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在语言认知研究中的作用和性质

第二节　经验在语言认知研究中的作用和性质

一、语言是天赋的还是经验的：相关历史讨论

有关经验的性质及其在语言认知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在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深受关注的议题，从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中世纪经院学派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认知是天赋的，与后天的语言无关。他说：“人类的思想反映是一样的，语言的词汇只是这些思想的标记。”而盛行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斯多噶（Stoics）派则把语言看作是人的天赋能力^[6]。到文艺复兴后期，围绕“天赋观念”这一议题，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之间曾发生持久而影响深远的争论。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对天赋知识进行了异常有力的批判，针对天赋观念，提出了“白板说”，否认人在经验之前存在任何观念。例如，洛克曾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经验里扎着根基，知识归根结蒂由经验而来。”贝克莱从洛克的经验论出发，承认知识起源于感觉，认为物是“一些观念的集合”，不是由物派生感觉观念，而是由感觉观念派生物。休谟则将经验论发挥到了极致，把概念严格限定在可能经验的范围。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把一定的天赋观念看作是知识中任何必然性的基础。天赋是指先于经验的、自然的、天生的。笛卡尔认为，有许多公理和原则是天赋的，例如空间、事件和运动的观念以及几何学的一些命题，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而其他的认识也来源于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只在于观念、思想是否清楚明白，必须用理性来加以判断。因此，两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知识的来源到底是感觉经验还是天赋观念。

1751年，英国语言学家詹姆士・哈里斯（James Harris）在《对语言和普遍语法的哲学探讨》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语言普遍性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具有对相同思想的认识能力，他认为这种能力是天赋的，而不是依赖后天经验培养起来的。随后，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在著名的论文《论语言的起源》（1769）中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考察语言的起源，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总的看来，十八世纪后期的语言学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个别语言的语法描写，而是开始把各种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始寻找支配世界语言的共同原则，探索语言与思维、逻辑、社会、文化的关系，并且开始研讨语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发展过程如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现存语言的文字形式和语法结构，等等。”^[7]

19世纪，德国的莱布尼茨（Leibniz）和洪堡特（Humboldt）等学者都认为存在某种“天赋”观念，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人类具有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能力。《普遍唯理语法》的作者安托尼・阿尔诺和克洛德・朗斯诺也相信是理性决定着语言的规律。他们将语言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思想的对象；另一方面是思想的形式或方式，主要表现为判断。第一类是名词、冠词、代词、分词、介词、副词；第二类是动词、连词、感叹词。^[8]可以看出，他们相信语言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就如我们的理性一样完整和完美。

叶姆斯列夫认为，语言根植于人脑之中，对人类认识现实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他曾将作为纯粹客观的现实称为混沌体，认为“混沌体本身和知识是不相通的，因为知识以某种分析为前提；混沌体只能通过形式化才可以认识，因此，混沌体本身的存在没有科学意义”^[9]。而真正的实体是一种内容的实体，它和内容的形式有关，内容形式（content-form）独立于混沌体，并和混沌体之间有任意关系，内容形式将混沌体组成一个内容实体（content-substance）。^[10]而内容是相对于表达而言的，内容和表达是语言的组成部分。“实体的出现是形式映射到混沌体的结果。符号是内容实体的表达，也是表达实体的符号。”^[11]而离开语言，现实是不可认知的。叶姆斯列夫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形式化系统来发现关于语言的一种常量（constant）。正是这种常量决定了语言的本质，使其可以投射到语言之外的现实上去。因为，“我们无法从实体（混沌体）的角度来观察，只能从一开始就从形式的角度去看。语言形式显现为具体实体。”^[12]“我们将表达混沌体、表达实体和表达形式视为表达系统。”^[13]叶姆斯列夫认为，无论将语言结构等同于事实，还是将之看做是语言不通程度的扭曲反映，它对普通认识论的贡献都是可观的。^[14]从以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语言观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关心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他们普遍的预设是思想和语言是单独存在的实体，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先在的结构，才能反映现实的存在，成为思想的工具。因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15]

现代语言学研究中，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否认普遍语法的存在。行为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极端表现。经验主义强调感觉经验，认为一切知识，包括语言知识都是来自感觉和外在的、后天的经验。因此，在经验主义哲学中，“心”、“心智”是没有位置的。

二、乔姆斯基的理论

自20世纪50年代始，乔姆斯基用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形式化方法来研究自然语言，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乔姆斯基开创的转换生成语法从语言研究的角度丰富了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围，使语言研究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普遍语法的研究称为语言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其实，早在18世纪，受当时普遍流行的理性主义^[16]的影响，很多学者设想创造出一种理想语言，（如Dalgarno和Wilkins发明的人工语言）这种理想的语言包含普遍性的结构和词汇，同时能够把数学的严格性引入到语言的推理中，以一种有效简明的方式安排句子结构，因而能够反映所有人的所有思想。虽然这些设想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探索语言的构成和运作机制，寻求千差万别的表面现象掩盖之下的共同原则这一方向做了有益的尝试。以上思想也是法国波尔・罗瓦雅尔（Port Royal）学派的指导思想。该学派相信：人的心理、概念都是相同的，而语言结构的一般规律与形式逻辑规律也是一样的。由于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同的，人的理智高于一切权威，因此语言中一切服从逻辑，服从理性，该学派以此为根据阐释语法的普遍规则。另一位语言学家包泽（Beauzee）认为，语法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普遍原则，它来自于人类思维的本质；另一种是特殊原则，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习惯，并由此产生出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前一种原则旨在探讨语言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普遍语法要解决的问题，它先于任何具体语言研究。^[17]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乔姆斯基重新提出了研究语言普遍现象的问题，这种普遍现象不在于类似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结构的详尽描写，而是关心人类使用语言的普遍能力。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家主要关注的对象应该是人类使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创造力，即每个人产生和理解“自由表达式”的能力。“这种‘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是人类特有的种属属性。”^[18]而人类的这种属性可以在儿童的“初始状态”中得到某种方式的体现：

儿童的初始状态一定相当详细地规定了语言结构的一般原则，提供了一个丰富、复杂的图式组合，该图式组合决定（1）语言经验的内容和（2）在此经验所决定的边界条件下发展的具体语言。如果初始限制足够严格，儿童可能会根据有限的事实——足以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而只保留其中一种或几种的事实——来获得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这样，他就懂得了这种与其有限经验相一致的语言，虽然这与把最后阶段得到的系统与经验事实相联系的概括、抽象、归纳、习惯形成等等没有任何关系。经验与知识的关系相当抽象，体现在初始状态中的语言结构原则表达这种关系。从质上考虑，这可能是一个研究个体发展这个根本问题^[19]的合理方法。如果是这样，人类语言机能与生物学上已知的其他器官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没有必要满足于这种含糊笼统的、使用比喻的讨论。相反，我们应该开始对描绘初始状态特征的图式组合进行详细的阐述。让我们把这一图式组合称为“普遍语法”。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普遍语法看成基因程序，即那个允许其可能实现方式有一个范围的图式组合；这些可能的实现方式就是可能的人类语言。每一种这样的实现方式是一个可能的最终稳定状态，即一种特定语言的语法。普遍语法是在初始状态阶段由遗传决定的一个系统，在由经验确定的条件下变得具体、清晰，成为有机整体，臻于完善，最后体现在所达到的稳定状态中，形成个别语法。这样来看语言发展（“语言学习”）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人的知识何以能够比他的经历更加丰富。^[20]

乔姆斯基试图从根本上打破经验主义的传统。在经验主义模式中，语言被假定为通过概括、条件反射、归纳和抽象而逐渐获得的一个习惯和技巧系统。而在乔姆斯基看来，我们可以用于研究躯体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心智，而每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是大脑语言部分的一种状态。^[21]在这种研究范式下，研究语言的本质与揭示人脑的本质——即人的心智的本质是同一研究的两种目的。

乔姆斯基首创的转换生成语法发挥了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但是，乔姆斯基只是从笛卡尔那里借用了“心智”的概念。他并不打算像笛卡尔那样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22]。乔姆斯基的理论对“心智”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将语言学划为心理学研究领域，但是心理现象本质上自然现象，是大脑的神经生理反应引起的。因此，在乔姆斯基的理解中，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其最终的成果应该反映为生物语言学的某种版本。乔姆斯基多次提到，语言研究很像其他器官的研究。^[23]因此，乔姆斯基的研究先是指向心理，而最终指向的是人脑的生物性方面，虽然离这一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作为语言生物性研究的另外一个典型领域是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乔姆斯基通过语言的创造性和习得的容易性等方面的例证，将语言研究与对人的“心智”的研究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乔姆斯基断定，每个儿童的大脑，天生就具有一种学习语言的能力，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换言之，儿童在母语环境里习得语言，他们的大脑中必定有学会这种语言的功能，也就是说，具有掌握这种语言的内在条件。

乔姆斯基学派的生成语法理论的主要精力就是挖掘和探明这种人脑先天就有的语言机制的特征。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讲话人的内在语法揭示出讲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那种“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或“语言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构成语言学习者的“初始状态”的一组特征、条件和规则系统。它代表了人类语言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一切语言都具有的特点，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变的。换句话就是，人脑的初始状态应该可以称为普遍语法。这部普遍语法的形式应是一系列语言结构的必然条件，它规定了人类语言所必定具有的大致框架。作为抽象的条件系统，它必然在许多方面留下了不同的发展和充实可能，也就是说普遍语法实质上规定了一定可能性语法的条件或原则。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实际上是从获得的母语的材料出发，依照普遍语法的条件和框架，顺着集中变化的可能性而发展出母语的语法。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如母语语法）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的公式表示。（田学军，2005：58）

图24　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的关系

在这个从普遍语法发展出个别语法的过程中，经验起到了触发器的作用。但是，对于是如何触发的，乔姆斯基没有更加详细的论述。他只是认为，通过经验的“触发”（trigering），个别语法从普遍语法中“选择”出来。但是，经验的作用是有限的，“几个月（至多几年）的经验对儿童的语言行为不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语言能力是一种先天的能力，语言行为是一种生理行为。如同人依靠消化器官来消化食物，依赖生殖系统来生育后代，人的语言行为也是人的专司语言的官能的功能表现。但是，正如语音学家阿伯卡伦比^[24]所说：“人体中没有哪一部分是专门用于语言的。用于发音的器官，只是偶然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它们都具有其他用途。从生理学角度上说，这些用途的起源更早，也更重要。”例如，咽喉、大脑、肺部等器官都并不是为语言专门设置或者进化的。

我们认为，人类是否存在一个专司语言或者语言功能之一部分的器官很难证实或者证伪，但是，语言具有其人类的生理属性作为基础是肯定的。乔姆斯基的语言生物性假说对创立语言的“人性”（这里的人性指人的属性或“人种特性”）理论是一个贡献。显然，就目前的观察事实和理论研究成果而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功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这一点的解释是离不开对人性尤其是人的生物属性的研究的。

三、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语言学流派。它来自生成语言学、致力于语言共性和类型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及哲学等领域的语言研究汇聚而成的语言学领域。^[25]认知语言学是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中产生的，而认知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与乔姆斯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语言学领域同样如此，认知语言学的开创性人物的代表Lakoff、Langacker等人早先也是乔姆斯基理论的追随者。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对乔姆斯基的理论表示质疑，这些质疑可以集中表达为“人是什么”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在《涉身哲学——被体验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26]一书中对这一根本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根据莱柯夫和约翰逊，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27]就此，他们阐述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以说明这个问题：心智与生俱来是被体验的；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数是隐喻的。这种革命性的解释为认知科学提出了新的蓝图。

吕公礼^[28]根据张敏^[29]、埃文斯和格林^[30]、Lakoff and Johnson^[31]以及王寅^[32]等的相关论述，把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主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是人类心智和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语言不是源于天赋的普遍理性，而是认知主体的身体、主体的基本感知运动系统、主体身体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及相应的大脑神经系统和结构。第二，语言作为心智和认知形态并不是独立于一般认知系统活动、专司语言能力的特有“模块”，而是通过认知主体的基本感知运动系统、身体经验和相应的大脑神经系统与其他认知活动整体作用的过程。第三，语言中并不存在某种自主和自足的句法，语言的结构以语言主体认知、语言的意义、功能、使用及语言交流的动态过程为理据形成。第四，语义是语言的核心部分，但语义不是在语言符号的纯粹形式关系中界定的，语义也不是语言符号内在表征与外在客观世界通过指称和符合获得的。语言的意义植根于人的身体和身体通过感知运动系统与世界互动的过程，因而无法与由此形成的概念和百科知识分离。第五，语法不是一种纯粹形式化的符号操作规则。语法构造是由形式（语音）和意义两极构成的符号化的项目清单。第六，语义范畴和语言学范畴不是由充分和必要条件定义的、可用特征的“有”或“无”进行非此即彼的精确刻画。范畴以典型为中心呈现辐射状的模糊分布或家族相似性分布。

认知语言学在很多方面与乔姆斯基的理论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场。Lakoff和Johnson按照哲学承诺和信念把认知科学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他们认为，认知科学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发展包含着西方哲学关于心智观念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两千年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客观主义心智观念。而他们秉持的是一种非客观主义的心智观念，即体验认知。Urgerer和Schmid指出：“认知语言学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世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33]因此，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和语言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体验之上的，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又可以反作用于认知，可促进认知的发展和完善。

认知语言学以意义为研究中心，将意义视为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强调了意义与人们的认知密切相关。但是，因为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主体认识的差异和具体交际情景的不同，这种意义也会有千差万别的变化。

四、韩礼德的理论

语言与人的关系是语言学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界定语言与人的内在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学家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人有生物人与社会人（social man）之分，语言与人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人的生理基础之上，更在其社会性上。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语言是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必要条件”和“中介”^[34]。如果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话，语言则是这种本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韩礼德认为，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生物体内部”（intra-organism）的研究视角，侧重从语言使用者的大脑机制内探讨语言的工作机制，与之相对的是一种生物体之间（inter-organism）的研究视角。他认为这种研究视角更能揭示语言的性质^[35]。就后者而言，语言学研究的不是乔姆斯基等所说的普遍语法，更重要的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每个人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从社会学层面上看，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

就语义理论来讲，韩礼德的理论研究目标就是要揭示意义产生的社会根源。“韩礼德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简单地体现社会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自然辩证关系——语言能动地标志着社会系统，在被社会系统创造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系统。使用语言是一项社会活动，语言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其功能和结构方面得到发展，并反映了这种社会需要。”^[36]在《你如何表达意义》^[37]一文中，韩礼德进一步提出了意义进化理论（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meaning）。该理论认为，在原始时期，物质层面的经验，是完全受制于大自然，受制于直接情境（the immediate situation）的。这种经验方式并非人类所特有，而是许多动物都具备的，韩礼德称之为哺乳动物式的经验（the mammalian experience）。人类在这种最原始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也是一种原语言（protolanguage）。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类集体意识的作用下，词汇语法系统（the lexicogrammatical system）对哺乳动物式的经验所认识到的意义予以“语法化”（grammaticalize），使得人类语言脱离了直接的情境，并与其他动物的交际形式区别开来，从而形成现代语言。

基于这种认识，韩礼德提出了儿童语言发展（language development）而非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语言萌芽初期，儿童自己创造出一种用以调节他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原语言”，这是语言仍处于与当时的直接情境相关联的原始阶段，例如在饥饿、疼痛、愉悦等等各种场景中发出的声音。在儿童的发育成长过程中，这种原语言与成年人世界的语言发生互动作用，儿童认识世界本能地将自己纳入与他人共同构建的社会关系之中，儿童同时也发展成为了“社会的人”（a social man）。

韩礼德的理论强调人类集体意识和社会交往对于语言与意义的形成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承认单个人在这一进化过程中的作用。现代思想家［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戈斯基（L.S.Vygotsky）］的研究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真理性认识，知识总是一个人的原有认知框架与新知识之间互动之后构建的结果。在韩礼德看来，认知和表意是相同的过程。人类表达意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semogenesis），正因为意义的形成过程是人类意识与人类经验互动的结果，因而只有当人类超越了其经验的直接情境之后，与他人形成主体间性，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成为认知主体。

韩礼德的研究方法为后现代主义学派的一些观点提供了语言学依据。意义的构建性和解构语言符号系统几乎是所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共同的观点或追求目标，而韩礼德则通过语言学研究表明意义构建的必然性和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可能性，因为意义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语法隐喻^[38]。

无论从韩礼德的语言观、语义观还是隐喻观，我们都可以看出，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的根本属性在于其社会性，所以他提倡从社会学立场出发探讨语言在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以此来体现语法对人和世界的建构，因为人和世界的建构性本质也在于其社会性。韩礼德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Halliday，1992；1995；1996；1999），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