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理解为信“天命”但仍锲而不舍，重过程而轻结果；道家的“知其不可而不为”的人生观则是将结果寓于过程中。如何完成传译这一“不可为的使命”（m ission impossible）呢？为何明知传译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追求完美，职业满足感不高，却依然如骑士堂吉诃德般冲入这场无法解决的“语言怪阵”？有人戏称，传译员要有一颗“巨大的心脏”（big heart），纵使深知第二天的会议存有多少艰难，有多少不确定性因素在等着，却依然能安然入睡。

传译员应该抱着“舍我其谁”的信念，怀着对“语文”的热爱，秉持着“语言义工”的心态，才能终身不渝地坚守岗位，将传译作为一种爱好、职业与生活方式完美结合起来。我一直难忘Y.P.Cheng对语文的痴迷，以及他出差时，一坐下来就开始做起英语字谜（word puzzle）的认真神态。Richard Wong（20世纪70年代入行，是香港最早的传译经理之一）以前跟我说过：“做S.I.的人都很聪明，他们其实做哪行都能成功；但只有特别喜欢语文的人，才会坚持把传译做下去。”

我现在特别想为教堂做一次传译“义工”，想象中，那种无私奉献的感觉一定会很棒。几年前，广州沙面的一间教堂想租设备为美国一位牧师的宣讲做同传，我已经答应了他们，但最后因故未能成行，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现在，我只能多做些与公共领域相关的行业，如教育、公务员培训会议等，从中感受到因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社会意义。

做传译不容易。很多专业，如医学，几乎是不可能做传译的，但人与人之间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国际会议更需要传译。此时，只有凭着对语言的热爱和乐于助人的信念，才能支持传译员去克服语言和专业上无法克服的困难。

为什么说传译员需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气呢？这要从传译人员的构成与来源的角度进行分析，方可更好地理解。

自由职业者做传译与专职传译不同，接的会议种类繁多且不固定，所以传译经验的积累只有靠时间和个人的领悟。译员的工作性质与使用频率决定了传译行业的freelancing（自由职业）与outsourcing（外包）的特点。Outsourcing为企事业单位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毕竟有留住高水平的传译需求的组织非常有限。况且从传译自身的知识广泛性及技巧的熟练性来讲，专职口译的传译水平未必可以保持到与freelancer的同等水平。专职口译内容的单一性也会影响到传译自身知识结构和语言水平的全面性；而有些领域内不同部门的专业性太强，也很难有机会培养出知识全面的传译员。

还是以医学传译的需求空间与供应状况为例。医学专业学生很少机会出来做传译，最多是专业领域内会议偶尔客串交替口译。更何况医学专业各学科之间差异很大，也造成不同医学专业之间沟通的困难。这种情况再加上传译的双语性，常会令专业人员打退堂鼓。依个人经验来看，在我做过多年传译的香港医管局的年会上，从未见过医管局派过任何局内传译人员担任同声传译工作。

对于大多数偶尔做一次医学传译的自由职业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挫折感、无意义、无任何专业满足感。况且，每次会议都没有重复性；相互学科间很难借力。尝试整理术语、概念，又会带来新的困惑：（1）如此进行归纳，如何穷尽所有行业？如何可能总结到所有知识？（2）个案会议又有何参考意义？作词汇术语的研究、罗列有用吗？（3）这些文本是否真的对于译者只是过眼云烟，不值得保留？假如准备与否对传译质量不带来任何区别，是否意味着传译只需语言层面的功能转换（语码转换）就可以完成？

我们先来看看医学会议的种类、听众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十多年来，我在香港做过的医学会议包括医药销售代表、医院医护人员、医院VIP中心、医药大会（葛兰素威康）、SCI（专业临床与治疗）、中医行业大会、视光学、中药大会、帕金森病大会、障碍者移动与交通会议、香港医管局年会、医药品传销会议等。

行业会议可以按听众的专业程度分为技术性或利益相关方参加的会议两种。再细分下去，则可分为：由医生与护理专业人员参加的纯技术交流会议，如香港召开多年的视光学会议；以患者为主要对象的宣讲会议，如帕金森病会议；行业相关的设备展示会议，如障碍者移动与交通会议；纯粹新产品介绍会，如葛兰素威康会议；以及其他医疗单位年会；等等。

传译应如何为以上听众提供语言帮助呢？

还是以香港医管局的会议为例。医管局比较了解医学专业的传译难度，所以他们的会议一般配有三位即时传译人员分工协作。根据医学传译的技术性及学科分工细的特点，传译员可以按讲者来分工准备；一般情况下，S. I. 按工作时间来分配，如每15~ 20分钟换人，轮流传译。在各种医学会议中，纯粹医疗技术性会议属于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传译任务，尤其当讲稿提供不充足，或者讲者脱稿讲演时，困难更大。当然其中难度也有不同：英语译成中文，虽然理解难度大，但转换时，专业术语可以直接套用原文。毕竟与会者为同行医学人员，尽管完整理解英文讲演有难度，但在单独专业术语上则大多不存在理解问题。反之，中文译成英文时，遇到脱稿的专业术语，译员除了冠以类别或种属概念外，只能“听词”兴叹了。

可以从两方面来应对：（1）传译员做足准备功夫，多讨教客户，请求更多技术支持，包括提供专业术语表；（2）请中文讲者在ppt中提供双语术语。纯专业会议的一大好处为中英文讲者与听众之间的隔阂在于语言，而不存在专业基础知识的差异。所以，传译即使做不到100%，依然可以帮助双方起到“导读”的作用。而在问答环节，则可由会议组织方请专家自己做C. I.传译，以保证问题得以准确无误地传递，详细回答则由即时传译来完成。

在2000年深圳高交会上，有一场很受人关注的专场：辉瑞公司的Viagra（伟哥）会议。当时负责该场会议传译工作的一组大学教师之前未做好充足准备，次日开场后，根本做不下去，主翻竟然对会议主办方说：发言太technical，没法做！没办法，为了公司形象，辉瑞公司只好派自己的员工去救场。可怜那位员工从来未做过任何传译，无奈之下，只能看着ppt谈自己的理解，在传译间挣扎了两个小时。

讲讲我个人的一段经历。1999年，我曾做过专业性特别强的葛兰素威康产品研发介绍会议的传译。该场会议的香港传译拍档为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工程师，上海籍香港人。九七后，以英语/普通话为交流媒介的会议逐渐多起来，而香港传译队伍又主要以英语/广东话为主，于是，许多上海移民家庭的后代被挖掘出来做此类传译工作。但这批传译人员的普通话或者不标准，甚至在表达方面有很大缺陷；或者在文化上、语言表达习惯上与国内语言文化系统不兼容，所以传译效果很差。但当时普通话听众在香港多少受到一定“语言歧视”，尚未有足够高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故国内听众大多还是怀着容忍的态度接受劣质的语言服务。

回想起来，我已经竭尽全力在跟上讲者了，而这位拍档，尽管英文理解方面问题不大，可要谈到表达，那就只有一半“不咸不淡”的香港普通话加上一半英语混杂在一起，与会者听起来格外辛苦。于是，葛兰素做出了一项“补救”措施，请出北京来的内地同事在隔壁传译间另开了一个频道做交替撮要口译。于是，当时的传译经理，Richard走上来跟我们商量之后，直接与客户交涉。结果是翻译公司代表我们表达了对客户做法的不满，认为对方对传译行业的理解和尊重都不足，我们马上撤出，即时传译服务直接中止。那一次，也是我仅有的在香港做S.I.中途退出的经历。

由上述两个例子总结起来，纯技术性传译工作，译员与会议组织方的沟通最重要。专业知识方面的困难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译员端正服务态度，实事求是，划定能力范围，并寻求讲者与组织方最大的支持，就可以降低“不可能完成使命”的风险，求得信息传递的最大值。医学传译的确是对传译员的最大挑战，唯有通过仔细研究后才可接下工作，并主动与客户联系，对传译的难度和目标达成共识，请求对方给予更多专业支持。若无如此努力和争取，怎能取得既定范围的“有限”成功？毕竟医学传译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传译效果与质量始终受到专业知识的限制，很难完全吃透原文，准确地以术语来表达原意。

回到文中提到的译员面对知识储备和拓展所感受到的主体性困惑，其实关键在于传译相关方对传译工作本质的认识如何统一，因为不同的认识带来不同的期待。不独医学，其他行业的传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传译是一种语言接力，第一棒已经跑出，即有源语版在先，所以在会前消化基础上，一定要做好对讲演内容的理解，必要时可请求客户提供简单培训。只要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传译效果就会有天壤之别。反之，译员只能尽其力而为之；而听者听到多少，则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