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语法性及诗歌句法变异

非语法性及诗歌句法变异

一、诗歌句法变异及历史回顾

我们曾经对日常语言的句法变异作了详细的形式化分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诗歌的句法变异。不过，现有的研究表明，转换—生成语法所提供的分析模式却可以使我们深入地探讨诗歌变异句法的内在结构，这是为我们的理论公设——非语法性与诗歌句法变异同一——所决定的。况且，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各自所具有的变异“异”中有“同”，这“同”也与非语法性切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违反了语言系统的常规——语法性。可是，要洞幽查微，深刻地了解非语法性及整个语言系统的本质，并以此建立起一种健全可靠的审美机制，就必须认识到，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个中的各种变异句法。日常语言中的变异随意而“变”，变无因循，而诗歌句法变异正如雅各布逊所说，却“是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违反”。

“诗是字词镶嵌”。在很大程度上，诗歌语言正是以变异著称的，诗的世界是“变异”大显身手的所在，也正是非语法性得以系统地体现之所在。

最早对诗歌变异进行研究的是始自1916年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宣称诗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诗歌语言必须独立于现实以外，甚至应该是“超感觉的”（beyond sense）。他们认为唯有有意识地使日常语言“变形”（deformation），使其形成对常规语言“系统的违反”才能获取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主义学派的研究得力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特鲁别茨柯依与雅各布逊所提出的“音位”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讨论诗歌变异时，什科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i）认为，这种变异的目的是让读者感到“震惊”（shock），从而意识到现实的存在，然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应该使用“陌生化”（OCTPAHEHUE）的手段。从此，强调新鲜感受及事物质感的“陌生化”手法就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后又发展成为现代文体学中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和现代语义学中的“惊异价值”（surprise value）两个概念。现在，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诗歌的语言变异作了深入的研究，对现代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派及转换—生成学派都根据这个学派的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只不过方法各异，较之前人更科学化了。

对于形式主义学派来说，结构主义诗学所取得的成就堪可与之媲美。在结构主义看来，诗作为一种语篇是一种分层次的系统中的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系统都代表着一种“规范”（norm），别的系统都是对该系统的变异和违反，每一个系统都倾向于超越其他的系统。比如节奏系统所产生的某种形式会被语法系统所违反。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都违反了其他系统所提供的“规范”而分别使别的系统陌生化了。

结构主义诗学对于诗歌句法变异的研究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属于静态描写，并没有揭示出诗歌句法变异的内在成因。知其然，须知其所以然，为此，语言学家不得不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学理论，转换—生成语法的出现和发展又一次点燃了语言学家研究诗歌语言问题的兴趣。这是一种新的更具有科学性的动态阐释模式，迄今已有包括乔姆斯基本人在内的许多语言学家利用这个模式对诗歌句法变异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只是由于他们将非语法性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以外，未能看出诗歌变异与非语法性具有同一性，因此还是未能合理地解释诗歌变异句法与非语法性乃至整个语言系统内部的许多重大问题。

二、诗歌变异句法的形式分析及所体现的非语法性

综上所述，将非语法性作为语言系统的一个有机部分看待有助于理论上解释常规语言系统以外的各种“异态”变体。这里所谓的“异态”是和“正态”相对而言的。人们使用语言常常突出（foreground）某些呈异态分布的序列，同时又让那些呈正态分布的句式作为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突出”和“背景”事实上是对语言进行形式分析时应予考虑的两个不同层次，透过这两层关系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我们的着眼点是语言序列的异态分布，亦即句法变异和非语法性在诗歌中程度不同的表现形式，其目的在以生成语法动态的阐释模式通过形式分析揭示出诗歌句法变异与非语法性的同一极其内在成因。

根据对日常语言变异情况的分析，我们将讨论诗歌语言的三种变异现象：不完全变异、完全变异及绝对变异。

2.1　不完全变异（minor deviations）

这种变异指诗歌中那些呈不完全异态分布的诗句，它们违反了与日常语言的选择性转换规则相似的规则，又在非诗歌的语篇中不乏其例。尽管也有不同之处，根据转换—生成语法，转换规则以附加（adjunction）、删略（deletion）和再次配列（rearrangement）为特征，而我们在这儿却主要讨论因删略与倒装（inversion，即再次此配列）而引起的诗歌句法的不完全变异及所呈现的非语法性。

2.1.1　删略作为转换语法的一个基本规则主要用来删除深层结构的某些成分，如“连接结构缩约规则”（Conjunction Reduction）、“空缺转换规则”（Gapping）等。请看下例：

生成理论认为，成分之间能否并列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出某句中的某一成分与另一句的某一成分“呼应”。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提出了一组按语法不能并列的句子：

s1：The scene of the movie was in Chicago.

s2：The scene that I wrote was in Chicago.

s1 and s2：The scene of the movie was in Chicago and the scene that I wrote was in Chicago→The scene of the movie and that I wrote was in Chicago.

可以看出，通过并列转换而成的终端结构是一个“非语法”句，因为原句中相应的两个成分在各自的深层结构中起着不同的语法作用。通过这样的转换，原来两个表面相似的句子并列以后便违反了“连接结构缩约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选择转换规则也常常在诗歌里出现，并且不乏其例。下面的例子引自英国经典诗人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缩略，被删掉的成分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代词。在这些诗行中，诗人为造成变异删掉了直接宾语，从而违反了“连接结构缩约规则”：

有时我们也会碰上另外一些诗行，其中的第二个主语不与第一个主语同标，却和第一句中的直接宾语或其他名词短语相同，但也同样被删掉了：

看得出来，诗人在利用句法变异时是随心所欲的，不过这种性质的自由并不只限于诗歌，口语及散文体作品中也随处可见。这就是说，由违反“连接结构缩约规则”等造成的句法变异既体现了诗歌句法的一些特点，又体现了日常语言的某些特点。这种变异不为诗歌所独有，因此是不完全变异。

2.1.2　倒装指某一特定成分序列的逆序句法转换，比如在英语中，主动句的被动话转换通常会导致该句中第二个名词短语的倒装：

a.John broke the glass→The glass was broken by John.

b.My mother bore me in Chicago→I was born in Chicago.

“被动转换”为讲英语的人所熟知。我们要讨论的是另一个规则——“主语/动词倒装规则”。

在英语中有一些成分前置之后，会有选择或强制性地引起主/动倒装，其中包括：

方向副词和介词短语：Away ran James./ Into the house ran the dog.

否定副词：Seldom/never/rarely have so many owed so much to few.

形容词比较等级：Most important has been the soldiers’bravery.

地点介词短语：On every wall hangs a portrait of Lenin.

所有这些成分都会在诗歌中有选择地引起主/动倒装，不过别的一些前置成分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A.时间副词

B.so，therefore：

C.形容词或分词前置（通常与be连结）：

D.直接宾语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诗人所利用的变异句法在当代英语中出现率很低。不过，我们所重视的是它们所呈现出的非语法性。这些诗行所呈现的变异在诗歌中极其平常，在日常语言中也多有所见，这说明它们之间的确有相似的地方，而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才减弱或降低了这种变异所呈现的非语法性，即是说，与下面两种变异相比，由不完全变异所呈现的非语法性程度最低。

2.2　完全变异（major deviations）

完全变异所违反的规则在本质上是多为歌词所独有的，如英语中常常采用的“名词短语前移规则”（NP- Fronting）、“介词短语前移规则”（PP- Fronting）和“主题化转换规则”（Topicalization）等均属此类，因此，所体现的非语法性其程度高于不完全变异。

2.2.1　名词短语与介词短语前移规则

乔治.L.狄龙（George L.Dillon）曾经将由“话题化转换规则”前置的名词短语超越自己原来所在的子句的情况排除在外，而采用了如下的一种话题化转换公式：

这实际上是一种名词短语前移规则。“介词短语前移规则”虽然从形式上与上述转换规则相似，但本质上是不同的。关键的问题是在诗歌中这两种规则常常会见到如下一些诗行：

下面一些诗例的情况与上述引诗大致相似，只是直接宾语（或直接宾语的中心词，有时是动词右边的第一个成分）紧贴在主语的前边：

2.2.2　“主题化转换”在某种程度上与前置转换相似，即是说，它的作用仅次于前置转换。

这汇总转换可以分裂为并前置句子中的某一个成分使其占据句子首位并获得主题意义。在实践中，这种转换非常实用、有效，这也许是因为前置某一成分并使其主题化以后，常常会破坏我们的“心理期待”（Psychological expectancies），而这种期待心理是一种传统的积淀，是由于我们先入为主熟悉语言系统内部那一套尚未经过这种变异转换的基本核心句所形成的。换句话讲，即我们所熟悉的是语法性，一旦经过这种变异转换，非语法性随变异句法突然而生并获得“惊异价值”，从而打破了我们因语法性积淀而成的期待心理，失去了心理平衡。这种美学效果正是诗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主题化转换”的价值

就在这里，因为它打破了我们的“主/动结构”心理。这种转换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这个表达式说明句子的正常序列应该是S（主语）、P（谓语），VOA代表着P内的正常语序，但是其中又涉及两种变异转换——后置（Extra-position）与前置（Topicalization）。

在日常语言中，“主题化转换”通常有如下一些表达式：

以上经过转换的句子都合乎语法。现在让我们看看进行同样的转换在诗歌中所形成的变异句：

这些引诗中被前置而成为主题的成分是前面画线部分。可以看出，诗人们经常利用“主题化转换”以及别的转换规则来烘托主题，同时以一种大气包举，涵盖全篇的气势统摄全局。

不过，应该注意到上述经过主题化转换的成分既是转换的结果，同时又反映了一种变异转换的过程；而这种变异转换所利用的“主题转换规则”原来是为了反映语法性亦即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而建立的，现在通过这种过程的转换却产生了变异，反映出某种程度的非语法性以及诗歌的美学特质。我们只需将这些引诗与上述（a.b.c）三种日常语言里常见的前置规则进行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

2.3　绝对变异（absolute deviations）

上述两种变异以外在的形式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非语法性，但是这些外在的形式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为诗歌所独有、能展现其美学特质的句法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节所讨论的绝对变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句法变异，因为它真正为诗歌所独有并体现了最高的非语法性。这里涉及的规则有三种：“动词末位”（Verb-Final）、“介词倒装”（PP/NP-inversion）以及“语言岛越位”（Island-Chopping）。

2.3.1　动词末位规则

这个规则几乎为所有的诗人所利用，是为诗歌所独有的。诗人们常常喜欢采用倒装动词及其补语这样一个选择性规则，此类情况通常发生在Aux+ V或V结构以及有关的动词所有的补语或直接宾语里。这里的V包括分词结构，偶然也有形容词短语。请看下面的例子：

对上述引诗进行精细的分析后，我们会得出下面的公式：

关于这种转换有一个限制条件：假如句中有PP而且被前置，便不能使用“动词末位规则”进行转换。这就是说，不允许出现“PPOV”这样的序列。因为动词的位置一旦有所改变，其他类型的“误置”（dislocations）便不可能了。

2.3.2　介词/名词倒装规则

这条选择性转换规则最为极端，涉及介词短语中介词与名词的倒装。现代英语诗歌此类句法实属罕见，不过莎翁以前的诗歌作品倒不乏其例，如：

30.All Italy about I went

31.Now hope and fear between I stand这两行诗由佚名诗人作于1577年。斯宾塞似乎很喜欢这种倒装，而莎翁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许多诗人亦不乏其例：

有趣的是，古典诗人所青睐的这种手法在美国当代诗人肯明斯（e.e.cummings）的笔下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2.3.3　语言岛越位规则

上面所讨论的规则逸出语法性的规范生成了“不合语法”的诗行，从而以变异句法使诗歌“突出”（foregrounded），获得了诗的特质，然而在诗歌中还有许多诗行却冲破语言规范的限制，以独具特色的变异句法体现着最高程度的非语法性，此即“语言岛越位规则”。

根据“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语言岛”指一组不能根据“a-移位”（a-Movement）规则对其成分进行移位的句法群。“a-移位”是一条元规则，其中，“a”是一项范畴变量，意为“将任何范畴移向任何位置”（Move any category any where）。将这条规则用于讨论“语言岛”，便意味着将某一个成分移出或移入某一个“岛”，其结果必然有悖于语法性。在英语中，“NP-移位”及“WH-移位”都属于“a-移位”，为约束这些移位规则的应用，避免生成不合语法的句子，乔姆斯基与他的同事们对转换提出了几种限制，意为“不准通行”，并以此对自然语言的内在结构进行阐释。形象化的说法是，这些限制就像一个个卫兵在站岗放哨，守卫着一个个“语言岛”，任何性质的“侵略”都会造成句法变异。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就语法性而言是正确的，可非语法性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只要我们对诗歌进行考察，这种看法就会得到证实，因为在诗里“语言岛”被频频越位，句法变异屡见不鲜，所以下面的讨论将利用其中的两个限制条件对诗歌句法及因语言岛越位而造成的变异句法进行形式分析。

（1）并列结构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

这个限制条件可以表述为：并列结构是语言岛，从中不能移出任何成分。请看下面的例句，其中有两个名词组并列作直接宾语，因此形成“语言岛”，当第二个宾语被移出之后，就产生了变异而具有非语法性。

a.You really like Tom and Jack.→* Jack you really like Tom and e.请再看另一个句子：

b.Though he is healthy，clever and handsome，she doesn’t like him.→*

Clever and handsome though he is healthy，e she doesn’t like him.

然而，却允许对于整个并列结构进行主题化转换：

c.He saw Mary and her bike yesterday.→Who and what did he see e yesterday？

但是，例如并列结构中的任何一个成分被单独前置，结果就还是一个变异句：

* What did he see Mary and e yesterday？

上述分析表明，并列结构作为语言岛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旦打破了这个系统的平衡，句子序列就会呈现出非语法性。这种情况见诸于日常语言，可诗歌又如何呢？请看密尔顿是怎样铺排句法结构的：

下面的诗行有别的成分移入并列的NP：

这儿还有一个例子更为极端，其中并列的NP已经完全被肢解了：

这个例子的句法非常重要，稍不小心就会将injury and outrage与noise并列；当然，在这里语义限制对句法处理起了关键的作用。

除上述情况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移出并列结构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会导致变异句的产生，然而下面的例子将并列结构的第一个成分移出了语言岛，可似乎还没有上述例子那么极端：

d.John kissed Sue and Mary→？Sue John kissed e and Mary.这个序列可以看做是因为进行了“并列结构删略”转换，然后再将第一个直接宾语前置而形成的：

John kissed Sue and John kissed Mary.

至于别的并列结构，其情况大致与上例相似。下面是另一个例句：

e.John was disgusted and weary of life.→？Disgusted John was e and weary of life.

在这儿，又是并列结构的第一个成分进行了前置转换，这在日常语言中当然非常罕见，可在诗歌里却屡见不鲜了。

有时，某些诗人很喜欢将在诗行里并列作定语的形容词短语和分词直接使用，

据说，密尔顿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不过，现代诗人也有类似情况：

在对密尔顿的变异句法进行形式分析时，我们还会碰到另一种句法误置的情况。这种误置也涉及了并列结构作为语言岛越位的问题，然而这也正是诗人独具风格的地方：

为了弄清这个条件的含义，我们还是先看看几个例句：

可以看出，（2.b）和（4.b）不合语法，因为它们违反了乔姆斯基提出的“时态句条件”。这条规则可以表述如下：

在S是时态句的条件下，X与Y不能在下述结构式中发生关系：

…X…〔S…Y…〕…X…

换而言之，即

不能将任何成分移出（或移入）时态句。

这样，（2.b）和（4.b）所呈现的非语法性其缘由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两个句子都包含了一个有时态的嵌入句，根据规则不能将时态句中的任何成分移出，而现在的转换句却违反了这个条件，因此成了变异句。不过有趣的是，对这些句子人们虽然嗤之以鼻，却在诗歌里被广泛推崇。雪莱为济慈撰写的挽歌——Adonais里有这样一句：

毫无疑问，这行诗源自下面这个深层结构：

在对（S）进行“NP-移位”以后，便有了下面的变异诗行：

很明显，这行诗违反了乔姆斯基的“时态句条件”，因为其中的NP已经被移出了原来的时态句。

三、结　语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诗歌的各种句法变异及这些变异所体现出的不同程度的非语法性。后者是语言系统乃至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可以使我们更为准确而全面地认识语言，同时又能解释以诗歌为代表的诸种变异语篇。上述研究表明，非语法性在诗歌里因句法违反常规的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这些常规即是建立在母语操持者语感基础上的那一套“语法”规则系统，而转换—生成语法所着力揭示的也正在于此。所以，以语法性为研究对象的这种语法体系正好可以作为“预设参数”，为衡定非语法性提供常规标准，从而在诗歌句法里得到验证，说明变异句法与非语法性的同一及这种“同一理论”对于语言研究及文学批评的双重重要性。

（原载：《外语教学》，1992年第2期，第15- 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