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做过王力和高名凯先生研究生的刘钧杰，在学校期间，由于学习好，表现优秀，入了党。他和李行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两人虽不是同一个年级，刘是1951年考入的，但两个人在1953年却都因病休学，在校内同住一起；又因为都是从重庆来的，于是便成了要好的乡友和病友。李行健一生都不会忘记，因为自己的家境贫困，衣服单薄，北京不像重庆、四川，冬天格外冷，是刘钧杰给了他一件棉大衣，度过冰雪的冬天，这对他的养病，是多么大的帮助和安慰。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王力先生在1954年从中山大学调到北大，他先后开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课都是新课，所以全系学语言的同学差不多都一起听课，以致李行健同刘钧杰相互更加熟悉。
只可惜好景不长，突然祸从天降。1957年春末开始的“反右”运动，起初鼓励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党团员要带头，刘钧杰作为党员认真参与研究生帮助党整风的活动。他思考问题比较理性，办事低调，早先划成右派的名单中并没有他，后来右派数量不够，未达标，他也因参与写作《儒林内史》讽刺章回小说获罪而被定为“右派”。他先在校内劳动两年，196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丰台区农林局，在永定河滩植树造林。但他毕竟是北京大学名师指导的语言学研究生，1972年让他到一所中学去，当了一名语文教师。“右派”改正后，1980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讲师。1981年4月28日，在他50岁生日这一天，他第一次走上了大学的讲台。5年后，晋升副教授。又过5年，1991年成为教授——这个职称，对于刘钧杰来说，实在是来得太晚了。他的学识才能，来不及充分发挥，就要退休了。
刘钧杰是一位很勤奋的人，他多才多艺，善于学习。如果有好一点的条件，他一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不气馁，不丧志。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未忘对语言学的钻研，在体力劳动之余，读书、记笔记，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乃至他调到高校后，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在学术上他写出一些有见地的论文，特别是他的专著《同源词典补》《同源词典再补》，对王力先生的《同源词典》加以丰富补充，体现出他很深的学术造诣。
李行健重视老友刘钧杰的才华，仅凭王力和高名凯先生的研究生这一条，在中国能有几人？李行健找到刘钧杰，希望他参加《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发挥他研究汉语词源和词义发展的专长，请他担任副主编的工作。刘钧杰的特长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此，请他负责词典中语义的引申发展变化研究问题。词典开编前，编写组按王力先生关于词义排列顺序要有历史主义观点的教导，决定字和词的义项按意义引申先后排列。此事难度很大，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万事开头难，但总得有人去做。决定组织一个小组，由刘钧杰具体负责。当时只希望有三分之二的字词意义能弄清引申关系就不错了。吕先生对他们也是这样期待的。
刘钧杰愉快地答应了，他感谢老友不忘旧情，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未酬壮志得以实现的机会。仅用一年多时间，他就审定了7000个通用字的词义发展脉络。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他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
经过几年努力，远超出当初的希望，除个别字或义项外，差不多都理清了引申发展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刘钧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刘钧杰究竟做了多少工作？这是可以计算的，他审订和讨论词条的笔记就有35万字。李行健认为，刘钧杰的笔记，就是一部极具特色、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可以题名《汉语词义的发展》，交由出版社出版。后来选出800个典型字，编成一部《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这本书是刘钧杰在参与编写《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研究汉字意义引申发展脉络的部分成果。李行健看到书稿上署着刘钧杰和他的名字，便划去了自己的名字，真诚地对刘钧杰说：“不要署我，我只参与了不多的工作，顶多在后记中说上一句就行了。”刘钧杰则认为，没有李行健的倡导、支持和参与，这本书完成不了。为此，他又专门写信给李行健，表示一定要署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还给李行健打电话说：“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朋友，你不愿署名是否有什么想法？”老友的谦让，不忘别人一点帮助的感恩之心，让李行健深受感动。后来出版时署了两个人的名字，成为他们深厚情谊的一种纪念，也成为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一段佳话。刘钧杰不幸早逝，李行健曾撰写了悼念他的文章，收入《语文的故事》一书中。
曹聪孙，他是副主编中年龄最大的，1928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古籍研究所所长。他是一位规范的学者，也可说是一位模范的学者。他的穿着打扮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的住室和起居，处处都显示出他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即使在市场经济物质追求的潮流中，他也不改初衷，依然坚守自己艰苦清廉的生活信念和品质。在教学上他是诲人不倦的良师，在科研上他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探索者，在工作中更是一头老黄牛，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尽力做好工作的人。
李行健和曹聪孙在天津师大共同讲过课，合作带过研究生。他了解曹聪孙，知识面广，对一些问题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让他最为敬佩，也是曹聪孙身上最宝贵的品格，是淡泊名利、助人为乐。他们在1983年前，曾共同编写出版过《新词新语词典》，深知曹聪孙在词典方面学养很深，对于编写工作很有经验。所以在筹备召开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论证会，计划组织一支编写队伍时，李行健便给曹聪孙打电话，请他7月到北京开会，并希望他能参加词典编写工作。当时，曹聪孙虽然既兼着现代汉语课、带着研究生，又有许多社会工作，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这自然是出于与李行健多年的友谊，毫无疑问，这也是因为对语言规范工作的热爱。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开编时，天津成立了一个编写小组，由曹聪孙负责。他任劳任怨，团结大家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后来集中到北京修订的几年，他因工作和身体原因不能长住北京，但也常来常往于编写组和天津之间，参加讨论，制定计划，承担任务。他是副主编，从不讲条件，常常主动要求工作并努力去完成。他到北京时总是住李行健的办公室，睡在临时安放的小行军床上，生活起居多有不便，却从没有不满意的表示。当年编写组经济很困难，只有很少的劳务费。天津组的劳务费由他管理分配，不仅账目清楚，他总是干得比人多，自己却拿得不多。
在学术讨论中，因他古今知识渊博，又懂几门外文，所以常有新见解发表，也常被一些不理解的同志否定，有的同志甚至言语激烈，他也从不计较，总是笑笑而已。他把自己的理由和根据说完后，从不和人进行无谓的争论，更没有看到他有过意气用事的行为，即使后来证明他的主张正确，他也不张扬，不自以为是。他从不固执己见，总是从善如流。有一次，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工作会议上提出编词典要与时俱进，吸收新的成果，他认为吕先生讲得很好，自己首先就身体力行。他在一位学者文章中看到考释“夼”（kuǎnɡ）字的意义，与现行的一些权威的或通行的词典不同，便马上进行了核查，觉得那位学者说得对，于是就力主“规范字典”要把新成果吸收进来。所以后来“规范字典”把“夼”的释义从流行的“洼地”改为“两山间的大沟”。这条注释现在已为各种有名的字典、词典所吸收，纠正了传统注释的错误，不再以讹传讹。正是他及时引进研究的新成果，使“夼”的释义更加准确，功不可没。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爱斯基摩人”（Eskimo，语义为“吃生肉的人”），他早指出应当废弃，应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改为“因纽特人”（Inuit，语义为“真实的人”）。
曹聪孙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出版编著多种：《中国俗语典》《古书常见误读字字典》《新词新语词典》（主编之一）《齐夫定律和语言的“熵”》《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古汉语误读字字典》，此外还有70余篇论文，等等。可见曹聪孙知识广博，涉及的面很宽，与时俱进研究学问的风格和一贯的求实思想。
注意释义的规范性，更是曹聪孙特别突出的工作。他说：辞典编纂“必须符合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各种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颁布的各种标准，辞典最好是无条件地遵守。”“比如，什么叫‘伪劣商品’，什么叫‘淫秽物品’，经过专业人员的研究讨论，都做出了界定。辞典最好采用这些说法，不必另起炉灶，做些费力不讨好的事。”这些思想都是编好辞书，使辞书释义规范化必须注意的原则。
曹聪孙另一个人所不及的长处是对词义的敏感性，他经常发现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释义错误。他在《词语札记•词义解释的规范化》一文中指出《现代汉语词典》，把“常温”释义为“指摄氏15度到25度”，从习惯上说没错，但按国务院1984年《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法定计量单位”不得拆开使用，因此规范的说法应该是“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他还在《词语札记》中指出“滋生”释为“繁殖”不准确，应限制在“害虫”等“滋生”才是繁殖义。“秸”解作“农作物脱粒后剩下的茎”不全面，如“水稻”脱粒后不是“秸”，而是“稻草”等不少类似的条目。这对提高词典释义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曹聪孙的外语，特别是法语的功力好，他对词典释义译名中的不妥之处，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如葡萄酒的“甘”和“半甘”，按法语原意应改译为“淡”和“半甜”，这样也就让国人了解了葡萄酒标示的准确含义。又如“体育”（sport）应译为“竞技体育”，不是健身教育意义上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他还指出绿菜花（北京）、西兰花（香港）、花椰菜（台北）、芥兰花、青花菜、花茎甘蓝（学名）等多种译名应统一的问题，以免产生异名同实的干扰。
编写组的同志们深感曹聪孙是编词典不可或缺的人才。就在他生病每周要去医院做透析的情况下，还不时寄来一些小条，提出他对改进某条词释义的意见或想法。他就是这样，在词典工作上投入了他所有的精力，一心想把词典释义的质量不断提高。
余志鸿在词典开编不久就参加了工作，并且在编写组工作时间很长，直到2010年去世。早年余志鸿在复旦大学师从张世禄先生学习古汉语，可谓出自名师名校。他知识面广，思想视野开阔，与时俱进，能吃苦，是很有事业心的一位学者。
由于他见多识广，工作效率高，善于发现问题，在编写组参加过10多部词典的定稿工作。编写组有什么急活，他都勇于承担，并按时完成任务。20世纪90年代，吕叔湘先生希望编《语言学年鉴》，为语言学发展研究积累资料。每年编一本，编了三本，主要工作都由余志鸿承担，后因人事变动没有能够继续。新闻出版署组织编写“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丛书”，语言学卷聘请词典编写组李行健负责。语言卷200多万字，大多由余志鸿完成。他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也从不居功自傲，深得编写组同仁的敬重。
他家在上海，他在北京，两地分居，从无怨言。编写组照顾他的实际情况，允许他有事就回去，来回的路费也可报销。但他很少利用这种“特殊优待”，即使因事回上海，也尽力为编写组干一些事情，如找资料、咨询专家、征求同行意见等等，每次总会带回一些有助编写工作的成果。
由于他善于钻研，编写组一些带有学术研究性的任务都少不了他参加，如词类标注问题、词义引申脉络问题和异形词规范问题等等的研讨，他都出了不少力。在这方面他是主编李行健的好帮手。除了他们合作写过多篇论文外，还因工作需要，对异形词作专题研究，并写成专著。在出版时，李行健认为余志鸿出力最多，把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坚决不同意。经过几次争论，他一定要把自己名字署在李行健的后面。这不仅是他的谦逊，也是他总是看重别人的劳动，不张扬自己成绩的为人态度。李行健把他视为兄弟和助手，他对李却一贯以师视之，实际上他们年龄相差并不很大。
余志鸿还有一特点，他在语言学界的人脉很广，特别在上海语言学界。这同他广交朋友，帮人解困，平等待人，凡事友好协商的为人和作风有很大关系。当山西《语文研究》办刊经费困难时，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在上海辛苦办书店赚的一点钱无私地予以支援，让其度过难关。当《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不久，遭到某些人的无理围攻炮轰，企图把这部词典扼杀在摇篮中时，他挺身而出，对一些不明真相，以为这部词典真犯了什么大错误的人解释，沟通交流，得到了对方的理解，以致某些人去上海煽动围攻这部词典，却始终未能得逞。而以张斌为首的上海学者，还纷纷写了肯定这部词典的文章，或者同某些人的围攻划清界限。待《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修订再版时，余志鸿邀请到10多位上海学者参加审订工作，张斌竟以80多岁高龄出任修订顾问。余志鸿自己以他切身的体会和认识，撰写了多篇反驳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攻击的文章。他不惧权势，是非分明，维护学术公平和正义的品格和贡献，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的。只可惜他于2010年就因病去世，给编写组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李行健在《语文的故事》一书中，收入了纪念他的文章。
李行健（左一）、刘钧杰（左二）看望张清常先生（右一）并讨论词义引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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