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当“学者型”记者编辑

争当“学者型”记者编辑

刘瑞珍

我从事新闻广播工作35年整，一条最深的体会就是：要适应资讯时代的快速发展，跟踪前沿科学，与专家学者交朋友，在广泛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力求当好“学者型”的记者编辑。

记得从复旦刚回电台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刚好恢复科技节目，由此开始了我长达20多年的科普采编生涯。为了把科普节目办得有新闻性，记得有一回我约定采访中国唱片厂总工程师李宝善，请他谈谈唱片是怎么制作的。在交谈中获悉他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刚从国外参加“纪念录音设备发明一百周年学术会议”回来，作为声学专家他们带回了一盘记录录音设备发展的录音素材，共26段，其中不乏名人讲话和著名历史事件。我兴奋极了，突发奇想：何不把这些国内尚是空白的录音素材写成广播科普稿，介绍给听众，那比谈唱片的制作题材更宽泛，而且更有新闻性，听众一定欢迎。于是《录音特写：声音档案的百年历程》之一、之二、之三相继诞生。这组稿件用声音来串编，选用的21段珍贵声音档案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声音记录——发明留声机的爱迪生朗读歌词，有列宁在第三国际的讲话，有法国总统戴高乐演唱的《马赛曲》，还有来自宇宙空间的声音，我还增加了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以及我国艺术大师梅兰芳演唱京剧《霸王别姬》的录音。这组节目充分呈现了近现代录音技术进步的轨迹，广大听众非常喜爱，全国大多数电台都进行了播放。作品荣获全国奖项和上海科普作品一等奖，这也是当时上海新闻界唯一的一个最高奖。这次实践也使我深刻理解了广播在传媒领域手段的特殊性，为此我专门写了篇论文《运用声音编稿》。

有人说记者是百搭，什么都懂但又什么都不懂，我认为，只要功夫深，或许也能成为半个专家。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轰轰烈烈兴起了食物疗法，上海则建立了食疗研究会，许多名中医、名教授都参与其中。在采访时我感到，不能就事论事地报道，应该把祖国医学的食疗瑰宝系统地介绍给大家，为大众的健康服务。于是我组织编辑了《饮食与健康》26讲专题节目，每讲半小时，连播一个月。由于节目定位符合当时“食疗”的时尚需求，听众光听广播还不过瘾，电台又按需求让我选编成《古今食疗》小册子，卖掉4万册。由于我选题的科学性和食疗专家的权威性，浙江人民出版社要我组织沪上这些名专家教授，编写了《食疗》一书，首印10万册，后一再重版。不久，台湾有家出版社也把它作为第一本家庭健康丛书推向世界。几年后，《中国食疗丛书》又邀我参与组织与策划。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专家学者都与我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来不断对我进行指点帮助，多次参与我采制的节目，而食物疗法的科学则让我受用一辈子。

争当一名“学者型”的采编人员，必须下苦功夫钻研这门学科的专业知识。自己不懂，怎么让听众听懂？这就要记者编辑作风深入，采访、选题到位，当好专家与听众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中药减肥是个热点，我参加了国际国内许多学术讨论会，写了20多篇专题报道。我不是一到会场拿了材料就走，而是认真听专家讲、仔细琢磨材料，甚至跟随专家到第一线实地考察，从中体会到：要报道中医，写出好稿，首先要采访中医中的“名老中医”，他们不少是祖传，又具有实践经验，善于问脉出方；其次要注重中药的产地、炮制的方法，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地”药材。比如“大黄”这味药，全世界就有一百多种品种，许多也具有药用价值，但疗效最好的就数产于甘肃省的叶子长得像人手掌模样的“掌叶大黄”，由于交通的原因，当地人把那么好的药材当柴烧，而出口到国外的大黄就像雕刻精美的工艺品；最后还要注意传统中医怎么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只有自己弄懂了，搞明白了，才能采写出既有科学性、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让人一听就懂的好稿来。

此外，我很注重采访行业的权威性专家、精英人物，由于工作关系，沪上著名的科学家我大多都采访过，既与他们交朋友，又能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学习他们潜心钻研、严谨治学的好作风，让自己得益匪浅，终身受用。前几年我采编的《科普天天谈》节目就是这样，最后汇编成《科学家对你说》一书，39万多字，汇集了近20位院士、100多位精英科学家的口述稿。这些既有权威性又通俗易懂的文章，为学习、普及科学知识铺路搭桥，受到大家的欢迎。

（刘瑞珍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