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报告文学的写作
我国最早翻译介绍“报告文学”的研究者之一，著名作家周立波说：“报告文学的写字间是整个的社会。”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是说，报告文学的题材是异常广泛的，整个社会都是它所表现的对象。二是说，报告文学不是闭门造车所能成功的，它要求作者从书斋中走出来，在整个社会之中安放自己的“写字台”，这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报告文学要写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而要写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到“整个社会”中去写作，深入地进行采访、调查，选好典型对象——那些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的真实人物和事件。因此，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奔跑。”他认为写好一篇报告文学要“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任何报告文学作品都是“跑”出来的，如果不“跑”，单凭什么“才气”、“灵感”，凭什么“乱编”、“善写”，在这种“真实的艺术”面前，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
一、人物
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生活中的真人，个性更是千差万别的。作为写人写事的报告文学，要求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认真采访，研究人物的经历、遭遇和性格，进一步熟悉自己的描写对象，深刻地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
要想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必须重视细节描写。这一点与一般记叙文的写作相同。理由在总结他的写作体会时曾谈道：“《扬眉剑出鞘》里头有一个栾菊杰躺在地板上睡觉的细节。这是个好细节，从结构上说，它造成一种动与静的对比，在决赛之前，大厅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小小的角落，栾菊杰穿着红玫瑰色的运动衫，躺在深褐色的地板上，恬静地睡着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从容的环境。她身旁正好放着头盔、手套和那把剑。这个细节很贴切地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只有像栾菊杰这样的运动员，把个人的胜负置于度外，只想把五星红旗升上去的，才能胸怀坦荡。”这段话告诉我们：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者，都十分重视搜集和发掘能够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使人物形象在细节的描写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二、结构
精心地安排好结构、合理地布局谋篇、恰当地安排好故事情节，是增强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重要一环。报告文学的结构，一定要从真人真事的实际出发，随着文章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模式化的标准。
报告文学的结构形式，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记叙式——一种侧重于写纵断面，也就是有头有尾地写出一个人或一件事。如《高山与平原》中华罗庚的故事。这篇报告文学的描写对象虽然有长达六十年曲折多变的历史，但作者并没有平铺直叙地记叙，而是选写了十几个小侧面，每个侧面都是一幅生活的画面，恰当地反映了华罗庚一生中带有关键性的经历，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断接式——断续结合，可以使笔调错落有致，气势急缓和谐。例如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一文，作者运用张弛结合手法，几次中断记叙线索，插入抒情、议论等内容，采取断接式结构，生动地表现了主题。
电影分镜头式——以蒙太奇剪接组合方法，一环紧扣一环地展现画面，交代出事情的开端、发展、结果。
三、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报告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应当准确、鲜明、生动、传神和富有美感。黄宗英在《大雁情》中有一段描述的文字：
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含苞，红苟怒放。一个小女孩，像一只谈粉色的蝴蝶，从山顶飞下来，飞下来，一头扎在老秦怀里：“秦姨，我做梦都梦见你哩。快家去，快家去。”小女孩又像一头小鹿，深情地蹭啊、顶啊、拉啊地把老秦拽进家。这段文字不多，语言亲切而优美，非常形象。
作者用美丽的蝴蝶、活泼的小鹿来形容小姑娘的活泼可爱，通过她那真挚而幼稚的行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默默无闻，忘我工作的女科学家与当地人民的深情。描述性语言是报告文学语言的基本成分，一定要求生动形象。
理由在《扬眉剑出鞘》中写栾菊杰负伤后继续坚持决赛时，他不由热情地赞道：
“啊！多么纯真的思想，多么可爱的品格！这就是我们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站在欧洲击剑台上，经过独立的判断，迸发出的心灵火花！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凝结着战士的情操，超越了击剑运动本身的含义。我们应该为这样光芒四射的青年一代而骄傲。”
这段议论语言精粹而新颖。报告文学的政论性就体现在警策而精辟的议论语言中。
[范文欣赏]
时近清明：悲壮的情怀
南山耸立
徐南铁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
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英雄和大众一起推动的。
在重要关头，历史催生了英雄，英雄成就了历史。
钟南山就是中国“非典”时代的英雄。
在抗“非典”的岁月里，钟南山代表着科学，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的出场，能够给公众以镇定、给国际以信任、给政府以信心。
2月11日，广东抗击“非典”的一个危急关头，疫情、谣言和抢购风潮夹击广东。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是“非典”时代钟南山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黑色的西装，金丝边眼镜，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头衔，更有那沉稳镇定的神情和语调，那实事求是的叙述方式，立即营造了一种值得信赖的氛围。广州的迅速安定与钟南山的风格不无关系。
钟南山说：“‘非典’是可控、可治、可防的。”
市民相信。
但是钟南山并不随意抛给市民廉价的定心丸。
2月13日，正是政府和传媒都忙于安定民心之际，有些媒体从稳定社会的意愿出发，不免将疫情轻描淡写，甚至说已经得到完全控制。
钟南山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却认真地说：“其实这种疾病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控制，因为任何疾病的发展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市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一直到4月25日，人们经过漫长的战事已经长长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钟南山依然神色凝重地表示：不能轻言已经控制。
2月中旬，在钟南山的倡议下，广州市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联合攻关项目正式启动。参加这个课题的有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市胸科医院、广州市儿童医院、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等。
科学家们组织起来，要找到“非典”的命门。
但是，医院里的战斗依然是那么激烈，“非典”的火力依然是那么猛烈。
钟南山向卫生厅提出，把病情最重的病人送到他领导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来。他要在这块阵地上筑起抗击“非典”的坚固堡垒，要在这堡垒上扬起一面旗帜。
这个庄重的要求，是石破天惊的巨响。
60多名呼吸已经非常困难的危重病人从各家医院转到了呼吸疾病研究所。
在乌云蔽日的日子里，在我们还没有扼住“非典”咽喉的时候，社会多么需要这样的擎天之柱。
钟南山的一句话让老百姓感动，也让医护人员激奋。他说：“我们像战场上的扫雷班，你不扫雷，谁去扫？”
钟南山不仅有强烈的责任感，也有充分的信心。他同呼吸疾病打了30多年交道，积累了经验，并且建立了一支具有雄厚力量的队伍。
他的助手黎毅敏在谈到除夕抢救病人的事时说：“那天晚上八点半回到医院，一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家。知道工作繁重，任务危险，但是很亢奋，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
钟南山身上充满科学的执拗和勇气。
他敢于打破常规，在治疗“非典”时使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总结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用激素、早上呼吸机的“五早”方案，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在钟南山和同行们的努力下，广东的“非典”患者治愈率目前排在世界第一位。
关于“非典”病原体的确定也表现了钟南山的坚持精神。
2月18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来报告称：从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
当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期一直困扰广东人民的“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中国影响最大的新闻栏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报纸纷纷将衣原体称为“首恶”、“元凶”，并相应刊登了有关衣原体的知识。老百姓不关心这些专业性的说明和解释，只是有轻松的感觉—— 既然首恶已经发现，战争大约也就胜利在望了吧！
就在收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来报告的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钟南山沉默良久，最后以他惯有的沉静摇了摇头。
他不同意关于衣原体的结论。他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的原因。但是我们急需找到的是致病的原因。
2月26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报告检出衣原体，再次肯定了衣原体是“非典”的病因，并推荐了适用药物，甚至认为采用抗衣原体药物两周就可以解决问题。
政府人士出面跟大家打招呼说：“不要再为此事争论了。”
因为广东那时还没有拿出其他结论，那就听人家的吧。
但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绝大多数专家仍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根据一两个月来的临床经验，依然坚持认为：病毒性的可能性很大。
3月25日，美国CDC和联合攻关的相关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3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学宣布，发现“非典”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所致。
4月11日晚，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新闻界公布：该中心已经从“非典”病人的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在日内瓦宣布：经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争论，它关系到我们怎样去保护千千万万个生命。
幸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在这么多科学家积极参与的今天，是非能够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区分。
关于寻求国际合作的问题又是钟南山在“非典”时期的一个亮点。
3月初，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应建立重大疫情预警机制，并认为必要时可以寻求国际援助。
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钟南山却没有赴会，但是他关心着“两会”的事。3月5日，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呼应了这种声音。
他说：“我个人很赞成在建立重大疫情预警机制时，可以考虑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相关合法渠道，寻求国际援助。”
但是他的这些话有点不合时宜。
钟南山却不但这样说，而且率先开展了与香港大学的协作，共同研究抗击“非典”。为此他承受了压力。
中央电视台记者就此事问他：“你关心政治吗？”
钟南山说：“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做好防治疾病，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你在你的本职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个话题，这种表述，似乎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就已经有过。
那次会议是在春天召开的。钟南山作为广东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一定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科学的春天”。
钟南山，祖籍福建厦门，1936年生于南京。父亲钟世藩是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曾经担任广州市肿瘤医院院长。
1955年，钟南山从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考入北京医学院。
1960年毕业，他被学校留了下来。和绝大多数留校的年轻人一样，他首先是做辅导员，后来进入放射医学教研室工作。
青春年华，正是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到过农村，当过工人，还当过文艺宣传队员。除了偷偷地看书之外，这个出身于医学世家、一心要为医学贡献热情和才智的青年无所适从。
1971年，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大夫。不久，他进入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从此开始了他对呼吸疾病30多年的研究历程。
1979年，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成立，钟南山是骨干成员。
秋天，钟南山通过了国家外派学者资格考试，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开始两年的进修生活。在那里，他曾抽自己的血做实验，也曾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做实验。
1980年，钟南山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1992年至2002年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1994年，广州医学院和北京医科大学联合建立了广州呼吸疾病博士点，钟南山担任了博士生导师。
1995年，钟南山获全国“五一”奖章。2003年抗“非典”时期获得的那枚已经是八年之后的事了。
1996年，钟南山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科学面前，钟南山是沉稳的。他的生活却体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他喜欢游泳、跳舞，牛仔舞跳得非常好。
1959年9月，还是北京医学院学生的钟南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400米栏比赛中，他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全国记录，获得了国家运动健将的级别。
据说如今在他的母校，今天的北京医科大学，还有几项由他创造的运动记录未被打破。
与此不无关系的是，钟南山娶了个运动员做妻子。他的妻子李少芬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女篮的队长。
但是钟南山的儿子钟惟德却继承了钟家两代的传统，现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用李少芬的话说就是家里有两个带菌的。
据钟南山说，现在每天回家先要被盘问有没有去病房，如果去过，就要被堵在门口换衣服，马上洗澡。
因为劳累，因为那一次连续38小时没有合眼，钟南山还是病倒了，毕竟是奔70的人了。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赶紧在ICU为他留了一张病床。
但是钟南山没有张扬，他只在自己家里治疗、休息了两天，又出现在病区里。
他知道自己决不能躺下，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
已经有人在传说钟南山也“非典”了。
钟南山在接受《健康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香港的医务人员因为这个病也被感染了很多，第一批被感染的九个医生康复出院的时候，医院门口聚集了那么多人，欢迎他们胜利归来；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仪式把原来的‘星光大道’改成了向医务人员致敬的‘爱心大道’；香港小学生亲手绘制慰问卡送给抢救一线的医务人员；企业家和市民发动了向每个医务人员捐献一个橙子的致敬活动……”
他说：“长期以来，我们的部分媒体和社会上有的人对医务人员产生了偏见，把一小部分医务人员的不良行为看作群体的共性。这次抗‘非典’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医务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医德医风经得起考验的队伍，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队伍！”
说到这里，钟南山潸然泪下。
那是英雄的感伤之泪。
记者将那篇小通讯的题目就取为《钟南山哭了》。
钟南山的动力是什么？
以他如今这个年纪，这种身份，这些成就。
大约他原先对这个问题没认真想过，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问，他说：“我想是不是就想追求一个未知数？”他接着自己肯定了这个回答：“就是这个目的。”
钟南山永远记得父亲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一辈子能够为人类创造一点东西，那他就算没有白活了。”
纷飞的泪水
人们都说，抗击“非典”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战斗似乎不需要眼泪。
但是，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却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泪水。
泪水并不都是懦弱的写照，并不仅仅表达似水的柔情。泪水里有人性的美，也浇灌着坚强之花。
一天，我在广州市卫生局邂逅王建琴。王建琴三十来岁，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务部主任，副主任医师。2月15日，医院开设临时病区，专门收治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她是安排病区设置和调配人与物的主要组织者。说起病区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感叹：“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真的是太悲壮了！”说着，她又为自己的泪水不好意思，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用，说过这么多次的事，一提起来还是忍不住要流眼泪。”
这是感动的泪。
在广州市卫生局采访局长黄炯烈。这个性格率直的汉子说：“那段时间常到各家医院去，看到医护人员忘我工作，看到他们纷纷倒下，我提出，除了救治病人，也要重视医护人员的保护。有人反对这样说，尤其认为不应公开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这是一场战斗，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说到这里，我分明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担忧的泪。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张复春谈到抢救最为紧张的那几天，眼睛闪动着泪光。这是一个男人在公开场合的泪。他说：“和‘非典’的战斗就像电影里的情节那样紧张，我们没有ICU，呼吸机不够，每天却要同时抢救四个以上呼吸衰竭的病人。”他感叹：“我们终于挺过来了，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这是激动的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赵子文曾被派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支援，同“毒王”打过交道，后来被召回医院开设临时病区，并担任负责人。当病人逐渐减少时，他的妻子王慧给医院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让丈夫休息一个月。许多医护人员走上抗击“非典”战场后，为了减少感染家人的可能，都尽量不回家，也有家人不让回去的。但是王慧却要求丈夫，只要能回家就一定回家。她知道丈夫为了工作顾不上身体，所以她冒着被感染的可能，要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亲自为丈夫安排好饮食起居。她说：“儿子、我、母亲，我们全家都是以生命和健康做赌注，照顾、陪伴在他左右。”有一天傍晚，赵子文要去顺德抢救一个病人，妻子锁上门不让他去，当然，最后他还是去了。那天，赵子文回来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后来，广州电视台的抗“非典”晚会把王慧请到演播室，希望她对观众说点什么，但是主持人一提到这些，她哽咽许久，最终没有说出一句话。
这是忧伤的泪。
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作为最早定点收治“非典”病人的部队医院，迄今共收治了133例“非典”病人，这些病人全部在只有10名医生与20名护士的感染内科。有一次，护理组长杨淑玲为病人上呼吸机，病人是另一家医院的护士，看着自己的同行艰难地呼吸，看着晶莹的泪水挂在她苍白而年轻的脸上，杨淑玲心里酸酸的。她笑着安慰她的病人，为病人轻轻擦去泪水。出了病房，她自己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这是理解的泪。也是在南方医院。助理护士李冰由于过度疲劳，无精打采，同寝室的姐妹们赶紧帮她量体温，原来发烧了。是不是“非典”？六个护士眼前立即浮现自己护理的病人的情景，顿时哭成一团。医院连夜给她们拍片，一个个排除了“非典”。六个人这才破涕为笑。
这是紧张的泪。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个护士，去参加哥哥的婚礼，那是她最亲爱的哥哥。可是就因为她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她的身上有病毒的嫌疑，到了婚礼场所别人不让她进去，弄得她跑回来大哭了一场。
这是委屈的泪。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一个医生为了紧急抢救病人，给他上呼吸机的时候几乎是零距离。尽管戴了四个口罩，依然被感染。严重的时候，呼吸困难，每分钟只有40次心跳，非常难受。钟南山去看他，他流下了眼泪。
这是痛苦的泪。
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的日记里，有这么一则：2月16日。将近10点钟了，大家才捧着盒饭进晚餐。护士冯秀芳打电话把自己调到临时病区护理非典型肺炎病人的事告诉家人，电话那边妈妈、姐姐、弟弟等人都哭了。小冯对妈妈说：“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能后退，我还没哭呢……”妈妈只好让她每天必须打个电话报平安。看见小冯这样，其他姑娘都不敢再向家里通报。
这是挂念的泪。
中山二院一名进修医生被“非典”病毒感染，病情危重，必须带上呼吸机赶紧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内科副主任江山平二话不说就抱起了病人，把他送上了救护车。进修医生眼噙泪水感动地说：“老师，我一辈子忘不了您。”
这是感激的泪。
在南方医院感染内科，有一个“非典”病人病情危急。医生采取非常规疗法，给他用了恢复性病人的血浆。献血的是某医院的一名受感染的护士，她毫不犹豫就献了200毫升。病人用了之后，肺功能马上就开始好转。医院要给这名献血的护士200元钱作为营养补贴，她坚决不要。医院的一位教授给记者谈起这事，边讲边哭。她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她的名字，她还是个孩子，只有19岁。”
这是伤感的泪。
在广州市胸科医院医生陈洪光殉职后，胸科医院的党委书记晋国华声泪俱下。她说：“医院的ICU是由陈洪光主持的，‘非典’病人的插管几乎都是他做的，经他的手抢救过来的病人好几十个，为什么偏偏他自己就没有抢救过来呢？”
这是痛惜的泪。
也是在广州市胸科医院医生陈洪光殉职后，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来到他的家，慰问他的家人。陈洪光五岁的女儿坐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林树森的眼泪两次夺眶而出，不得不取下眼镜来擦拭。
这是关切的泪。
在抗“非典”的日子，有多少人的眼泪为医护人员纷飞？
在“非典”病区，护士们每天上班跑来跑去，根本停不下来。几乎每个护士的脚都是肿胀的，自己的鞋穿不下，只好穿上男同志的鞋。
在广东省中医院的“非典”病区，护士办公室里专设了一个氧气瓶，随时抢救昏过去的医护人员。因为口罩太厚，因为人太累。
每天，医护人员进病房都必须先做一番认真的打扮：穿上防护衣、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鞋套。在二三月的广州，天气已经可以使用“炎热”两个字，这一身厚厚的“盔甲”不一会就令人汗流浃背。可是医护人员却要穿着它在里面工作好几个小时。
因为这一身行头穿和脱都不容易，都要考虑到消毒的问题，所以大家坚持不上厕所。
要做到不上厕所，就不能喝水。护士们不但上班时不能喝水，就是临上班也不敢喝水。
那种难受是难以想像的。
护士们下班后的第一时间就是喝水。1000毫升的矿泉水，一个人可以一口气喝完三瓶。
下班后的淋漓畅快是上班时的干渴逼出来的。有报纸这样形容在病区忙碌的护士：“她们根本不敢看水龙头，害怕听流水的声音—— 一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女孩子们就觉得有一只干渴的小手从喉咙中伸出来叫渴，一听见轻轻的水声，没有时间上厕所的护士就觉得自己的膀胱要爆炸！”
4月初，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专题讨论决定，给坚持在抗“非典”岗位的医护人员发放补助，第一线的可以每天得到100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得知后，非常肯定地说：100元太少。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4月25日发出了《关于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期间个人取得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免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这些，都是事后的补偿。走上第一线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些。连生命都交出去的时候，金钱早已经没有发言权。
近日台湾消息：高雄的长庚医院有1565名医护人员，当“非典”浪潮袭来时，已有120多人辞职。台北和平医院有154名医护人员疑似“非典”短暂隔离，解除隔离后，有21人提出辞呈。
相比之下，更突显出我们的医护人员浑身洋溢的昂然正气和献身精神。
战事渐渐进入扫尾阶段，广东新增病例那一栏已经有二十多次画上了一个“0”。广州市人民政府要求广州市卫生局组织好第一线医务人员的轮休。
他们累了，他们需要休息。
听黎毅敏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杭州一家医院请他去讲课。一到那里，东道主跟他寒暄，一再说：“路上辛苦了！”他却不由得哑然失笑，心里说：“离开抢救的环境就是我最大的休息了！”
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临时病区，挂着一块平时发布通知的小黑板，那几天上面写满了字。
上面一行是：“关区以后我们集体去一个较远的地方玩，大家写写想去哪里。”
下面是各种各样的字迹。有的实实在在地建议：桂林、新疆、黄山、海南岛、九寨沟……也有的人把向往的目光投向更远：泰国、埃及、马尔代夫……还有人大胆发挥，建议去南极，去珠穆朗玛峰，更有人调侃说去月球。但是最得大家欢心的是护士冯秀芳的建议：去伊拉克。
这是大战之后的放松。
也许他们哪里也不会去，但是他们得到了一次精神会餐。
广东省中医院是最早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之一，医护人员从过年前就开始忙碌。
据报纸报道，广东省中医院最忙的一天，发出抗病毒口服液15250盒，板蓝根冲剂19400包，配制抗病毒方22000剂。一个“非典”病人每天要打10瓶点滴，一个护士最多时一天要换500瓶。
过年，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过年的团聚似乎永远是中国家庭的庄严承诺，是中国文化的聚焦。2003年的春节，广西在广东打工的许多年轻人甚至成群结队地开摩托车回家。广东交警不得不在两广之间的主要通道上设关卡，强制这些长途跋涉的“骑士”中途休息。
但是这一年的年夜饭，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的医护人员是在医院吃的，每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盒饭。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的丈夫说：“我和叶欣结婚22年了，但只有结婚那年我们一起在家过了春节，其余她全是在医院度过的。”
后来，叶欣被“非典”病毒感染了。她是哪天被感染的？她自己不知道，周围的护士也说不清楚。因为从2月份开始，抢救危重病例的事她几乎都有份。
叶欣是与医院急诊科主任一起被送进ICU的。
急诊科主任与急诊科护士长同时进ICU，让人唏嘘不已。
叶欣总是关心别人，常常听到她说：“我已经给这个病人探过体温，我已经听过肺，我已经给他吸过痰……”“你们就别进去了，尽量减少感染机会。”
据她的同事说，有时候，她在抢救病人现场甚至关起门来，不让太多同事介入，以减少感染机会。
进入ICU病房后她戴上了面罩，不方便说话。医生为她治疗时，她让护士递过纸笔，颤抖地写下一句话：“不要靠近我，会传染。”
3月24日凌晨，叶欣殉职，终年46岁。
叶欣殉职后，她的丈夫和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通电话，代表叶欣向医院提出两个要求——首先希望有一套洁白崭新的护理服，让叶欣穿着上路。叶欣生于医生世家，她热爱她的职业。丈夫曾经为她谋了另一份工作，为的是不让她那么辛苦，但是她拒绝了。所以丈夫知道她的心愿：她喜欢工作服，哪怕再旧再破她也喜欢。
其次，希望医院给他提供一份在护理叶欣时受感染的护士名单，他愿意掏钱慰劳这些白衣战士，他相信这也是叶欣的遗愿。
叶欣在这家医院当了23年护士长，她总是像大姐一样关心护士们。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尽管每天回家已经很晚，她仍然忘不了在临睡时煲上一锅汤，或者放一点花旗参，或者下一点冬虫夏草。第二天上班她要把这一锅汤带给同事们喝。
广东人讲究喝汤，因为抗“非典”，许多人回不了家喝汤，叶欣要把家的感觉带给大家。
叶欣被追认为烈士，曾经有人不同意。在他们心目中，烈士属于轰轰烈烈、枪林弹雨、横眉冷对、驰骋万里。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为此动了气。
烈士，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面对骤然临之的灾难，奋力抗击，勇敢献身，这岂不是烈士精神？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发起并带头捐建，由雕塑家唐大禧创作了一尊叶欣的胸像。按照叶欣家人与同事们的希望，唐大禧采用了写实的手法，让叶欣面带微笑形象地留在人间。胸像于5月12日国际护士节落成，安放在叶欣生前的办公室窗外。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位于二沙岛。那是广州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江风习习，绿地舒展。叶欣的胸像立在蓝天绿草之间，留下了一道永恒的风景。
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申请，授予了叶欣“南丁格尔奖章”。这是护士的最高国际荣誉。
英国女护士南丁格尔不但创办了世界第一所护士学校，出版了世界第一部护理专著，而且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勇敢抢救、护理伤病员。叶欣的精神与她相通。
有两则经典名言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被许多文章引用。
一则是西方医德的基础“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400年的古希腊名医，据说他每次给人看病之前都要诵念自己的誓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贵卑贱；我之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
另一则出自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孙思邈的中医巨著《备急千金要方》里，置于篇首的是《大医精诚》，其中恳切地说：“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
廖冰兄题写了“大医精诚”几个字，镌刻在叶欣胸像的基座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