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蹭蹬誰人聞，聊借“祭驢”泄怨憤

《英藏敦煌文獻》第三册七十九頁有晚唐五代時期的《祭驢文一首》（S1477號），此文除卷首略有殘闕漫漶而外，其餘部分完好清晰。現將全文整理釋録如下：

□□□□□山館裏為覓□□□□或醉歸而衝夜，亦遣人□□□□□也曾騎汝而□□□□

也曾徒步以空驅，也曾深泥裏陷倒，也曾跳溝時撲落。吾憶得昔太行山上，一場差樣^[1]：天色莽莽盪蕩，路遥磽磽峃峃，碎石欲倒不倒，懸崖處踉踉蹌蹌。投至下得山來，直得魂飛膽喪。又憶得向陽（揚）子江邊，不肯上船。千推萬托，向後向前，兩耳卓朔，四蹄拳攣。教人隨後行棓，吾乃向前自牽。爛繮繩一拽拽斷，窮措大一閃閃翻。踏碎艎板，築損船舷，蘸濕鞋底，呰破衫肩。更被傍人大笑，弄卻多小酸寒。

吾乃私心有約，報汝勤恪：待吾立功立事，有官有爵，雖然好馬到來，也不牽汝賣卻。遣汝向朱門裏出入，瓦宅裏跳躍；更擬别買諸皮，换卻朽爛繩索，覓新鞍子以備，求好籠頭與著。準擬^[2]同受榮華，豈料中途疾作！

嗚呼！道路茫茫，賴汝相將。疲羸若此，行李交妨^[3]。肋底氣脅脅，眼中淚汪汪。草雖嫩而不食，豆雖多而不嘗。小童子凌晨報來，道汝昨夜身亡。汝雖殞薨，吾亦悲傷。數年南北，同受恓惶，筋疲力盡，冒雪衝霜。今則長辭木橙，永别麻繮。破籠頭抛在牆邊，任從風雨。殘鞍子棄於槽下，更不形相。念汝畜類之中，實堪驚訝。生不逢時，來於吾舍。在家時則小刨小刷。趁程時則連明至夜。胡不生於王武子之時，必愛能鳴^[4]；胡不生於漢靈帝之時，定將充駕^[5]；胡不如衛懿公之鶴，猶得乘軒^[6]。胡不如曹不興之蠅，尚蒙圖寫^[7]。若比為龍被醢，為龜被刳，為蛇受戮，為馬遭屠，尚得卒於槽下，念汝必保微軀。《書》云：弊蓋弗棄，為埋馬也。弊帷弗棄，為埋狗也^[8]。《書》既不載埋驢，途乃付於屠者。

汝若來生作人，還來近我。若更為驢，莫馱措大。出門則路即千里萬里，程糧賤無十個五個。向屋檐下寄宿，破籮裏盛銼，猛雪裏雖行^[9]，深泥裏雖過。愛把借人，更將牽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詩，都不管汝腸中飢餓。教汝托生之處，凡有數般：莫生官人家，軛馱入長安。莫生軍將家，打球力雖攤^[10]。莫生陸腳家，終日受皮鞭。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彌天。願汝生於田舍家，且得共男女一般看。

從《祭驢文》形式而言，是一篇俳諧文，《太平御覽》卷九〇一收録六朝有關驢的俳諧文兩篇，一是臧彦的《吊驢文》，但文為節録，據唐徐堅《初學記》卷二九《獸部》“驢”下收録陳朝臧道顔《吊驢文》^[11]，原文曰：

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以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體質强直，禀性沉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另一篇更早，乃劉宋時期袁淑的《驢山公九錫文》^[12]，《太平御覽》所引如下：

若乃三軍陸遇，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忼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飱。用栖大勳，力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像，俯叶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卻，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應聲。斯又爾之鳴也。青脊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礫。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廬丘，加廬使銜（一作“用遣中大夫閭邱騾加爾使銜”，見元劉塤《隱居通議》卷一五）。勒大鴻臚班腳大將軍宫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吴國之桐廬、泠（合）浦之朱廬，封爾為中驢公（廬山公）。

從這些文字來看，都是採用擬人手法歌頌驢之功績，與《祭驢文》大異其趣。

而敦煌本《祭驢文》則是一位落魄書生、貧窮措大通過為自己的坐騎——“驢”所寫的祭文，回顧了自己的坐騎、昔日的夥伴蹭蹬坎坷的一生，巧妙地映射着自己仕途不順，貧困潦倒，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艱辛，抒發了對現實社會的滿腹怨憤。令人讀後，禁不住發出“驢猶如此，人何以堪”的一聲歎息。

我們不妨首先賞析一下這篇奇文：

祭文的第一段，回顧了羸驢跟隨貧窮潦倒的主人的坎坷經歷：曾負重夜行，深陷泥塘，跌倒溝渠。更令人難忘的是太行山上，崎嶇難行，懸崖峭壁，膽戰心驚；揚子江邊，前拉後趕，被逼上船，結果踏碎艎板，築損船舷，與主人一起閃翻，成為衆人笑柄，嘗盡人間辛酸。

祭文的第二段，表達了主人的美好願望：有朝一日，時來運轉、飛黄騰達，決計不忘患難時的伴侶，要報其勤恪，同享榮華。可惜是轉機未見，此驢卻中途病發。數年南北，同受恓惶，前途茫茫，本賴相將，卻奈何此驢不僅微命難保，一朝命盡還只能身付屠場。於是主人發出了“生不逢時”的悲歎。這悲歎與其説是為自己的坐騎而發，不如説是主人自己的胸中無盡抑鬱的宣洩。

最後，主人將控訴的鋒芒指向了官家、軍將、詩人甚至僧侶。甚至對儒家經典中的傳統觀念也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總之，此文名為“祭驢”，實乃自歎。時不我與的哀怨之情溢於言表，憤懣不平的刺世之意躍然紙上。詼諧中伴有苦澀，譏刺中帶着憤慨，是一篇針砭時弊的憤世嫉俗佳作。

如果我們透過現象，深入考察，我們還會發現，這篇《祭驢文》另有一層未經言及的深意。

雖説敦煌寫卷中，類似的祭畜文還有不少，諸如祭牛文、祭馬文、祭犬文，甚至還有像S4081號卷那樣適合祭各種牲畜的“祭畜範文”。柴劍虹先生在探求這一現象的原因時，曾指出：“這類祭文，内容不僅飽含了人對家畜的愛惜之情，大多還宣揚了佛教的輪回、超生觀念。這恐怕與莫高窟的宗教氛圍有關，也和沙州地區對畜力有更多的依賴有關。”^[13]

就大多數情況來看，柴先生的分析不無道理。但這篇《祭驢文》卻與衆不同，它的主人顯非沙州地區人士，因為足跡遍及“太行山上”、“陽（揚）子江邊”，故當是一位雲遊各地的窮措大。而這位窮措大亦非虔誠的佛教信徒，文中“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彌天”一句即道出了他對僧侶虚偽面目的厭惡。

當我們一旦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直覺就會告訴我們，“窮措大”與“驢”的聯繫絶非偶然，而是一種社會現象的必然。翻閲歷代的大量詩文，“驢”和“馬”似乎成了不同社會地位者的顯著標誌。失意落魄、窮困潦倒的貧士的坐騎是“驢”，春風得意、功成名就的富豪權貴的坐騎是“馬”。這首先當然是由於“驢”瘦小、“馬”高大，“驢”價便宜、“馬”價昂貴所決定^[14]，同時也似乎成了當時那種等級森嚴社會的一種不成文的規矩。

據有關專家考證：在古代地中海周邊地區，驢最早來自努比亞（今蘇丹），後來經過埃及傳到西亞，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才傳入希臘、羅馬。而《聖經》中已有不少有關驢的故事。所以驢也是人類最早馴養的牲畜之一。驢的優點非常明顯：它性情温順，吃苦耐勞，極具持久力，特别是在崎嶇山路上載貨馱人，更是非它莫屬。但缺點是速度不够快捷，騎驢絶無騎着駿馬那種“風馳電逝，躡景追飛”的快感。再則，從形象而言，驢是灰頭土臉，身材矮小，支楞着兩隻尖耳朵，與馬的軒昂氣勢相比，遜色不少，露出些許憨態，甚至顯得有些“笨拙”。因此在西方，“驢”成了“傻瓜”、“呆子”、“蠢蛋”的代名詞^[15]，驢的價錢自然要比馬便宜得多，西方貧困、地位低下的人往往也只能以驢當坐騎，不獨中國為然。《聖經》中記述，當時地位寒微的耶穌就是騎着驢進耶路撒冷城的^[16]。16世紀西班牙的大文學家賽凡提斯寫小説《堂吉訶德》，書中主人公堂吉訶德的僕人桑丘就騎着一頭灰驢。堂吉訶德為這頭驢大傷腦筋，因為没聽説以前有騎士會帶上騎驢的僕人。只好讓桑丘先騎着驢，等到遇上哪個無禮的騎士，再把他的馬搶來换了驢。這説明當時在坐騎中驢的地位遠不如馬。

至於驢何時來到中國，清代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九“驢騾”條云：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奚騵馬，盡為我畜。”……可見外國之多産此種，而漢人則以為奇畜耳。^[17]

根據文獻記載，毛驢正是從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從邊疆引入内地的。從尼羅河到阿拉伯，從玉門關到太行山。驢大概就是沿着所謂的絲綢之路進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湯時代。其時由於交通不便，驢騾只是作為“貢品”獻給帝王玩賞。漢初時，毛驢依然十分罕見。但它與馬相提並論時，總是處於劣勢地位，總是作為“駑弱”、“駑鈍”的象徵，因此常用來比喻無能不肖者。如《楚辭·東方朔〈七諫·謬諫〉》：“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楚辭·王褒〈九懷·株昭〉》：“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賈誼的《吊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史記·日者列傳》：“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不過，東漢末年，驢子也曾偶然有幸成了一回王公貴族的寵物，這就是《祭驢文》所提到的“胡不生於漢靈帝之時，定將充駕”中的“漢靈帝之時”。據《後漢書·五行志》載：“靈帝於宫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對此，范曄在撰《後漢書》時還耿耿於懷，云：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可見，當時人認為“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帝王君子何能驂服“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的“遲鈍之畜”，以至於將日後的董卓陵虐漢室，也歸咎為明帝乘驢的報應。從此，驢在中國的名聲也就江河日下了。雖然後來有劉宋袁淑的《驢山九錫文》、陳朝臧道顔《吊驢文》為其歌功頌德，但這些充其量是一些言不由衷的遊戲文章，不過是文人無聊，拿老實巴交的驢子開心而已。

因此，我們從後漢以來的文獻中，更多的是看到失意落魄、貧困潦倒之人“騎驢”的記載：

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又似狂生，好披髮，著絳綃頭。……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脱素（李賢注：脱易簡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後漢書·向栩傳》）

向栩為貧賤書生時，“騎驢入市，乞丐於人”，一旦應徵拜相，則乘鮮車，御良馬。何其懸殊，以致“世疑其始偽”。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後漢書·張楷傳》）

張楷通經學，且教授門徒常百人，不可謂無名，但仍為窮措大之列，出門也只能乘驢車。

（胡）質之為荆州也，（其子）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禄之餘，故以為汝糧耳。”（《三國志·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

此中之胡質，雖官至荆州刺史，然由於為官清白，家中甚貧，其子胡威“無車馬童僕”，自京都到荆州省父，只能“驅驢單行”。

權會，字正理……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北齊書·權會傳》）

權會後來聞達，歷任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轉加中散大夫。但出身貧寒，直至任助教時，還常騎驢上下。

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慚，笞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為恨。（《舊唐書·馮定傳》）

由於騎驢乃貧士的標誌，故馮定去看望老友——時帥襄陽的于頔，乘驢詣軍門，便遭到門吏不予及時通報的冷落，於是馮定一氣之下，拂袖而去。

有時候，乘馬還是騎驢，似乎與經濟條件已無太多的關聯，而更多涉及的是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下，或在朝還是在野。如：

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韀，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北史·鄭子翻傳》）

鄭子翻在齊任司徒記室參軍，齊亡後，遂隱居不仕，為表示自己身無官職，乃一介貧民，“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韀，破弊而往”，以此顯示與當權者的不合作態度。

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隋書·崔儦傳》）

崔儦以讀書為榮，恃才傲物，輕視新貴楊素，故不坐楊素的迎騎（馬），而“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此乃對權貴的一種蔑視方式。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為長安縣尉，遭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舊唐書·韋綬傳》）

韋綬本為長安縣尉，屬於地方官員，因此當騎馬，而遭朱泚之亂，為隱蔽身份，喬裝貧民，故“變服乘驢”而至奉天。

正因為此，由於考慮到身份、等級、地位等因素，有時有馬放着不騎，刻意要乘驢。如：

太祖嘉其節概，以為有李英公之風。鄩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曰：“未受梁王舍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即素服跨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冠帶，鄩曰：“纍囚負罪，請就縶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舊五代史·劉鄩傳》）

這是作為降臣的劉鄩對自己在新主子眼中的地位拿捏不準，所以不敢貿然“乘肥衣裘”，只敢暫時“素服跨驢”而前。

有的學者認為，騎驢是古代詩人的標誌，而之所以如此，源於文人對“驢鳴”的興趣，因此説：

中國詩人似乎特别偏好騎驢。人們對於驢的興趣，如果推究起來，或始於其聲音。《後漢書·逸民傳》載，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娱樂焉”。又《世説新語·傷逝篇》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又《晉書·王濟傳》載，濟卒將葬，孫楚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至於文人騎驢見諸記載者，似以阮籍為早。《藝文類聚》卷九十四引《文士傳》載，阮籍為東平太守，“便騎驢徑到郡，……十餘日，便騎驢去”。^[18]

對此，本人則不敢苟同。首先，從前引的自西方到東方，自後漢到唐代的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到，“乘驢”與“騎馬”，最初似乎更源於經濟地位的不同，是貧賤者與富貴者的區别。而經濟地位又與政治地位密切相關，所以在中國，“乘驢”與“騎馬”又成為“官宦”和“白衣”的標誌、“在位”和“在野”的標誌。故而鄭子翻在齊任司徒記室參軍，齊亡後，遂隱居不仕，為表示自己身無官職，乃一介貧民，“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韀，破弊而往”，以此顯示與當權者的不合作態度。

文士在未做官以前，大多清貧，能像李白那樣“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换美酒”的有着殷實家底的讀書人畢竟不多，故後代有“窮措大”之稱。但在科舉制度的條件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現象也是有的，因此策蹇驢的貧寒書生，一旦中式，便拋卻蹇驢，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唐孟郊《登科後》）了。或者迫不及待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如白居易那樣“得意減别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白居易《及第後歸覲留别諸同年》）。隨着政治地位的不同，坐騎也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以至於唐代的一些士子，一中舉便迫不及待地棄驢乘馬，表示與白衣生涯訣别，於是争相攀比，造成進京舉子僕馬太盛的尷尬局面。宋曾慥《類説》卷三四：“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一旦朝廷下令，進士只能騎驢，這不免使想早點顯示身份的舉子感到一絲尷尬和失落。

當然，在科舉時代，“一士登甲第，九族光鮮新”的風光，只能是鳳毛麟角，絶大多數人嘗到的都是“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的落寞。科舉制度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順利通過的能有幾人。君不見，落第後的李賀是“雪下桂花稀，啼鳥被彈歸。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入鄉試萬里，無印自堪悲。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李賀《出城》）。“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與“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形成了多麼强烈的反差，這正是千千萬萬科場垂翅客的典型寫照。因此大多數士子只能終身與“驢”為伴。

至於文士騎驢，亦並非始見於三國時的阮籍，後漢的向栩、張楷皆其例，或有更早於二人者。因此，文士“騎驢”也不可能是源於對“驢鳴”的興趣。魏晉時期文人好為驢鳴，恐怕與其時之人好“嘯”類似，隱藏着一定的社會背景，除了與行氣修煉的道教養生術有關，為求氣之拉長盛壯，同時也成了顯示名士風流的一種方式。這些嘯鳴中往往藴含着當時文人瀟灑不羈的人格風韻、歸隱避世的消極情志以及心靈的憂隱和靈魂的苦悶與悲愴。

而騎驢逐漸成為詩人的標誌，乃唐代以後的事實。這是因為，唐代是我國歷史上古典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唐代的詩人如滿天星斗，至今知名者尚有2 300多人。雖然唐代可以憑詩賦入仕，但在未入仕之前，這些詩人大多也是寒士，具有寒士與詩人的雙重身份，因此他們的坐騎也只能是“驢”。另外，科舉制度雖然為天下寒士提供了一條入仕的渠道，但當時的“十年寒窗”既包括“讀萬卷書”，也包括“行萬里路”，最終，他們還都要越過千山萬水，踏上遥遠的趕考征程。在這漫漫人生長路上，少不了交通工具的需求，而寒士們往往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甘於吃苦且價值低廉的“驢”作為自己的夥伴，正如《祭驢文》中所言：“出門則路即千里萬里，程糧賤無十個五個。向屋簷下寄宿，破籮裏盛剉，猛雪裏雖（須）行，深泥裏雖（須）過。……只解向汝背上吟詩，都不管汝腸中飢餓。”這就是詩人和驢關係的真實寫照。是因為寒士騎驢，詩人大多為寒士，所以詩人騎驢；而不是因為是詩人，所以好騎驢。因果關係不能顛倒。

關於落魄詩人騎驢，在唐宋詩文中，俯仰可得。如：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遝，且復尋諸孫。（《示重孫濟》）

“騎驢十三載”者，喻其長年貧窮困頓也；“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平明跨驢出……權門多噂遝”言其奔走於豪門權貴之家，而權門多是非，且倍受冷遇也。難怪宋代蘇東坡《續麗人行》云：“杜陵飢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

中唐詩人李賀，天縱奇才，驚邁時輩，所作離絶凡近，遠去筆墨畦徑，構思奇特，色彩濃郁。可惜科舉屢屢受挫，到頭來只靠着李姓宗室之後，得到一個從九品奉禮郎的差事，一生淒苦窘迫，終於在滿腹忿怨和貧病交加中結束了二十七歲的暫短人生，被人稱為“鬼才”。李商隱所作《李長吉小傳》云：

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可見，李賀也和“驢”結下了不解之緣。

再有苦吟詩人賈島，兩次吟詩衝撞貴人，都與騎驢有關。據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

賈島，子浪仙，范陽人也。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嘗跨蹇驢張蓋，横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遂吟“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水”為對，喜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旦釋之。後復乘間策蹇驢訪李凝幽居，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又欲作“僧敲”，練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傍觀亦訝。時韓退之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到馬前，島具實對：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韓駐馬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歸，共論詩道，結為布衣交。

賈島兩次衝撞的都是達官貴人（京兆尹相當於今首都市長），這個“連敗文場，囊篋空甚”的潦倒詩人，一次被囚，一次結交，是因為衝撞對象有别，前者衝撞的是大官僚劉棲楚的車騎（當然都是車馬），故賈島免不了“被繫一夕”的下場；而後者衝撞的是雖為高官，實際上更是大詩人的韓愈的車騎，雖然驢撞了馬（寒士撞了高官），因所好相投，故惺惺相惜，遂能“共論詩道，結為布衣交”。

“騎驢”除了證明詩人的潦倒貧寒之外，有時也能以此凸顯詩人的錚錚傲骨及狂放不羈。如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

李白游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無姓名。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脱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

“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兩句話擲地有聲，將李白蔑視權貴的孤傲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

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大多詩人一生窮困失意，只能以驢代足，這是詩人的不幸。但是與社會最下層的勞苦大衆相比，窮措大、詩人畢竟是知識階層，屬於“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範疇。正如王梵志詩中所言：“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於是“騎驢”似乎又成了潦倒詩人聊以自慰的本錢。從此詩人與驢的組合似乎平添了幾分詩的意境，驢背上的詩人似乎更有滔滔不絶的詩興，這大概是因為“窮苦之詩易工”的緣故吧。唐代，曾有人問官至禮部侍郎的鄭綮：“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卷七）灞橋，是傷心話别的特定的處所；風雪中，是淒苦交加的特定時刻；驢背上，是失意困窮的特定人物。在這種“斷腸人在天涯”的典型環境裏，詩人的詩思才能源源不斷。這告訴我們一個真理：真實生活、切膚的感受才是詩歌創作的唯一源泉，那種高踞廟堂，案牘勞形的達官，那種乘堅策肥、錦衣玉食的貴人，大概是不可能有感人的詩思的。

毋庸諱言，一旦驢被社會認定為詩人專有坐騎，一旦驢成了詩人的標誌，那麼在有些詩人和某些常人的眼裏，它原來的困頓清苦似乎反成了一種瀟灑閒適。或許毛驢的平民氣質更符合詩人輕看浮華、寄情山水的人生境界吧，於是就有了唐彦謙“郊外淩競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風柳絮中”（《憶孟浩然》）這樣的勃然雅興，就有了陸游“徇俗不如翻著襪，愛山只合倒騎驢”（《閉户》）這樣的泰然天趣。至於杜甫“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須。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功夫畫我無？”（《畫像題詩》）這類略帶苦澀的自嘲，及陸游“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這類心知肚明的反問，則均為“致君堯舜上”、“立登要路津”（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韻》）和“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陸游《讀兵書》）的理想破滅之後，流露出的從經國濟民的忠臣、馳騁疆埸的英雄變成了驢背苦吟的詩人的一種“報國無門”的苦悶、悵惘和不甘。因此更是詩味雋永，讓人一唱三歎。

引用書目

《英藏敦煌文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

《初學記》，（唐）徐堅等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撰，（清）王琦輯注，中華書局1977年版。

《王梵志詩校注》，（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編，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中華書局1960年版。

《劍南詩稿校注》，（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楚辭補注》，（宋）洪興祖撰，中華書局1957年版。

《唐才子傳》，（元）辛文房撰，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全唐詩》，（清）彭定球等編，中華書局1960年版。

《日知録集釋》，（清）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嶽麓書社1994年版。

本書引用正史全採用中華書局校點本二十四史。

（本文發表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年第1期）

【注释】

[1]差樣：異常情況。《集韻·禡韻》：“差，異也。”

[2]準擬：打算。

[3]行李交妨：行李，行程；行旅。交妨：甚妨。

[4]此典出自《晉書·王濟傳》：“（王濟，字武子）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真聲，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5]此典出自《後漢書·五行志一》：“靈帝於宫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

[6]此典出《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7]此典出自《三國志》，《三國志·吴書·陸達傳》注引《吴録》：“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8]此典出自《禮記·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9]猛雪裏雖行：雖，通“須”，須要、必須。下文“深泥裏雖過”、“打球力雖攤”中之“雖”同。

[10]打球力雖攤：攤，通“痑”，氣力盡。《玉篇·疒部》：“痑，力極也。”字又作“灘”，《敦煌變文集·破魔變文》：“鬼神類，萬千般，變化如氣力灘。”

[11]陳朝人臧彦，字道顔。另撰有《駃牛賦》，見《藝文類聚》卷九四。

[12]劉宋時袁淑撰有《俳諧集》，其中除《驢山公九錫文》外，另有《雞九錫文》、《大蘭王九錫文》，分别册封雞、驢、豬等，詳《白孔六帖》卷九七、《藝文類聚》卷九一、《太平御覽》卷九〇一、《淵鑒類函》卷四二五、《宋文紀》卷一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〇。文章均借動物口吻，故作鄭重其事，實則遊戲文字。

[13]柴劍虹《敦煌寫本中的憤世嫉俗之文》，《敦煌學與敦煌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4]我們從一些材料上可以大致瞭解唐代馬與驢的價格。《太平廣記》卷四三六“吴宗嗣”條（出《稽神録》）：“軍使吴宗嗣者，嘗有父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駒長賣之，正得吏所欠錢。”可見當時一匹良馬價格可以高達數十萬。據載當時平均的馬價大概是三十貫，亦即三萬錢。而毛驢的價格則相對低廉，唐道宣撰《續高僧傳·釋志寬》：“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50—543）《太平廣記》卷四三六“東市人”條（出《酉陽雜俎》）：“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即牽（驢）往，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麩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賣之。”因此一頭毛驢的價格僅數千文上下，大概是馬價的十分之一左右。

[15]英語中，ass既是指“驢”，又是指“傻瓜”、“笨蛋”。

[16]“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橄欖山那裏，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説：‘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裏，還有驢駒同在一處。你們解開，牽到我這裏來。’……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去行，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耶穌就進了耶路撒冷。”（《聖經·馬太福音》二十一章》，《新舊約全書》，中國基督教協會印，南京1994年版）

[17]清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日知録集釋》，嶽麓書社1994年版。

[18]張伯偉《騎驢與騎牛——中韓詩人比較一例》，1998年學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