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的建设

字典是靠人编写的。在字典编纂工作中，组织编写队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字典编写队伍，是很难编纂出高质量的字典的。《汉语大字典》开编不久，缺乏编写人员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这个问题也在其他辞书的编纂工作中反映出来。为此，国务院1978年转发国家出版局的一个报告指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和扩大词书编写队伍，部分综合大学中文系、外文系今后可以培养语言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有计划地向词典编写单位输送；也可以培养一批这方面的研究生。”根据文件的精神，四川大学中文系专门为字典编纂招收了一批字典学研究生。由甄尚灵教授挂帅，笔者协助工作。1979年开始招生，一共招收了五名研究生，1982年，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暂时解决了字典编写骨干缺乏的困难。

这在全国也许是最早的一次。回顾这次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它为如何培养合格的字典编纂人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也还余味无穷。

首先是人员问题。我国有些字典是一个人独力完成的，如许慎的《说文》、顾野王的《玉篇》、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就都属于这种类型。在历史上也有由朝廷征诏博学之士开馆编纂字典的，如宋朝的《类篇》、清朝的《康熙字典》。近代国外不少国家多采用集体力量编纂大型辞书。这应该说是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要有人才谈得上编书。谈到字典的编写，自然会想到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在大学里面一般都学过“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专业课程，有的还学过一些汉语方面的选修课，对于字典的编纂应该说是不陌生的。但是真正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字典编纂工作，又显得非常不够，有许多字典编纂方面的专业知识等待他们去学习。曾经有一位老专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编字典语文系的学生最适合，但是要他们成为字典编写的专门骨干，那还需要再读十年书。这话乍听起来觉得似乎把标准悬得太高，有些耸人听闻。经过十几年的编写实践，才认识到这话很有道理。的确，语文系的毕业生，他们已经有了语言文字方面的某些基础知识，来参加字典编纂工作，对于编纂业务并不生疏，容易上手，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字典编纂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需要的知识非常广泛，几乎是无所不包，有许多知识又不一定是大学语文系学生所熟悉的。这也就是要再读十年书的原因。

招收研究生无疑是加快培养字典编纂人才的一个有效的途径。1979年最初确定招生的时候，因为十年“文革”刚刚结束，积压的人才很多，前来报考的人不少。计划招收研究生五六名，结果应考的竟有六十几人，出乎意料，十个选一个。选择的面很大。结果录取了五名。他们的成绩都比较好，外语都在八九十分，专业课的成绩也非常理想。有了这样的业务基础，给今后的培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

有了好的培养对象，剩下来就是如何对这批对象进行培养的问题。根据字典编纂的业务要求，联系这批学员都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情况，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一方面要从字典编纂的实际需要出发，另一方面要针对他们已经有的业务程度，将培养计划分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字典编写实践，学位论文几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专业课程，经过调查研究，结合当时这批研究生入学前的业务情况，确定这批研究生要学习以下专业课程：

1．文字学。

2．语音学，音韵学。

3．词汇学，语义学，训诂学。

4．字典编纂学。

5．文献知识。

6．文化知识。

7．自然科学知识。

前三门课程结合字典编纂来设计，一方面是复习以前大学阶段学习过的知识，因为大多数学生大学毕业后并不都是搞专业，有的是干别的工作，因此这些课程对他们既是温习旧课，同时也结合字典编纂学习一些需要的新内容。

第四门课程是专门为他们开设的，主要是讲述字典的一般理论。当时教材比较缺乏，找不到一本适合研究生使用的字典理论教材，几经商量，最后决定用《汉语大字典编写工作手册》作为教材，这本方案是统摄字典全局的，它对字典的性质、特征、规模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编写《汉语大字典》的工作指南，学习它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掌握大字典编写工作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这个学习探讨一些字典编纂方面的理论问题。学习的方式以自学讨论为主。经过多次学习，大家对大字典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在今后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文献知识当时以笔者1978年为字典编写组写的讲义《古代文献知识》为主要参考书，当时这本书已经出版，能够做到人手一册。还是以阅读讨论为主。在学习的过程中补充讲了一些古代要籍情况。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讲到了。虽然这是一些小问题，但是它对后来审稿定稿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知识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里面涉及的内容为主，结合编写实践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并且给学生介绍了一些必要的参考书，如解放前出版的某氏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之类的书供他们课外阅读。至于自然科学知识，因为一时找不到教师，没有开出。

当时学习时间紧，课程任务重。但是大家都乐意这样，觉得能够学到许多实际有用的知识。两年下来，这些课程大体学完了。考试成绩还是不错的。为他们今后到编纂处去从事编审定稿工作，或者留在原编写组继续参加字典编写工作都大有好处。

字典编纂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应该在业务素养和识断能力两个方面对研究生提出要求。系统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扩大和加深了他们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让他们多多地接触字典的实际编写，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原来掌握的知识到了字典编纂工作实践中还是不够的，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不仅是社会科学知识，还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提高业务素质。

至于识断能力，更是不可缺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面对纷纭复杂的材料、众多的解说，就会进退无据，甚至茫然不知所措。识断能力的培养在于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丰富的编写实践。勤能补拙，要养成认真勤快的习惯。如果对于一个问题无法判断，不妨多查有关资料，一追到底。那种不看书，不翻阅资料，一味想当然地凭主观办事的作风一定要杜绝。

根据这样的认识，培养合格的字典编纂工作者除了课程的设置外，实习是培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理工科的学生，有实验室或者工厂可以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实践检验，而文科一般没有什么实验室，但是编纂字典，有具体的编纂任务，可以利用编纂字典作为实践所学理论的实习。在学习《编写手册》的时候，就可以结合已经编写好的稿件进行讨论，找出其优点和不足，研究修改的意见。

这批研究生入学的时候大规模的资料建设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收集资料的实践，但是在研究字稿的时候，对照资料卡片袋里面的资料，让他们研究资料收集的情况，对他们也很有教益。用编成的初稿对比已经有的字典，如《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从对比中发现长处和不足。当时大家体会最深的一点是我们的资料工作虽然有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感到资料严重缺乏。有必要补充资料。他们在后来的编写实践中都根据自己承担的部首补充做了不少卡片，补上了资料建设这一课。

编写实践是培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在专业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就布置他们编写字稿，作为课程实习的主要内容。先是大家共同编写一个部首，部首的字数不宜太多，像木部、水部、言部、鱼部等字数过多，一时无法编写出来；而十部、匕部、玄部、襾部等字数又嫌少了些，不可能遇到字典里面需要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好是选一个两百字左右的部首，这样它可能会包含字典编写里面遇到的各方面的问题。

编写当然是个人写初稿，人人动笔，然后集体讨论，要求编写讨论后的稿件达到出版的水平，从他们编出的字稿来看，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

经过共同编写讨论，取得了编纂字典的初步经验，然后再独力完成一个部首的编写，这类部首字数要更少一些，百来个字就可以了。要求当然也是要达到出版的水平。这样的要求对他们无疑是比较高的。同时要作好辅导，加强答疑，随时检查工作的进度，导师对写出的草稿要认真研读修改。不要匆忙定稿，要多几次反复，这样稿件的质量自然会高一些。这些工作，作为考核的要求，都要计入平时的作业成绩。

参加编写组的审稿工作，是实习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批研究生一般都参加了省内和省外的审稿会各一次，当时研究生的经费比较充裕，而且还可以在出版社的字典经费内报销，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这样的审稿会，可以对比所在编写组的情况，扩大知识面，学习兄弟编写组的长处，吸收好的经验，从而使他们毕业后踏上字典编纂工作岗位后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开展工作。

研究生毕竟应该算是高层次的研究人才，应该要求他们在理论上有所提高，而不是单纯的编写字典的劳动力。参加编写是为今后从事字典编纂积累经验，是为从事字典的理论建设服务的。因此毕业论文这一环不能够缺少。

当时字典编写已经进入全面撰写阶段，编写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问题，都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明。论文的选题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适合这批学生的实际水平，而又确确实实能够对今后字典的编纂起一定的作用，这类题目还是难于确定。我们的做法是，不急于一下子把题目确定，而是在培养工作中注意发现问题，随时提出问题让他们思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布置毕业论文。论文的选题可以将自己在编写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作为参考，也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命题。

毕业论文是学生学习成果的进一步总结，也是学生是否达到一个合格研究生标准的重要标志。教师重视，研究生也非常重视。由于题目多来自字典编纂实践，因此写出的论文很有针对性，有的还为后来字典的终审、定稿、编辑发排所采用。

比如有一位研究生，他的论文题目是讨论大型字典的部首编排。这是当时困惑大字典工作的一个难题。写论文时候的基本思路是：大字典不准备采用《康熙字典》的214部，不少编者主张采用《新华字典》的189部，采用189部能够不能够把《康熙字典》收录的四万多个字都包括进去？带着这个问题，一个一个部首地分析归纳，最后还是把四万多个字编进了189个部首。通过具体的研究，对于字典的编排就比较有发言权了。后来虽然出于别的原因，《汉语大字典》没有采用189个部首的编排方式，但是这次研究对于以后处理字的归部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一位研究生，他研究辞书的内在联系。他从字典的各个方面论证了字典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它的各方面都存在着相互联系。大到部首与部首之间，小到一个单字，一个义项，都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在整部字典这个统一的整体当中有自己的地位。这篇论文在后来终审定稿工作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批论文后来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辞书研究》和《词典研究丛刊》等辞书方面的专业杂志上面发表。社会影响不错。

字典编纂人员，特别是高层次的编辑，应该强调素质的培养。除了学校为研究生开设的政治课以外，还要考虑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比较高的思想觉悟。愿意为字典编纂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具体要落实在编写和编辑工作中，这不是靠口头说教能够解决问题的。首先是教师本人要对字典的编写有高度的责任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学生。

当时只是想到，要有高度敬业的态度，要有认真踏实的工作精神。特别是独当一面的时候，要能够挑得起重担。

王利器教授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好的责任编辑要对所审的稿件全面负责，不能够以文责自负为借口，不认真处理稿件里面的问题。后来读到他的自传，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有丰富的内容。他谈到当年他在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的情况，很有启发性：

这些时候，我们出了一些好书，如范老的《文心雕龙注》，郑西谛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戴明扬教授的《嵇康集校注》，都是我做责任编辑。范、郑二老，较解放前出版的有较大的订补。范老通过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王会庵同志告诉我，由我增订的条文，要加上我的名字，我对范老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只要范老采纳这些意见，加以修订，就尽到我的责任了。”同时，我还举出《插图本文学史》，我商同郑先生作了较大的修订。川大戴明扬教授的遗著《嵇康集校注》，更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整理就绪，得以付印。这是责任编辑的责任。如果出版物过分强调文责自负，那就用不着责任编辑了。……⁽¹⁾

这一点对于一个从事编辑工作的编辑特别重要，十几年后再重读王先生这段话，感到它还是那样新鲜，有生命力。我们当年像王先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实在不多。这应该引起字典编纂处的高度重视。

大型字典的编纂是一个长期工程，一上马就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这在培养过程中应该向学生讲清楚，要有长期打算的思想。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很难参加好这项工作并且胜利完成任务的。实践证实了这点。有些人最初凭一股热情，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字典编纂工作，后来有些具体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或者某种要求一时不能够得到满足，于是就闹情绪，不想干了，磨洋工者有之，泡病号者有之，甚至离开编写队伍另谋高就去了，原来赌咒发誓要为字典事业添砖加瓦的话也就幻灭了。这种事例在字典编纂的过程中也还不是个别的。因此，在培养工作中对于这个方面要非常强调。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如何教育编写人员树立“甘坐十年冷板凳，一心只为编字典”的思想，还是摆在领导面前的一项新的任务。

作为培养辞书编纂高层次人才，招收研究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式。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通过编写实践也可以培养出高层次的辞书编纂人才。目前从事辞书编纂工作的大多数编纂者并没有经过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有的甚至连高等学校也没有上过。但是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参加了一部大型辞书的编纂，在编纂的过程中善于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最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可以考虑在辞书编纂的时候，吸收一些青年同志，为他们制订出业务培养的具体方案，通过实际的编纂工作锻炼提高。那种只管使用，不注意队伍的培养提高，让他们自生自灭的做法，既不利于队伍的培养提高，也不是百年大计。

《汉语大字典》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从当时的几所师范院校留了一批毕业生，他们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后来又在这批学生中选调了一批骨干，充实了编纂处。他们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的全过程，有的同志在工作中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向老同志学习，现在已经成为辞书编纂方面的骨干。这样的事例不是个别的。总之，一切都归之于是否认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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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利器自传》，载王氏所作《耐雪堂集》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