。
(9) 该外国印刷所究竟是哪一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墨海书馆结束于19世纪60年代，该馆是否有可能将不再使用的印刷机械转让给土山湾印书馆，此推测录存备考。
(10) 《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或曾译作《周年占礼经》或《周年瞻礼经》，参见庄索原《土山湾印书馆琐记》，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11) 《江南育婴堂记》，第2504—2505、2507—2508页。
(12) 《江南育婴堂记》，第2508—2509页。“相公”为旧时对上层社会年轻人的敬称，天主教徒多习惯将“修士”称为“相公”。后来土山湾印书馆成为近代引进西方照相印刷制版的先驱，是否与翁寿祺长期致力于照相技术的探索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土山湾印书馆1900年开始试验照相制版，到1901年获得成功，1902年始设照相制版部。1910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在土山湾照相铜锌版基础上进行改良，试制出三色版，将彩色铜版印刷技术引入中国。
(13) 《江南育婴堂记》，第2510页。
(14) 宋浩杰主编《历史上的徐家汇》，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15) 庄索原《土山湾印书馆琐记》，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参见张树栋等著《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16) 《土山湾印刷所五旬金庆志盛》一文把土山湾印书馆正式成立的时间确定在1870年，参见《圣教杂志》1920年6月。
(17) 据原土山湾孤儿的回忆，1941年原五金工场毛如德（Julius Moreau，1876—？）修士离开，潘国磐调任五金工场主任，印书馆主任由西班牙修士荣亚纳（Gregorius Inarra，？—1991）继任。但潘国磐依然关心印书馆的业务，继续教授印书馆的孤儿学习科学文化以及业务课程。潘国磐还在工作之余教给他们一些印刷出版业务的基本知识和法语。在印书馆后期，独挡一面的工人们大多是他的学生。或担任印书馆的主管，或凭着掌握的法语和英语担任了印书馆的校对职位。有的还以自己高超的印刷技术和过硬的业务本领，解放后担任了《毛泽东文选》的排版工作。在土山湾印书馆并入中华印刷厂后，其学生或在西文出版方面成为新单位的“老法师”。1952—1953年在华外国人大量撤离之时，出于对孤儿们的爱和依依不舍之情，潘国磐选择了留下，直到1955年才不得不离开土山湾孤儿院，可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外国人。他离开上海后赴台湾省服务于一个属于客家村的新竹北埔天主堂，直至1971年去世。参见《张壮谋与潘国磐》、张壮谋博客《天母社区》：http：//203.208.33.101/search？q=cache：SGlnV8ThlvIJ：blog.xuite.net/united_tianmu/episode/、张晓依《那些被淡忘的灵魂——土山湾印书馆之历任负责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第三届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学术研讨会论文稿，2008年12月。
(18) 除上述《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外，重要科学报告和著述还有1901年开始出版的《佘山天文年刊》（Annales de l' Observatoire astronomique de Zo-Se）、1904年开始出版的《徐家汇地震公报》（Bulletin Seismologique de Zi-Ka-Wei）、1918年出版的鲁如曾《陆家浜验磁台》（Lu-Kia-Pang Observatoire Magnetique）、1934年开始出版的《徐家汇台地磁观测年报》（Observatoire de Zi-Ka-Wei）Observations Magnetiques等。
(19) 参见宋浩杰主编《历史上的徐家汇》，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03—105页。土山湾印书馆究竟印刷了多少中西文书籍，至今仍未有确切的统计，据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统计：1875年出书180种；1889年出书221种；1890年的书目分三类，有中文书293种，西文及中西文对照的四开本12页，图片地图等零星印刷品90项（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99页，但资料来源不详）。德国海德堡大学顾友信（Joachim Kurtz）教授告知，其目前已统计到的晚清该馆中文出版物多达900种以上，录此备考。
(20) 古闽林驺署签《徐汇纪略》（十三·土山湾），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
(21) 参见［法］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2—343页。
(2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356页。
(23) 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载韩琦、［意］ 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4—127页。
(24) 参见［英］ 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上海：1867年英文版，第30—34页。
(25) 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185—186页。
(26) 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载韩琦、［意］ 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4—127页。
(27) 此采《出版大事年表》，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423页。
(28) 参见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8—19页。学界对该书的研究水平颇有微词，认为该书中有不少说法没有资料来源。1985年笔者为研究张元济调研资料，曾访问过商务老人丁英桂先生。丁称贺圣鼐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印刷部，游学过日本。该书中有不少资料系来自当年商务印书馆若干老技师的口述与回忆。贺书完成距其所记述的时代尚近，笔者认为该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所研究的近代印刷术，而在于其中关于中国近代印刷术传承的口述内容，该书所记录的新式印刷技术在沪传承过程应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29)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51页。
(30) ［法］ 史式徽：《土山湾孤儿院：历史与现状》，土山湾印书馆，1914年，转引自《土山湾》第5期，2009年10月31日。
(31) 安相公即安敬斋（F. Enry，或标注其圣名加中文姓氏的沪语Henry. EU，1865—1937），又名安守约，父亲为英籍爱尔兰人，母亲为华人。画家、工程师，精通中、法两种语言。同治七年（1868）入土山湾孤儿院，擅长绘画，精钟表修理，注意研究摄影术，曾参与印书馆引进珂罗版的技术工作，负责照相制版部长达33年。凡人物摄影、彩色图像，皆由其指导完成制版精印。著名画家张充仁1921年于类思小学毕业后，入照相馆制版部工作，从安氏学习素描和法文。在安氏指导下绘制的徐家汇天主堂历任院长肖像共19幅，大小为24吋，被外籍修士称赞有拉斐尔之风。参阅张乐古《艺苑：安敬斋的艺术生涯》，载《文藻月刊》1937年第1卷7/8合刊；陈耀王《泥塑之神手也——张充仁的艺术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1—52页；张晓依《沪上珂罗版第一人——安敬斋》，载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史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ICIS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08—317页。
(32)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3—24页。过去有学者认为珂罗版是日本引进的，因为“珂罗”一词是日文“胶质”的一个译音，实际上日本与中国都是从欧洲引进的，只是后来日本的珂罗版技术比较发达而已。
(33)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267—268页。文中的夏相公即夏维爱（Arvier Henricus，1858—1911），法国修士。1896来华，1897—1904年间曾主持印书馆。1900年首先试用照相铜锌版印刷技术，成功后传授给华人顾掌全、许康德。
(34) 平襟亚《上海出版界琐闻》，载上海市文史馆等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18页。
(35) 《江南育婴堂记》，第2511页。
(36) 向迪琮《上海点石斋石印书报及其继起者》，载上海市文史馆等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45—250页。
(37)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270页。
(38) 《申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1887年2月5日）；参见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0—731页。
(39)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257页。
(40) 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载《中国印刷史料选辑·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358—367页。
(41)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88—89页。
(42) 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2页。
(43) 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4) 方豪《〈天主实义〉发覆》，载《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2—8页。
(45) 《道原精粹》方殿华序，土山湾印书馆，1926年；艾儒略原书译名《出像经解》，笔者所见有崇祯十年（1637）附刻于《天主降生言行记略》，该书凡例后附有《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引》，文末有“天主降生后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大明崇祯丁丑岁二月既望，远西耶稣会士艾儒略敬识”等语。其中许多插图都经过了本土化的处理，如《耶稣复活》一图中兵丁手中的兵器为大刀和矛等，已经中国化；若干图像所绘帝王、士大夫，大部分是明朝士人的服饰。
(46) 参见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47)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42—643页。
(48) 夏鸣雷（Henri Havret，1848—1901），号殷其，1872年加入耶稣会，1874年来华传教，在徐家汇研究教授哲学和神学，1883年起先后在松江、海门、芜湖等地传教。1894年至1898年任徐家汇会院院长。他是关于唐代景教的汉文—古叙利亚文碑《西安府景教碑》（又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巨著的作者，在中西历和年代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35—636页；［法］ 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39页；黄长著，孙越生等主编《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49) ［法］ 史式徽《土山湾孤儿院：历史与现状》，土山湾印书馆，1914年，转引自《土山湾》第5期，2009年10月31日。参见张晓依《土山湾印书馆西文资料考述》，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历史上的中国与东亚文化交流》，百家出版社，2009年，第321—337页。
(50)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40—643页；张晓依《土山湾印书馆西文资料考述》。
(51)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40—643页；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14—18页。
(52) 参见禄是遒著，王定安译，李天纲中文版序《中国民间崇拜：中国众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该套“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文献译丛”由李天纲担任主审，所依据为甘沛澍和芬戴礼英译本，全套丛书以《中国民间崇拜》为书名，汉译本全书保留了英译本10卷的划分，每卷1册，共为10册。各册书名依次为《婚丧习俗》、《咒术概观》、《符咒说文》、《命相占卜》、《岁时习俗》、《中国众神》、《佛教传说》、《佛教神祇》、《道教神祇》、《道教仙话》。
(53) 此据钱乃荣2008年6月20日在“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上的发言，特此说明。内田庆市教授认为该馆出版的方言读本在标音方面有着较之同类读本更高的学术质量。
(54) 参见李兆华主编《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55) 《西学关键》出版于1906年，专论天文、力、声、热、光、磁、电、化学等，设为问答，由浅入深，穷流尽源，共八卷；《哲学提纲（生理学）》1907年刊行，该书附有《天演论驳议》，详见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第六章“传播效果分析：《天演论驳议》传播与清末民初的宗教”，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257页。
(56) 该书的编译者一般题名龚柴撰，许彬续撰，所以有学者称：“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徐汇印书馆出版的《五洲图考》，系龚柴和许采白二人编译而成。”其实是不准确的，编译者主要有三人，即龚柴、许彬和徐劢。其中大致由许彬编译美、非、澳三洲，龚柴编译欧洲部分，徐劢编译亚洲部分。校正本曾由许彬用英法二文“复增以《中西合表》”，可惜增补工作尚未完成而去世，然后由巴西余懋卿“续许君志成其编，加以德文而表之文，益备表之用，益溥矣！”（李杕《五洲图考》序）主要编译者为龚柴，法文名字为Simon Kiong，号虚白主人，浙江宁波人，曾任今傅家宅70号的老堂神甫。曾一度“主政《益闻录》”（许彬《五洲图考》叙）。他在地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益闻录》上发表有多篇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的专文，所著《地球形势说》、《地理形势考》、《五洲方域考》、《中国方域考》、《中国形势考略》、《中国历代都邑考》、《中国物产考略》；区域考略甚多，计有《满洲考略》、《盛京考略》、《直隶考略》、《江苏考略》、《安徽考略》、《江西考略》、《浙江考略》、《福建考略》、《湖北考略》、《湖南考略》、《河南考略》、《山东考略》、《山西考略》、《陕西考略》、《甘肃考略》、《四川考略》、《广东考略》、《广西考略》、《云南考略》、《贵州考略》、《蒙古考略》、《青海考略》、《天山南北路考略》、《西藏记略》、《廓尔喀不丹合考》、《亚洲俄属考略》、《天下高山大川考》、《台湾小志》、《中国海岛考略》、《朝鲜考略》、《越南考略》、《缅甸考略》、《暹罗考略》、《日本考略》、《印度考略》、《波斯考略》、《阿刺伯考略》、《俾路芝考略》、《阿富汗考略》、《东土耳其考略》、《弹丸小记》等48篇，为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全文收录。陈学熙《中国地理学家派》（载《地学杂志》第2年第17号，1911年10月11日）一文将清末地理学家分为游记家、新化家、中国地理学家和外国地理学家、自然家五家，“外国地理学家”第一代表就是龚柴。光绪十年（1884）龚柴所著《台湾小志》是一部著名私著台湾府志，在台湾史地研究中独树一帜。1884年正值法军攻占台湾，一犯基隆，再犯淡水，战争激战正酣之际，龚柴出于一片爱国之心，但又感叹报国无门，于是在序中写道：“俾有心时事者，有以考山川形势、物产、民情以及历代兴亡得失之故，不至望洋而叹，向若而迷然。”在该书中他还注意到郑和赴台的事迹，称郑和等人“遍历诸邦，采风问俗。宣宗宣德五年，三宝回行，近闽海，为大风所吹，飘至台湾，是为华人入岛之始”。他非常关注中国的边疆问题，但在很多问题上的解释基本属于天主教的观点。许彬（？—1899），字采白，号黄种之末，上海人，天主教徒。可能为徐光启孙女婿许缵曾的后代，其事迹材料甚少，仅知其曾经翻译过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的《许太夫人传略》（上海徐汇益闻馆，1882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7年），他还译有伯罗诺卫尔克虑著《周年默想》（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2年）。徐劢（1851—1932），或作徐励，圣名斯德望，字伯愚，湖南平江人，原籍苏州，后迁居奉贤县之道院村，1875年入耶稣会，长期主持《汇报》和《圣心报》，译有修女小传《露德圣母纪略》、《圣母善导记要》、《显灵圣牌考》等汉文著译和《中华文武科试实则》等法文著述。参见《圣教杂志》1932年8月第21卷第8期。王国强博士帮助提供了线索，特此鸣谢！
(57)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33—634页；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载《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26—27页。
(58) 张晓依：《土山湾印书馆西文资料考述》，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历史上的中国与东亚文化交流》，百家出版社，2009年，第321—337页。
(59) 参见邹振环《马相伯与〈拉丁文通〉》，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
(60) ［法］ 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6页。
(61)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103页。
(62) 参见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63)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258页插页；参见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2页。
(64) 《江南育婴堂记》，第2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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