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仁爱者』

以前读西方古典著作，读到苏格拉底，很羡慕他简单至极的生活，一件毛毯即足以应付一年四季。可能是我五行缺“火”吧，1988年研究生毕业，当时内心特别向往南方。所谓“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说的是面相，从生态、栖居环境（habitat）来看，“人移活、树移死”这句老话也有其一定道理。总之，1988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广州，一住就是二十几载。回想起来，也许正是岭南的商业发达，令我对经济的认识进入不同的境界，反而能静下来，止下来，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出国或经商的大潮卷走。为此，很感恩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

刚到广州时，正逢学校鼓励院系“办班”创收。最火的是中文系的函授班，也是学校最早“致富”的单位。外语系是“小康”，效益好的当数教委属下的“英培中心”。一次英语强化班的学生们请我吃饭，有位同学在席间对我讲了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老师，在校园里我们敬重您是师长，出了校门，我们是平等的。”他还讲了一句话，意思是说，不是一定要知识才能让人上升到一定境界，经济能力（他说得更直接，就是“钱”）同样可以给人以尊严。还有一次，霍英东基金会的一位秘书在香港请我吃饭，闲聊中也问了一句我以前很少考虑的问题：您平日有什么个人投资？投资在当时可是外商的专利，平常人家但求温饱而已，又何从奢谈投资？

像大多数教书的同事一样，对我来说，直截了当地讲“钱”是很难堪的一件事。传统观念里，知识分子、读书人是不谈这些“私事”的。后来，为汇丰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做培训与传译工作，得以与汇丰高层管理人员进一步接触，对金融、经济、理财方面的理解似乎一下子通透许多。当代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的士大夫，类似陈景润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至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难再现，毕竟社会发展尚未成熟，国家对学术、科研的投入还没有到位。

200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大学机制发展的不断完善，现在的院系无需再依靠从社会“办班”来创收了，甚至大学也不再鼓励所谓“低级别”“低回报”的社会培训项目，教师待遇的提高以及国家的科研基金的支持，也令大多数教师衣食无忧，可以专心治学、教书了。但即便如此，在政治与经济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角落的当下，一个完整人格离不开经济能力的保证。突然获得大量资源，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与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夜暴富的“万元户”“个体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很难在资源或金钱面前保持矜持。如果有很好的风险意识，甚至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也不会出现那些身居高位依然铤而走险的贪得无厌、无法无天的贪官，或是一些“斯文败类”。一个商业成熟、完整的社会，市场上的无形之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发展的公正与均衡。

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朋友讲起炒股时，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要说。H. H. Lee每讲起1987年的那场大股灾，都直说自己很幸运，正好在事发前几天取出钱来买房，得以逃过一劫。股市崩盘后，朋友怒责他不肯分享信息，认为他肯定是在政府的研究讨论中嗅到了什么蛛丝马迹，所以才那么及时脱手。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2007年，股疯年代再次降临，中国内地“全民皆股”，一时间是无餐不话股。股民知道牛市不可能一直持续，因此，都紧紧盯着2008年奥运会，认为奥运之前大限未到，仍可上演最后的疯狂。在广东电台“大众视点”节目中，我与听众分享了我对经济、对金融、对财富、对股市的个人看法。

美国哲学家及文学评论家桑塔亚纳（Santayana）讲过：“不去了解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全民皆股”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回到前面谈到的投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普通人能有什么资金、财产可以拿出来投资的呢？但这些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个人投资”概念在普通民众的意识中是非常薄弱的。我们从小受到教育，认定只有劳动、只有通过劳动获取所得才光荣。没人想着投资，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中，投资等于“投机倒把”。改革开放后，虽然也有部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或者那些胆子大、有理财观念的人在参与炒股活动，但多数人的投资意识仍非常淡薄。所以一旦口口相传（word of mouth），说可以“钱生钱”，那些没有任何投资意识、没有做任何投资准备的人就盲目相偕着跳下海去，与鲨鱼共游，结果，有几个能全身而退？好多人一个猛子扎进去，从此再也没机会上岸。

私人银行在为客户做理财计划时特别强调风险承受能力（risk appetite），所以分散风险是投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要在流动性、挥发性很强的股票市场投入太大资金，如果一定要这么做，也要做到尽量分散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股票市场。国内很多股民普遍都有从众心理，无知者无畏，动辄投进全部身家，甚至举债高位买入。如果去做些功课，研究一下历史，看看最近的1987年美国与1997年香港股市崩盘的两个案例，我们会对股票作为投资方式的基本层面有更深刻的认识，能更好地了解股票的波动性、流动性、短期性、高风险与高回报、资金管理能力与个人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令自己的理财决策更加理性。多数跟风者都是囿于自己的学习能力，而只相信传言，相信私人之间的关系，缺乏对自己的财富的管理能力。

只要善于学习，就会在不同的场景中与不同知识建立缘分。我与《论市场》这本书的缘分建立于在深圳召开的一次探讨在中国建立股指（stock index）的会议上，该书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于1993年所著。我认真拜读了这本书，从他那里初次接触到了“市场仁爱者”的概念。在书中，他讨论了应怎样与市场建立感情而不是与之战斗，阐明了为什么市场“爱好者”可以长期获利，还特别说明应如何在市场中“成为仁人，而非斗士”。他认为：“与市场战斗是专业交易者的大敌……真正的大户，需要知晓交易者推理、逻辑，以及培养自己的市场感知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有仁爱之心的交易者是趋势博弈者，趋势是他的好朋友。他努力发现市场趋势，并与其恋爱。无论牛市还是熊市，他都热爱。无论市场走向哪里，他都是追随者。”

这里的“市场仁爱者”并不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而是一个金融市场的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准则。市场营销与产品开发强调“顺势疗法”，如水随行。以前看过一盘录像带，是关于哈佛行销的一个演绎。讲者顺着泉水，观察水如何避重就轻，完成自己流入河川的目的，过程不外乎顺着山势、地貌，随其自然。而这也就是梅拉梅德所讲的“趋势”。梅拉梅德还有一句忠告：“不要过度交易，不要相信别人的判断，应按照事先制订好的计划去进行交易。”这句话显然是针对人性的贪欲而提出的。股票市场上不会有长胜将军，但只要保持充分的理性、尊重市场规律，就不会有太多出乎意料的起起落落的事件发生。

所以市场仁爱者，有两层含义：一是“见好就收”“厚道些”，不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二是要“按既定方针办”，在博弈场上尽量利用人的贪婪，或者好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仁爱市场，意即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勉强自己。

孔夫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古代智慧也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当代社会，人的“智商”不只是体现在学习、研究能力上。爱“才”并不妨碍爱“财”，“爱”财，也并不等同于贪心。甘于清贫是一种追求，但追求财富同样也可以成为回报社会的手段。读书本身是一种乐趣，但知识未必一定能给人带来财富。如果目的不当，则无论采用何种手段，过程都不会幸福，结果也未必如愿。管理学上称之为“结果管理”（result management），我们可以改为：期望管理（expectation management）。所谓结果反过来决定投入（the output decides input）：对工作的认识，对回报的研究，可以作为标准来调整相应回报的自我期待。于我而言，做了传译、做了先生，就应该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就对额外的经济回报释然。所以说，真正的幸福其实在于你对目标的设计和实现目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